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文献综述

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电视媒介的特性、灾难报道的作用以及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的对象、原因以及具体现象等，进而分析如何通过镜头的取舍以及建立我国灾难新闻报道应循的机制和原则来解决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

关键词：电视新闻；灾难报道；新闻伦理

引言

由于灾难具有不可预知的突发性，不可抗拒的破坏性，会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在短时间内必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新闻业界认为灾难新闻是最具报道价值的新闻。[1]可是在报道的过程中，为了博取受众眼球和收视率，重复播放一些未经处理的充满血腥和死亡的电视新闻画面或镜头，不仅会影响电视机前的观众产生压抑、紧张等的负面情绪，更会对画面内的受灾群众及其家属造成无法弥补的“二次伤害”，由此产生的新闻伦理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在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应该如何对电视画面进行取舍？是选择视觉冲击力强的？还是应该考虑受众的承受能力？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应该如何进行报道工作？记者是先救人还是先采访？一系列的新闻伦理问题，无不考验着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的工作人员，如何权衡利弊，做好灾难报道是本文试图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阅读和整理部分1997年至2013年间有关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新闻伦理问题研究的期刊和论文，总结出该研究课题国内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并希望从其他国家相关的优秀经验中得到启示，进而使国内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一．电视媒介的特性

（一）视听结合

与报纸、杂志、广播相比，电视的主要特点应该是视听结合。报纸和杂志主要借助印刷媒介，读者必须通过对印刷符号的文字解码才能获得信息。而广播则以声音为载体，不免使人产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感觉，缺少真实感和可信度。电视上既有声音又有动感的连续画面影像，给人犹如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最重要的是直观易懂，对受众的文化要求程度不高。

（二）广泛的辐射力和快速性

1.时效性强

电视图像和声音靠电波、电缆和通讯卫星传递，使得电视时效性极高，可以达到传送与接收的同步进行，没有时间差。它最突出的表现在各种现场直播的节目中。尤其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也越来越多的采用现场报道的形式，并运用多机位、多角度的直播手段，这种同步呈现新闻内容的方式，迅速、真实、直观，让不同地方的受众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其他地方的最新情况。

2.覆盖面积广

在我国，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发展，通过卫星传送的电视传播网已经形成，电视台的覆盖面极广，收看率也很高，不论哪个阶层，老少皆宜。与广播媒介相比，人们没有了信号接收强弱、接收地域、天气等其他因素的制约；与网络传播相比，人们也不必担心接收信息的速度以及会有网络繁忙的情况出现。无线、有线、闭路、移动和卫星电视的立体传播网络使得电视信号遍布全球，无所不及。

3.信息含量大

电视媒介使声音和画面同时、同步存在，并且可以准确地传达所要表现的气氛和内容。声音和画面的有机配合，使受众很容易就了解包括新闻信息的背景以及补充内容等。

(三）真实感与真实性

电视文化所传达的信息，多是以直接取自生活的画面和声音诉诸于人的视听感官，其真实感是显而易见的。电视媒介具有真实性，它快速、及时地传播世界各地的信息，把活生生的可感可知的形象展现给成千上万的受众，让人们看到了许多过去根本看不到的人物、情景，听到了过去听不到的声音，感受到了过去感受不到的各地的风土人情等。[2]

二、灾难报道和新闻伦理

（一）灾难报道

1.灾难的概念和特点

灾难性事件一般包括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两类，自然性灾难是指来自自然界的人类不可抗拒的力量或由非人为因素而导致的重大事故或自然灾害；人为灾难是指由人为因素或各种社会矛盾而导致的重大的、突发性事件。灾难具有突然发生、波及范围广泛、损失惨重、关注度高、社会影响深远的特点。[3]

2.灾难新闻的概念

电视新闻灾难报道指电视新闻传媒机构对给人类带来的各种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它是电视新闻报道类型中的一种，也是社会新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最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变动的新闻品种之一，[4]具有独特的报道内容、重大的影响

