伊拉克战争后中亚地区的战略局势与大国关系

伊拉克战争后中亚地区的战略局势与大国关系

作者：周敏凯发布时间：2014-10-24 来源：国际观察字体：大 | 中 | 小【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上海200062)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后，美国乘中亚的“权力真空”之际，开始染指中亚地区。阿富汗战争后中亚地区的国际战略地位突现，美国实现在中亚地区驻军的目标，美俄战略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使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加大;北约东扩，中亚地区国家成为北约和平伙伴，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更大。尽管中亚地区存在大国的竞争，出现各种国际力量与组织并存的局面，但是在反恐问题上，各国只有合作与协商，才能取得共赢，才能促进中亚的和平与发展。

【关键词】中亚地区/北约东扩/大国反恐合作

2003年5月1日，美国在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美国军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占领了伊拉克，控制了中东地区的战略要地。伊拉克战争以后国际战略态势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中东成为美国国际反恐行动的又一重点。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形成了中东地区局势发展的主导力量。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主导的北约加大了东扩步骤。北约战略重心进一步向中东欧、高加索推进，并且开始与中亚地区国家接触。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地缘战略空间一步又一步地被压缩，俄罗斯与北约的战略利益矛盾加深。

“9.11”事件以后，国际反恐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第一目标。美国反恐的重心在亚洲，主要地区是中亚(阿富汗)、中东(伊拉克)及东亚地区(菲律宾、印尼)。

尽管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大西洋联盟分歧加深，在中亚地缘政治关系上，大国之间也存在矛盾，但是在国际反恐问题上，美、俄、欧、中、日等大国立场一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合作协调，形成了国际反恐力量联盟，它和国际恐怖势力联盟形成了对峙态势，尽管是不对称的力量对峙。

伊拉克战争以后，中东地区问题的核心是巴以冲突与伊拉克战后的重建。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占主动，美国坚持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偏袒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以强凌弱的行为，似乎不想或不愿花更多的力量去改变中东以暴制暴的混乱状况;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美国困难重重。美国力图更多诉诸国际社会的援手，以减轻伊拉克战后重建对其经济、军事的重压。2003年10月16日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伊拉克战后重建的1511决议，但是法、德、俄、中不派军队维和，同时要求年底伊临管会组织大选，美国占领军还权于民选政府与伊拉克人民，德法两国不愿单独为战后重建出一分钱，美国与法、德两国之间分歧仍未消除。

伊拉克战争以后，中亚地区的局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美国将大部分军事力量转移到伊拉克，阿富汗的拉登基地组织与塔利班武装、中亚地区国家的三股势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力量似乎有所恢复，有卷土重来的趋势。近期在阿富汗的维和

部队遭袭事件不断发生，包括德国维和人员遭袭牺牲，美国在阿富汗将不得不准备与基地组织及塔利班武装打一场持久战。值得一提的是，阿富汗战争之前，塔利班武装有4万多军队，马扎里沙利夫一战，塔利班被歼1万多以后，塔利班武装便撤离了喀布尔与坎大哈两城，保留了2万多人的武装力量，向北部山区转移。伊拉克战争以后，阿富汗局势出现的动荡，其根子就在于此。

有西方学者评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在国际反恐问题上犯了一个战略错误。在国际恐怖势力的总根源拉登基地组织与塔利班武装未被歼灭之前，又开辟了一个新战场，并投入绝大部分兵力，分散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目标与力量，增加了反恐的阻力，延缓了取得反恐胜利的时间。

美国为了同时在中东地区与中亚地区两个战场作战，甚感兵力与财力不足，颇显力不从心。分歧加深的北约又难以随意调遣，于是美国在继续推进北约东扩的同时，在亚洲进行反恐的新战略部署，另起炉灶，拼凑美、以、印为核心的“亚洲版北约”。

美国与中东地区及中亚地区的关系，与北约东扩不无关系。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主导世界的全球战略在“9.11”事件发生前后没有根本变化。“9.11”事件后国际恐怖势力成了美国实现其主导世界的全球战略的主要障碍。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既有消除现时美国安全威胁的考虑，更有实现其矢志不渝的主导世界的全球战略的目的。北约从其成立之日起，就是美国实现其主导世界全球战略的军事工具。“9.11”事件后，北约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反恐的性质，在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指导下，北约重心东移，成为美国进行国际反恐战争的利器。

