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周作宇

2012-8-19 10:35:04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05期第85～

91页

【专题名称】教育学

【专题号】G1

【复印期号】2001年12期

【英文标题】Education,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ZHOU Zuo-yu (Schoo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BNU,Beijing 100875,China)

【作者简介】周作宇(1964- )，男，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北京100875

【内容提要】社会分层是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应试”现象是普遍的，而非我国现阶段特有的现象。应试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社会资源，进而是教育资源竞争的问题。在看到社会分层客观存在的现实前提下，如何保证教育平等，如何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乃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In the paper,it is pointed out that social stratification is the social cause for the "for-test-education"to exist and to be kept on.The

phenomenon of "for-test-education"is not a unique case which only appears in China,it is quite common in the world.The key problem related to such kind of education is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rare social,further,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Gre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value by means of assuring educational equality,with the realit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under concern.

【关键词】应试教育/社会分层/社会流动for-test-education/social stratification/social mobility

随着素质教育话语的普及，人们对素质教育诉求的热情已逐步降温。现在，素质教育几近失去了冲创力，而创新教育则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话语中的新贵了。于是，作为对子，“应试教育”问题似乎也随之冷却下来。这倒不是因为人们已认清了其本质，也非因为素质教育的号子响过之后它在现实中开始消退。根本的问题是，应试只不过是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一种手段或资源，教育本来就很难和流动或分层割断开来。应试具有的普遍性、合理性使其存在无法消解。囿于教育来论“应试”似已无话可说。如对应试的社会根源不加分析，就无法对教育的选择给以理由充足的解释。如对教育的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分辨不清，就无法厘清教育内部的症结。

一

根据现在社会媒介对“应试教育”的批评，应试主义（注：应试主义不是一

个严格的概念。它只是表征指向考试的一种价值追求。应试的前提是考试制度。所以，应试主义乃是对教育制度的一种回应。它本身不构成终极的价值追求，毋宁说是一种中介性价值倾向。）是我国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一种异化的倾向。作为对应试主义的反对，素质教育成为纠偏的良方。当人们在追溯应试主义的历史源头的时候，很容易和建国后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联系起来。建国前的历史少有研究者关注。从科举制度取消到建国前的半个世纪里发生的教育故事或则被忽略，或则以“大帽子”遮之。另一方面，从直觉上，由于那时教育的需求远远没有被激发，所以考试升学的压力远没有现在大，故而认为应试教育不过是教育的现代病。科举文化似乎已从科举制度取消的那一刻起绝迹。然而，科举制度的传统并没有因为制度的取消而彻底消失。事实上，在随后进行的会考中科举文化反映得十分清楚。陶行知对会考进行的批判可以说明这一点[1](P144-145)。在一定意义上说，陶行知当时所面对的教育问题和我们当前所遇到的颇为相似。他对会考的批判言词之激烈甚至超过现在。这说明，就我国的教育传统而言，从科举考试的兴盛到式微，从陶行知时代的会考到建国后的高考立废循环，应试主义的倾向随制度的变化虽时有断裂，但主线明晰不衰。

还有的人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高等教育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因而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所以应试不可避免。如果考虑到日本的“考试地狱”、或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类似现象，儒家文化容易被看作是归因的一个根据。那么，跳出儒家文化的圈子看看比较发达的欧洲和北美，情况又如何呢？在多尔(Ronald Dore)1976的《文凭病——教育、资格与发展》中，就曾把英国放在和中国相似的境况中加以考量。“文凭病”不止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病，恰恰是英国引进了中国放弃的科举制度，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官考试制度。按多尔的分析，文凭病不只在中国、坦桑尼亚有所表现，在英国教育中也同样有染[2](P33)。在欧洲大陆，德国的双元制是举世闻名的。在文理综合中学毕业，只

要拿到毕业证，就可以升入大学。看起来大学入学很轻松。殊不知在小学四年级毕业的时候，10岁左右的小孩子就根据他的学业成绩被分送到主体中学和综合中学两种轨道了。前者走向职业教育，而后者的归属则是重学术性的大学教育。综合中学当然是家长们向往的。然而被准入者，当然是经测定认为是学业殊异者。而幸运者多出自中产阶级家庭。虽然测试的形式可能不同，但测试的作用和功效，却与我国的升学考试无异，不去理会测试的家长恐怕不多。相比起来，美国的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较高，在这样的国家应该鲜有应试教育的现象发生了。但从20世纪20年代年始，IQ的测试在美国就开始不断地受到抨击。批评者多抓住测试中反映出的种族歧视问题做文章。斯达特门(Stratman)在为1979年的《教育测验法》所做的准备陈述中曾指出：“标准化考试只是用来证明中产阶级子女的成绩。它使工人阶级的子女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前景暗淡无光。以性向、能力、或智力等术语进行的测试事实上只证明了一种价值和家庭背景”。在1981年斯特安纽(Strenio)出版的《测验陷阱》中，对“能力本位主义”遮盖下的阶级利益和社会权力进行了全面的揭示。不去应主流文化的试，就难以为主流文化接纳。如果说以前的批评集中于种族和阶级问题上，最近的批评就更接近于我国对应试教育的批评了。根据理曼(Lemann)在《大考试》中的考察，SAT之于东西部和ACT 之于中部中学生来说，影响是深刻的。这看起来大有中国高考所具有的效能。

由是观之，应试的现象并非中国的现代教育病，也非中国特有，相反，它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既然是普遍的现象，那么，在其背后必然有产生该现象的深层原因，而这种原因是无法在理想的教育观念中发掘的，也无法在现实的教育舆论中获得解释。无疑，需跳出教育的圈子，从更为根本的社会问题出发，才有可能厘清和解析。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