力和极高的新闻价值。

3.灾难新闻的特点

①刺激性,对于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灾难，充满血腥的新闻能够迅速刺激人的感知神经,引起人们关注,事态越严重或涉及范围越广，刺激性就越强。

②背向性,这是灾难性新闻的显著特征,与人类渴望安定的主观愿望相对而言的,灾难性信息所体现的一直以消极的形式出现，给人痛苦的感受。

③突发性,灾难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预知，没有预兆的。同样,对于灾难事件的报道也是无法策划,充满了偶然性。

④紧迫性,对灾难新闻的反映越是迅速，反映决策越是准确,那么灾难造成的损失就越小。[5]

4.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作用

①传播信息, 满足需求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危害,所以,灾难事件总是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从新闻的角度来讲,报道受众关心的事情是媒体应承担的责任,因此,满足受众需求是媒体进行灾难报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②公布事实, 澄清视听

通过媒体对灾难事件本身以及前因后果的报道,让人们了解灾难事件发生的范围、程度、趋势,可以起到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的目的,避免人们“以讹传讹”，从而起到引导舆论、把握导向的作用。

③总结经验, 警戒后人

媒体进行灾难报道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警戒世人,从而尽量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帮助人们分析了解灾难发生的原因、造成的后果以及事后的处理措施等,使人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或防微杜渐, 防患于未然；或亡羊补牢,尽量减少损失,做到吃一堑,长一智。[6]

④明确有效地监督政府

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媒体工作人员还肩负着监督政府的责任，监督其在面对灾难时的应对策略和救援工作是否到位，是否有所作为，是否干涉、隐瞒新闻信息的全面、公开报道，是否流于表面而不去挖掘事故背后的原因，以及是否偏袒、姑息引起灾难的人员等的行为。[3]

5.我国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演变轨迹

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电视新闻灾难报道模式为“党和政府的关怀+人民的救灾抗灾”,追求强烈的宣传教化功能,忽视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的原因与后果；20世纪80 年代以后, 电视新闻灾难报道客观地反映灾情成为主要的报道模式,对灾难本身的信息价值更加重视。[7]

6.我国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阅读的相关文献提出我国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现状时，使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资料收集法和分析归纳法，通过对诸多案例的研究和分析得出结论，是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以下是笔者归纳总结的我国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现状以及相关文献对其的内容支撑。

①“悲剧”变“颂歌”

一些报道“反面文章正面做”,硬把天灾人祸带给人们的“悲剧”演化成一曲“颂歌”,使得灾难本身带给人们的警示作用丧失殆尽,这实际上背叛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8]是对受众不负责任的做法。

②报道缺少人情味, 人物形象脸谱化

报道中主要是突出受难者无畏困难，无怨无悔，救灾者不畏艰险,敢于献身的气魄，经传播过滤后的人物失去了个性，以清一色的豪言壮语来表现战天斗地的雄心壮志和乐观精神, 缺乏对灾难的深度探究,缺乏对人们的痛苦、悲剧的处境的同情,无法唤起大众的感同身受。这种人为的“高、大、全”的写法有悖于新闻传播的规律, 既是对受众的不负责,也是对报道对象的不负责,让人怀疑和反感。[9]

③将灾难当作记者的“狂欢节”

为了吸引受众,记者们满腔热情地追逐灾难、展览灾难,报道过多过滥,使得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故、意外、冲突充斥于电视画面。这种对灾难新闻的恶意炒作会事与愿违地误导受众,给受众以现实中天灾人祸占了主流的印象,使受众对社会产生曲解,加剧新闻传播的负面效应。[9]

④渲染灾难的血腥与恐怖

把受难者的痛苦作为吸引眼球的手段，将凄惨骇人的场景、触目惊心的照片、耸人听闻的标题强势编排，极易唤起受难者及其亲属的痛苦记忆，增加普通受众的紧张、忧虑和不安的情绪。从长期来看，这些细节描写与恐怖图片会通过积累的方式逐渐破坏受众的正面认知结构，在社会上形成看客心理，破坏社会整体的、健康的心理结构。[10]