1999年4月23日北约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启动第一波东扩计划，接纳波、匈、捷为北约新成员。同时提出了21世纪战略新概念，即北约持续东扩，超越北约防区，实现“全欧化”;以主动出击原则，替代传统的被动的集体防御原则。北约在《华盛顿宣言》中明示：北约将“对所有的欧洲民主国家敞开大门”，不管其“地理位置如何”。(注：邱剑锋：“北约东扩对中国的影响”，载《组织人事报》2002年3月28日。)

2001年5月布什在给9个北约候选国首脑会议的信中再次重申：北约必须向欧洲所有民主国家开放，“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不会由于历史与地理上的原因而被排除在北约之外”。

2002年11月北约布拉格会议，确认第二波东扩的名单与时间，东、中欧7国将在2004年入盟。

与此同时，北约与中东欧其他国家及高加索地区国家签约，建立北约和平伙伴关系。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其主要北约成员不但发动了中亚地区与中东地区的反恐战争，而且战后长期在此地区驻军，这一事实说明，北约正在以新的形式东扩，并且以“欧亚化”目标取代“全球化”目标，以利于美国主导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中亚地区出现“权力真空”，美国开始对该地区渗透。1994年北约与中亚地区4国(哈、塔、吉、乌)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北约与东亚的军事合作关系得到加强。

1996年美国驻北约大使与北约军事指挥官访问中亚国家。

2001年阿富汗战争开打前夕，美国以围剿塔利班武装及“基地”组织为由，取得了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美军进驻两国军事基地。北约欧洲盟军司令詹姆斯·琼斯将阿富汗战争与围剿塔利班的军事行动，看作为“冷战结束后北约

军事行动范围内的一次重要扩张”。他指出，战后50年北约的重心一直在西欧，“现在的行动中心正在东移——在可预见的未来，北约所关注的地缘政治中心将是中东及其周围地区”，包括非洲大陆。北约重心东移是其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注：《青年报》2003年10月1日转引《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

2003年7月，伊拉克战争以后，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出访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罗伯逊对吉总统阿卡耶夫说，面对新挑战与新威胁，“北约的责任区域已经远远超出了欧洲范围”，与中亚国家在“和平伙伴关系”框架内加强合作“是现实的需要”。北约愿在维和、反恐、减灾与科技发展等方面提供援助。当然，中亚国家也希望与北约建立“和平伙伴关系”，以便获取北约的经援与军援、推动本国的军事技术现代化。目前北约为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培训军事指挥员的计划已经启动。

为了对付中东危机与清剿中亚基地组织与塔利班武装，美国除了发挥北约与北约和平伙伴的作用之外，还精心筹划“亚洲版北约”，即美、印、以三国军事合作。美、印、以都是核国家，美国与以色列在军事政治上紧密合作，主要对付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美国与印度的合作，主要对付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除了反恐目的之外，美国显然还有更深的地缘战略利益考虑，美国与印度在军事上联手，客观上具有削弱中国在亚洲影响的战略意向。(注：斯蒂芬·布莱克：“…亚洲版北约‟的内在危险”，载《参考消息》2003年10月1日。)

“9.11”事件后，由于美国咬定拉登策划了“9.11”事件，美国将拉登基地组织与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作为国际反恐战争的主要打击目标。由于中国西部的“东突”势力、俄罗斯的车臣分裂势力，甚至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的恐怖势力都与拉登基地组织有联系，因此中亚地区成为亚洲国际恐怖势力活动的中心，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战争的前沿。阿富汗战争以后，中亚地区的国际反恐战略地位迅速提升。

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力度加大。各国对中东石油供应的担忧也随之加大，纷纷寻找他处替代油气资源。中亚、俄罗斯、非洲、里海的石油资源的重要性增加。其中，中亚的油气资源地位上升，中亚地区成了国际油气资源争夺的热点。中亚石油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竞争的新目标。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当俄罗斯延缓安加尔斯克——大庆石油线路后，中亚的油气资源的意义更为重要。目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油气合作进展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