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比较

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比较
新闻学一班张浩田411051摘要：
东西方新闻价值中总是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要包括：
时效性、接近性、重要性、冲突性、趣味性等，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新闻界认识比较一致，因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灾难新闻都很受关注。

探析东西方差异性有利于我们的借鉴。

关键词：
灾难性报道新闻比较差异所谓灾难性新闻，它是指对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灾害，是指由于瞬间爆发的、不可控制和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因素引起的，突然的超越本地区防灾力量所能解决的，大量人畜伤亡和物质财富毁损的现象。

灾难性事件一般包括自然性灾难和社会性灾难事件两类。

自然性灾难。

所谓自然性灾害，是指自然变异超过一定强度，对人口和经济造成损失的事件。

自然性灾难主要分为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

前者如地震、塌方、雪崩、地裂缝、火山喷发等，后者如淫雨、干旱、冷冻、等。

两者的关系密切，常常互为因果。

例如2003年伊朗发生的大地震，两万多人死亡，全世界的媒体都迅速地给以报道。

社会性灾难。

社会性灾难是指由人为因素或者各种社会矛盾而导致的各种突发性的意外事故，如汽车相撞、火车脱轨、飞机失事、游轮翻沉、房屋倒塌、火灾、工矿伤亡等，都无谓地造成生灵涂炭，是人类文明的损失。

特别是那些重大事故，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得核电站事故、俄罗斯核潜艇沉没、“
9。

11”恐怖事件，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等都震惊世界，引起全球关注。

我国新闻传媒长期以来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团结稳定鼓劲”的导向原则，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舞和激励人们斗志和信心的新闻题材，但随着改革开放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受新闻事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媒体部门观念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灾难新闻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并开始向以“事”为本位、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转变。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有关灾难事件的报道大体有两类称呼：
灾害新闻或灾害报道；灾祸新闻或灾祸报道。

此外，鉴于黑色作为不幸、悲哀或死亡的象征意义，所以，也有人把灾难新闻形象性地称为“黑色新闻”。

然而，在西方新闻学的术语中，没有相对应的“DisasterNews”一词。

这恐怕跟西方的新闻观念有关，因为在他们的新闻定义里，灾难本身就意味着是新闻。

因此，也就没有单独的“灾难新闻”的概念。

但是，东西方新闻价值中总是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要包括：
时效性、接近性、重要性、冲突性、趣味性等，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新闻界认识比较一致，因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灾难新闻都很受关注。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根本不同，所以在对其理解和操作上就有一些区别。

面对同样性质的灾难事件，中外记者的报道内容、写作风格等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灾难报道视角的区别对于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报道，东西方记者的眼光是不尽相同的，他们选取的角度也是各有特色。

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平衡”是一种普遍观念，尤其是发生洪水、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与自然发生冲突时，新闻报道中的文字和图片没有过多地对自然恐怖的描述，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人“和谐”的价值观。

而西方的新闻报道则一般不避讳苦难，有时候甚至是不惜笔墨地渲染苦难。

无论是采访还是写作，西方记者更注重的是对个体的渲染，相对而言，中国的新闻报道在塑造人物上则更注重其共性，“类型化”表现得多一些。

对灾难事件的报道，西方媒体往往渲染的是个人在灾难面前所受的苦难，焦点对准灾难面前的个体形象。

在同一题材的灾难面前，中国媒体更多表现的是另外一种文化诉求。

中国的传统观念崇尚“天人合一”，所以在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尽力避免描述灾难细节，而着力挖掘人与自然的和谐，把现实的苦难升华为精神上的力量。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纵观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媒体，对这次大地震都抱以极大的关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灾害中涌现的人物进行了高度赞美，对抗震救灾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给予大力弘扬。

灾难报道主题的差异主题是一篇新闻作品的“中心”和“主旨”，它既是组织材料的“纲”，又是材料表现的目的。

在新闻写作过程中，主题是“纲”，记者在现实材料中发掘出具有代表性或普遍意义的观点，以此作为文章结构的基础和灵魂进行写作；主题又是“目的”，是传播者试图通过材料传达给受众的倾向或观点。