7.我国在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的里程碑

虽然我国在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但不代表完全没有一点成绩。汶川大地震的电视直播可以说是我国在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的里程碑。

汶川大地震的直播报道，不仅为救灾决策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而且让真相跑在了谣言前头，有力地阻断了流言和谣传，稳定了民心：同时电视也跑在了其他媒体的前面，赢得了竞争的先机。

汶川大地震的电视直播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产生着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力量，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动员能够产生这种力量；电视直播将全世界的华人动员起来，形成了一股关心祖国、支援灾区的洪流，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动员能够产生这种影响；电视直播将中国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形象发生了巨大改变，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外交活动能够产生这种效用。[11]这一次的电视直播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称得上是我国在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的里程碑。

(二)新闻伦理的内涵

布洛克(H. Gene Blocker) 说过: “伦理学试图发现能够确证人类所有行为和最终说明使行为正当或不正当之最高层次，最一般的原因。”[12]而新闻伦理则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是专门针对新闻工作者而提出的。

新闻伦理的内容大致有以下两个层面：一是新闻从业者的自律，由传媒行业业内人士制定相应的规约，进行自我约束,业内共同遵守；二是外部社会上，从观念、道德、法律和舆论上等等对新闻从业者所抱有的符合伦理价值的活动原则。这些规范和原则指导着新闻从业者的新闻实践活动，并时刻提醒着他们，新闻报道在享有最大的自由的同时也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13]

(三)新闻伦理与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关系

一方面，灾难性新闻报道受到新闻伦理的制约；另一方面，具体实践表现出的伦理规范会反作用于新闻伦理，对新闻伦理起建构或消解作用。

1.新闻伦理决定新闻传播主体的道德取向

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新闻传播主体的职能主要表现在信息的搜集、筛选过程中，他们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伦理使“把关人”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感情或偏好去选择新闻，而是必须刻上伦理的烙印。

2.新闻传播行为关涉各种伦理关系

这里的新闻传播主要是指媒体在向社会输送信息过程中所采取的形式，如：如何获取信息，如何传播，为谁传播信息等，这些必然涉及各种利益关系，其中就涉及到伦理判断。

当灾难事件发生后，受众依赖大众传媒传递的新闻信息来判断社会环境，评价他人和社会行为，协调自己与组织的行为。社会主流道德观念决定着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伦理抉择，继而渗透进整个新闻报道事件中。[5]

三、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涉及的伦理问题

研究的文献中，大多使用了案例分析和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文章的观点。有的从宏观方面阐述，有的从微观方面阐述，有的二者兼备。文献中，抓住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人文关怀”缺失展开阐述占了大多数，其他的观点分别是：

①媒体的“社会责任论”；

②受灾群众的隐私权以及“二度创伤”；

③灾难新闻采访的伦理原则，从善的原则、正当原则、秩序原则、情感原则、效用原则进行分析；[14]

④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审美引导，从新闻报道的主题美、新闻报道的深度美、新闻报道的人性美、新闻报道的真实美方面分析；[15]

⑤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的情感表达，包括现场直播画面的情感表达、记者现场的情感表达、主播的情感表达、屏幕宣传语的情感表达、国家领导人的情感表达、救援者的情感表达、志愿者的情感表达、幸存者的情感表达[16]。

其他的文献则是从多个方面进行文章阐述。以下是笔者归纳整理出来的几种集中的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涉及的伦理问题。

（一）电视新闻工作者在灾难报道中出现的伦理问题

1.敬业报道和投身抢险之间的抉择

面对灾难时，记者是作为职业人敬业地完成报道任务，还是处于一个社会人的角色，投身抢险？在灾难现场：救人第一、采访第二。灾难当事人的生命健康权优先于受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新闻采访权。[17]记者不能罔顾灾民的生命而成为冷冰冰的采访机器。“先营救,后报道”符合最小伤害原则的具体体现[18]。不能为了追求新闻的即效性而干预了现场救援进程，记者应该坚守自己首先是温情的人类，其次才是传媒人。[19]

