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个性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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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个性浅析
一提到张学良,人们都会自然而然的想到“西安事变”。而时下,关于张学良的书籍、评论也有很多很多,褒奖的,批判的,人们众说纷纭。其实无论如何,对待历史,我们首先要保持的态度必须是客观,事实就是事实,结果就在那里,历史已经书写。我们不必像骂一个罪人一样去侮辱他,也没有必要把他一生夸耀的那么传奇,只需要怀着一颗平常心,去透视他的人生,品味一个平凡人的功与过……
不过本文章中,笔者仅就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中的种种行为对张学良的性格特点做以浅析,发表自己的拙见。
“九一八”事件中——“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在“九一八”事件中,人们以为张学良集家丑国难于一身,理当抵抗。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许抵抗,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张学良顺从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东北三省迅速沦陷。而之后,张学良却替蒋介石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自己一直默默地背负着骂名。后来人们那就把历史上的9月18号当作了国耻之日。
其实,在“不抵抗政策”中这个事件上,一直存在两种说法。一是,蒋介石的强行指令,张学良不得抗命,只得奉命而为。二是,这属于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如果后一种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我觉得张学良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多少有些不成熟,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幼稚!日本人想挑衅,还害怕找不到挑衅的理由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而张学良却着实用了忍这一招,想通过此种办法来息事宁人,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直接让日本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占了大便宜!如果他能够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即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张的独立军阀身份以及对东北军的绝对控制,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进攻东北军。事后统计,东北军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
西安事变的前后
事变前——“先捉了再说”
1936年12月12日,在张学良对蒋介石数次哭谏无果后,在蒋介石对这个义弟十分信任的情况下,他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此,出现了转折。
事实上,就张学良本人而言,他并没有多少深谋远虑,更没有细细想过发动西安事变后自己的出路与安排。事变前,他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开会,
宣布他要“扣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张学良却回答,先捉了再说。
这么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说?!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出来张学良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无畏,这只是他太过年轻,太过鲁莽所致,这是他在顽固的蒋面前无措了之下举。他没有想过,如果兵谏失败了该做何打算。这实在是太冒险了!
兵谏后——毛泽东:“张学良年少轻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认为“西安事变”让蒋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将既然答应了抗日救国,就给其撑点面子,帮助蒋恢复威信。同时他又以为自己这样衷心为国,仁至义尽,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于是他就在共产党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送走了蒋介石,自己也竟然同往!
周恩来努力赶到机场时想追回张学良却已经赶不上了,无可奈何的感叹道:“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样旧戏看坏的,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呀!”
西安事变后不几天,毛泽东会见李宗仁派来的特使刘仲容时,也深表惋惜地说:“张、杨将军发动兵谏,真了不起!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事,为抗日救国力了一个大功。可惜的是:少帅少帅,年少轻率,感情用事,赔了蒋介石去南京,等于自己送上门去让他报复。”蒋介石也曾在日记中说他:“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监禁期间——"他们对我很好"
在后来的采访中,当记者问到蒋介石在监禁他期间的生活时,他说:“委员长和夫人对我都很好,他们很关心我。”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
从以上各个事件的细节中,我们能看得出来:张学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思想单纯,略带鲁莽的人。他的孩子心性和头脑在小事上精明,在大事上则是完全行不通的。胡适评价说:“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过归过,谁能无过。我们终究还是抹杀不了“西安事变”在历史上的伟大意义,更不能因为张学良的一点点缺陷而否认了张学良对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毕竟,我们也曾为他赤诚的爱国之心所激励过,我们还曾为他数次哭谏的坚持而感动过。尤其是张学良在回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
“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导,人纵有所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分所当然,情不自已,亦以深仇未报,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以日夜隐忍希冀者,唯在举国
一致之抗日而。”
“西安事变”以及此前东北军与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建立的统战关系,是
张学良对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当时的抗战局势将向何方发展确实难以预料。如果没有这些,那么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能否在陕西立足并取得日后的迅猛发展也很可能是个未知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不仅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而且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诗人《题张学良将军第一幽禁地》诗:
为邦兵谏死何哀,
臣道终缧不世才。
苍坡受旨观书处,
抗日频传捷报来。
——《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这首诗也简洁而深刻地反映了将军兵谏目的和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所付出的牺牲及其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