所以，无论从写作角度，还是从受众阅听角度，主题都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对中西媒体有关主题类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新闻主题的确立方面存在一些差别。

著名新闻学者、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我国关于灾难报道的主题“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我们的灾难报道不是站在“事”的方位对灾情、抗灾、救灾进行反映，而是立足“人”的角度对事实进行总体审视，力求凸显人的精神。

由“事实的悲”而生出“精神的乐”。

也就是说，在价值判断中，重视宣传价值要远远高于新闻价值。

西方的灾难报道重视对灾难本身的关注。

面对灾难造成的悲剧，西方记者惯于带着浓厚的情感以大量的笔墨赤裸裸地描摹事实，着力表现灾难对人的摧残，表现人的悲惨境地、痛苦命运，表现人与自然力的冲突，人的无助与绝望。

这与我们的报道往往聚焦于灾难中人的精神，用人的“战天斗地”去消解灾难的悲剧性质有很大不同。

我们的很多灾难报道都可以归入“好人好事”类报道。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新闻传播带有浓厚的道德教化色彩，重视“用事实说话”，即通过新闻报道来宣传一定思想，表达一种无形的意见。

中国新闻价值观之重要性乃置身于国计民生、国富民强、国之安定等以国为主、以国为重的政治伦理判断中。

而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介刊播的内容常被当作满足社会需求的商品，新闻媒介的编辑方针中，都把满足读者需要作为重要的实务指导原则和评价新闻传播效益的重要标志。

他们的“重大”多以个体为视点，聚焦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对个体之重要便是新闻价值之重要。

灾难报道思维方式的不同新闻价值观决定着事实是否成为新闻，题材的选择意味着事实成为怎样的新闻，而思维方式则偏重于事实怎样成为新闻。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不同，中西记者报道灾难事件的思维方式也各不相同。

注重思维理性是西方的一贯传统，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人就非常注重实证与分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便成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因此西方传媒往往以具体的案例反映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尽可能的客观叙述代替主观评论，由感性的披露上升到理性思考的角度。

中国传媒基于有限的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做出洞察、识别、理解和整体判断。

与之相应，中国传媒往往用普遍的、被视为真理的东西统摄事实，由理性推及感性。

中国传媒在整体思维中用普遍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观照不同的个体，西方传媒却善于从相异的个体中归纳出一般的规范与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报道内容上，西方记者注重仔细描摹事实，表现灾难的惨烈、人们的痛苦、悲剧的处境，以此唤起读者的同情。

而中国记者受“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观念影响，很少突出毁灭感、绝望感，而注重表现英勇斗争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气概；在写作风格上，西方记者多客观描述而少抒情性细节，作者的恐惧、绝望和怜悯藏在字里行间。

而中国记者强烈追求主题鲜明前提下的情景合
一、激情奔涌。

总之，西方历来重视灾难新闻的报道，灾难新闻几乎涵盖了西方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
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人情味等等。

西方传媒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甚至充分展示灾难细节。

同时，西方传媒也把追求社会效益作为其所标榜的社会责任，在突出“以事为本”的信息传播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也注重宣扬西方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相比较而言，在中国新闻界有的新闻工作人员只抓正面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主流，而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舞和激励人们斗志和信心的新闻题材。

题材内容上的特殊性导致了新闻报道中价值取向的特殊性。

这样，中国灾难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一种道德教化的追求，即站在“人”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与力量的。

现在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受新闻事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媒体部门观念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负面报道包括灾难新闻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转变，但这种“以人为本”的灾难报道仍然在主流媒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一些对“人祸”的灾难新闻报道中更为突出。

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的经验还是相对欠缺的。

对于我国灾难新闻报道今后的发展，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加以改良，适应我国的国情，提高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质量和信息传播的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1】杨方旭《略谈中西方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差异》
【2】范缤月《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差异》
【3】刘志斌《不同传播体制对新闻报道的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