2.采访中人文关怀的不足

一般认为，人文关怀发端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是以人为主体和中心，维护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求，尊重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等，其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

“人文关怀”理念强调在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中除了客观地报道灾难状况、分析灾难原因外，力求把受众的内心体验放在心上。[20]但仍然有不少记者在采访中对受灾群众的人文关怀不足，具体体现在：

①为抢新闻不惜伤害被采访者的身体；

②采访时机不当妨碍救治；

③采访语言运用不当给被采访者内心带来创伤；

④重复采访让被采访者不胜其扰。[3]

（二）电视新闻媒体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伦理问题

1.追求视觉效果，忽略受众感受

受众是独立的且具有尊严的传播对象。[21]但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镜头中出现被压在废墟中遇难者的尸体，甚至是断臂残骸、血肉模糊，伤者和亲人泪流满面、绝望的眼神的特写，这些渲染灾难和死亡，片面强调、渲染灾难的视觉效果强烈的镜头和画面赫然跃入受众眼帘。

这样的电视镜头与画面引起了新闻伦理上的争议。一方面，惨不忍睹的镜头和画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唤起受众的怜悯之情，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但另一方面，画面的血腥、悲观等情绪通过电视媒体的呈现，不仅没有考虑遇难者、伤者及其亲属的尊严与隐私，是对死者极其不尊重的做法，对受众也是不负责任的，同时也会产生消极的舆论引导和社会影响，比如过于刺激而让受众的心理久久不能平静，甚至给遇难者家属造成极强烈的负面情绪———悲观、厌世等。[3]不能让受众在这些充满残忍和血腥的画面中麻木，最后变成一名“看客”。

2.重复播放渲染悲观气氛，引发“二度创伤”

流动的、连续的电视画面重复播放灾难现场的情景，再配上悲情的音乐，渲染出浓重压抑的悲观气氛，不仅带给受灾群众“二度创伤”，同时也带给电视机前的受众一定的心理负担。

灾难心理学研究报告表明，无论是直接受灾的受害者，还是参与救灾的目击者，都有30％～60％的人会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并会出现惊恐、失眠、抑郁甚至自杀等失常行为；而对媒介受众而言，短时间内接触海量的灾难新闻特别是血淋淋的新闻影像画面，多数人会产生厌恶、忧虑和焦躁不安等生理心理反应，直接影响到新闻报道的传播效果。[22]

四．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出现伦理问题的原因

（一)众多媒体灾难信息报道不透明

受地方保护主义或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旦有灾难性事件发生，地方政府一般都是极力封锁和掩饰，谓之“控负”。他们常常把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理解为“抹黑”、“揭黑”行为，要求“媒体以社会稳定为重要前提，在灾难事件发生时控制信息的传播，即所谓的‘堵新闻’现象”。造成媒体在灾难性事件发生时基本采取回避、低调、概括式的报道方式。[23]

受这种观念的影响，部分媒体的灾难性新闻报道经过筛选，主次不分，信息不透明使小道消息漫天飞，引发灾区周边人们的恐慌心理，加剧灾民的恐惧心理，进一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20]

（二)记者的角色定位不准

在常规的新闻中，记者通常只是旁观者和局外人的身份，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受访者，与受访者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持有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但是在灾难事件的特殊情境下，记者的角色变得复杂。记者与被报道者面临同一种危机情境，面对的都是巨大无情的灾难，此时记者不仅是亲历者，还是参与者。在灾难现场，记者不应该是事不关己的态度，不应该不考虑灾区人民、救援人员的心理，用一些近乎残忍的方式提问和拍摄。[24]

（三)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人文关怀”理念认识不足

有记者在突发灾难性事件采访中，仅仅把“人文关怀”作为一个新闻报道的程序性模式，为了“人文关怀”而“关怀”，没有换位思考，自觉地站在受灾者的立场体验和思考问题，相反，他们有意无意地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灾民去采访和安慰，隔岸观火，不能感同身受，自然得不到采访对象的回应。有些记者甚至认为，人文关怀就是要加强灾难新闻的深度报道，把逼真的灾难现场画面和灾难受害者的受灾心理呈现在受众面前，所以往往不顾新闻伦理的底线，不讲求新闻职业道德，肆意揭人伤疤。[20]

（四）市场利益驱使媒体追求“卖点”,人文关怀精神被异化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喉舌”，“事业属性，企业化管理”的运营模式使媒体不得不参与市场竞争，不断地追求经济利益。[25]在这个过程中，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使媒体自我功能定位不清，片面追求所谓的新闻“卖点”，最终的结果是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被异化成为吸引受众眼球、提高媒介收视率的砝码。[20]

五．把握镜头选取关克服电视灾难伦理问题

（一）关于镜头选取，无非是镜头的距离、尺度、取舍三个方面

1.距离

镜头不是越近越好，人性人道远比新闻价值来得重要。“零距离”的方式还原现场，呈现了灾难的真相，但却伤害了受害者及其家属。不要出现过多的灾难特写镜头，留一些空间给受灾群众喘息，也留下对其隐私和生命的尊重。

2.尺度

镜头尺度也不是越大越好。镜头中不宜出现残缺不全的尸体或是扭曲变形的尸身，是最基本的尺度问题。充满破坏性的、血腥恐怖的镜头是极具表现力，是能一下子抓住受众的眼球，但却违背了记者的伦理操守，带给观众沉重压抑的感受，更是深深地伤害了受害者。记者不应该把受害者当成是“新闻材料”，而应该把他们当成“人”来尊重。

3.取舍

当遇到有争议的镜头或者画面时，编辑在选取时应该衡量以下几个因素：

①对报道内容来说，画面是否有助于解释和说明情况，这是最基本、也是

最先需要考虑的因素；

②这些镜头或者画面，公众是否有必要看到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之一；

③要富有同情心，无论是镜头中被拍摄的人物还是接受信息的公众，这都

是非常有必要的。[3]

在这样一个敏感的电视新闻媒体领域，我们遵循一条特殊原则——如果有疑惑，就剪掉。[26]

（二）合理使用“情景再现”

在灾难事件中，合理的使用“情景再现”。“情景再现”将过去的事实模拟再现出来，然后作为事实陈诉。以“7.23”动车事件为例，事故发生之后抢救出来的乘客，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遭受了极大的创伤，短时间内很难准确地将事故发生时的一些情况告诉新闻工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工作者通过三维动画，模拟事故发生当晚两辆动车的运行情况，以及当时事故发生地点信号灯出错的情况，将事故发生原因解释的清清楚楚，让群众了解到了事故的真相。由此可见，合理的使用“情景再现”，虚拟的再现并不是对真实的曲解，反而是事实真相最佳的阐述。

但电视灾难新闻中的“情景再现”应该是对悲剧的直面，而不是对血腥暴力或恶心的宣扬，媒体应该通过正确地使用“情景再现”反思灾难，警戒后人。[1]（三）从受众的角度出发

拒绝猎奇、追腥等伤害受众的尊严和隐私权的做法，而是应该怀着“以人为本”的观念给遇难者以最后的尊重，给幸存者以安慰和力量。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要“保护弱势群体”。灾难中的报道对象大都是受灾群众, 因此保护弱势群体是灾难报道中的重要原则,而未成年人更是弱势中的弱势。另外, 受众中的未成年人也是电视媒体需要保护的对象。[27]

2008 年5月21日, 中国心理学界危机及灾难心理救援项目组向媒体发出的建议中, 不建议采访受灾的未成年人, 特别是伤残的未成年人；如果必要的话建议文字采访, 即使同意电视采访, 应用马赛克遮住面部；对同一个儿童采访不宜太多, 一次即可,不能重复采访。[28]

六．来自其他国家灾难新闻报道和记者职业伦理问题的启示（一）英国PCC协会(英国报业投诉委员会)

在PCC 修订后的准则中, 受害者利益被置于首位, 不允许记者擅自采访处于悲痛状态的受害者, 禁止记者不顾被采访对象的感受擅闯医院进行采访。虽然

PCC 的这个准则并非专门针对灾难性新闻采访而制定, 但修订后的新准则要求“任何”援引“公众利益”的“例外”都必须有充分的解释,更强调了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报道中必须证实有“异常的公众利益”可凌驾于“正常的”“首要的”儿童的利益之上, 以限制媒介借口“公众利益”滥用权力的可能。[14]虽然这是英国报刊新闻界有关新闻采访的伦理制度规定, 但同样可以给予我国在电视新闻灾难报道时采访的借鉴，让我国的媒体在以后的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把受害者利益被置于首位，同时保护灾难中的未成年人。

（二）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1996年制定的《职业伦理规范》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1996年制定的《职业伦理规范》写到：“对那些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表示同情，尤其面对孩子和没有经验的消息来源或采访对象时，要特别小心。当采访受到悲伤事件影响的人们或使用其图片时，记者要有同情心，谨慎使用图片。要认识到采访和报道可能会对采访对象或公众引起伤害和不安。自以为是地追逐新闻是不可取的。”[11]

美国职业记者协会有关于职业伦理规范的描述树立了人文关怀的模范，非常值得我国的记者在电视新闻灾难报道时好好学习借鉴。

（三）韩国《新闻伦理实践纲要》

韩国新闻界也专门在《新闻伦理实践纲要》中规定：“记者在采访灾害或事故时不得损害人的尊严,或者妨害受害者的治疗,对受害者、牺牲者及其家属应保持适当的利益。”在采访医院等场所时,须表明身份,“未经许可不得对病人进行采访或拍照,也不得对病人造成障碍”。[30]

韩国在新闻伦理实践方面提出细则，给我国相关的法律空白树立了榜样。（四）日本

1.《日本放送协会防灾业务计划》

日本政府在其《日本放送协会防灾业务计划》中, 就灾害报道的诸多事项制定了极其周密的实施细则, 各家电视台为了应对《放送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和《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的要求, 也积极建立起紧急特别报道机制。日常新闻中强化新闻报道的组织建设、制定周详的制作流程, 遭遇突发事件时则迅速地由日常新闻报道机制转换为紧急特别报道机制。[29]

2.日本公共广播电视台NHK

日本公共广播电视台NHK 建立的非常完善的自然灾害报道机制，在突发事件进程中有效减轻了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稳定了社会情绪。其报道机制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①防灾报道未雨绸缪；

②加强灾难报道过程中的防灾报道；

③追求时效性，做到即时报道；

④“安心报道”，避免过度渲染灾情造成社会恐慌；

⑤尊重生命, 注重人文关怀；

⑥报道要做到真实可信、反映真实问题。

日本NHK 在灾难性报道中更加重视对于防灾救灾知识的传达，一方面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另一方面使人们能够自救，提高对灾害的防护意识。

日本在灾难报道中对极度悲痛及恐怖的画面的播出有着严格的控制，而侧重对灾民微笑镜头的展现，这样的报道方式除了做到对于灾难中的悲伤情绪的控制，避免造成社会的混乱之外，还能增加灾区重建的信心，促使救灾及重建工作顺利进行，并恢复人的积极健康心态。[31]

地震频发的日本在电视新闻灾难报道方面的高效有序的做法非常值得推崇，给我国在电视新闻灾难报道指引了方向。

七、我国电视新闻灾难报道应循的机制和原则

阅读的文献中，提到如何解决我国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伦理问题时，大多数文献中提到的措施有以下三种：

①建立和完善灾难新闻报道的应急机制

②推进媒体道德规范的制度化

③提高新闻从业人员自身修养

有的文献抓住媒体为对象，提出媒体机构：人道主义至上的报道原则以及媒体从业人员：客观、专业的报道原则；[32]有的文献还提到了在传媒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强新闻伦理教育，从源头处分析现象和提出意见。以下是笔者归纳整理的措施和解释：

（一）有效的灾难性报道应急机制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正式的新闻法，所以灾难性报道应急机制需要行业、学界与准则制定者相互交流商讨，从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灾难报道应急机制。

建立有效的灾难新闻报道的应急机制，应该包括组织机构设置、应急作业流程、保障措施安排、报道效果评估四个方面。

在灾难性事件发生之后,媒体能通过有效的组织机制和科学的作业流程,快速发出指令,并调动、协调相关人力物力资源展开报道；详尽的保障措施的安排，则可以有效地保证“媒体和记者获得足够的物质支持如采访设备、交通和通讯设备；信息支持, 如前线报道人员与后方媒体指挥机构的信息互动；安全支持,如确保前线报道人员的健康和安全等。”最后是对新闻采访报道人员以及对采访报道内容的评估。[29]

（二）媒体行业伦理道德规范细则化

笔者认为制定适合我国媒体行业的新闻伦理细则迫在眉睫，细则应该对媒体的职责和记者的行为等做出详细的规定，使媒体行业的伦理道德细则化，做到奖罚分明，权责明确。

细则中，应该明确媒体以及从业人员的具体职责。比如说，当电视画面中明显出现受害者尸体的容貌时，细则中应该明确规定谁应该为此解释和负责，比如该时段的导播接受内部调查并得到相应处分；再比如当记者漠视幸存者的隐私，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又或者其采访阻碍了救援工作的开展导致了受灾者不幸死亡时，细则中应该明确指明记者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具体的代价，比如停职接受上级调查等的处分。

细则中最重要的是做到“有功必奖、有过必罚、权责分明”，做到采访报道人员的工作状况、其新闻报道所产生的社会传播效果与其个人利益直接挂钩。只有具备一套完整并且完善的细则评估机制,才能促进和激发记者在顺利完成本职工作的过程中,恪守新闻伦理道德,使报道作品少一些血腥恐怖,少一些歌功颂德, 而多一些社会责任, 多一些人文关怀。[29]

（三）提升媒体从业人员自身素养

细则之外，就要靠媒体行业多组织有关新闻伦理道德细则的学习和推广，以及采访技能的培训升级，使记者在灾难报道中理性地进行采访。而且记者还应该学习多一些基本的心理抚慰常识,避免因无知对悲伤中的人群造成新的伤害，应该多学会和使用人文关怀式的采访。

更重要的是各大新闻院校应该开设新闻伦理学专业课程，并重视学生在新闻伦理道德方面的培养，使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新闻伦理的重要性,并且自觉运用到新闻报道中。因为这关系到新闻传媒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新闻报道的质量。最后就是靠媒体从业人员的自律了。记者也好，编导也好，先做好自己的“人”的本分，再怀着一颗人文关怀的心去从事媒体事业。

（四）第三方的监督

媒体行业的新闻伦理细则制定之后，如何具体实施才能使细则的作用发挥出来？必须要有第三方的监督，第三方的监督不能是细则的制定者，也不能是细则的遵守者，而是要拿出大力整治媒体行业的决心，成立一个全新的监督部门，独立于媒体行业，要接受来自受众的监督和意见，并做到信息的全面公开、透明，把权利放在阳光下才不容易腐坏。

总结

通过对我国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部分相关文献的综述，从电视媒介特性到电视灾难新闻再到新闻伦理问题，从电视新闻灾难报道中存在的新闻伦理问题的对象到其关系、原因、具体现象再到如何克服这一问题，从国外的相关灾难报道的经验以及伦理规范再到提出符合我国电视新闻灾难报道应循的机制和原则，对我国电视新闻灾难报道的有关问题做了一定的了解和分析

本文希望通过对灾难新闻报道中新闻从业者可能遇到的伦理问题等进行梳理，希望可以给相关的媒体从业人员提供一定的借鉴。希望他们以后在灾难报道中完善报道手法，以人为本，尽量减少与伦理的尴尬冲突，并全面准确地进行报道，在满足受众对信息需求的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希望他们的报道能充满人文关怀，给遇难者以尊重，给幸存者以安慰，给其他受众以希望。

参考文献：

[1]李金龙，张天姝，李彬．浅谈电视灾难新闻中的“情景再现”[J]．北方文学，2012，（11）：

122-123．

[2]电视媒介特性[EB].https://www.360docs.net/doc/e03751646.html,/p-60161650.html

[3]周丽娟．电视灾难报道中的伦理分析[D]．黑龙江：黑龙江大学，2012．

[4]张欢欢．我国灾害新闻报道的变化分析[J]．安徽文学，2007，（4）：158-159．

[5]陈材．新闻伦理在灾难性新闻中的应用[J]．新闻窗，2012，（1）：33-34．

[6]栾轶玫．关于灾难新闻报道的角度选择[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12）：63-64．

[7]董天策，蔡慧．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转变与突破—以汶川地震报道[J]．江南社会学

院学报，2009，（4）：6-10．

[8]沈正赋．灾难新闻报道中的人文主义关怀[J]．声屏世界，2002，( 9)：10-12．

[9]张晓春．灾难新闻呼唤人文主义关怀[J] ．兰州学刊，2005，（1）：273．

[10]郭小平．要以人文关怀为价值归宿[J]．新闻爱好者，2002，( 9) ：9．

[11]张君昌．职业冲动与职业操守的博弈——有感于电视媒体在抗震救灾报道中的表现

[J]．现代传播，2008，（3）：47-50．

[12] H.Gene Blocker. Ethics: An Introduction [M].Haven Publications, 1988:10.

[13]古福．灾难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

[14]刘海明．灾难性新闻采访的伦理原则与制度框架构建[J]．社会科学研究，2009，（5）：

173-178．

[15]万慧．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审美引导[J]．写作，2008，（19）：38-40．

[16]唐弦，朱费伽．电视灾难报道情感与理性的平衡表达[J]．视听，2008，（11）：6-9．

[17]邓勇．灾难新闻报道中的权利冲突[J]．青年记者，2011，（27）：28-29．

[18]郑根成．媒体载道：传媒伦理研究[ M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21．

[19]孙阗，陈欣欣．伦理抉择下的灾难新闻报道[J] ．商品与质量，2012，（7）:234

[20]李伟锋．试论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J] ．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3，（2）：58-61．

[21]陈力丹．如何处理新闻中的血腥、灾难、痛苦画面——传媒图像伦理规范初探[J] ．新

闻记者，2007，（2）：29-31．

[22]方金春，方炜杭．灾难新闻的“影像暴力”控制[J] ．新闻爱好者，2009，（13）：6-7．

[23]莫凡．试论灾难报道中的人文关怀［J］．新闻界，2006，( 1) : 129．

[24]魏曼丽，陈瑞楠．对电视灾难新闻报道中记者行为的新闻伦理思考［J］．科技传播，2013，

（17）：5-6．

[25]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7－10．

[26]陈力丹．性别教育与大众传播[J]环球人物，2009，（7）．

[27]王卉．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案例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科版) ，2008，（9）：169-173．

[28]刘海明．灾难性新闻采访的伦理规范与建构[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6）：94-98．

[29]喻波，吴月娥．浅议记者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的道德伦理——以汶川地震采访报道为例

[A]．第六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科技新闻学

会，2008：277-280．

[30] 陈昌凤，王雪冬．灾难报道请烙守“最小伤害”原则[J]．青年记者,2008（6）:42．

[31]刘文蓉．灾难报道新闻伦理问题初探[J]．青年记者，2011，（24）：55-57．

[32] 程素琴，谢婧．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8）：

16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