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王琦瑶人物分析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王琦瑶的悲剧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将她所构建的关于美好的部分渲染到极致，又亲自将其揉碎，无限的悲哀渗透其中。王琦瑶的一生对情与爱的追求，经历了成败，但最终所有的期待都落空。花草枯荣，曲终人散，当再次回到四十年前的“片场”，一切便到了头。王琦瑶用一生的时间画了一个圆，却只是一个零。真实与虚幻的争夺与撕裂，导致了王琦瑶一生的悲剧。

一、王琦瑶角色缺失的悲剧

女人的一生所需要经历的最重要的三个角色，即女儿、妻子、母亲。而这三次蜕变对于王琦瑶来说都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这直接导致了她三种角色的缺失，也成为她一生最大的悲剧。

小说从王琦瑶十六岁写起，她一出场就不像一个“女儿”，父母也被作者有意识地淡化。“王琦瑶往往是家中的老大，小小年纪就做了母亲的知己，和母亲套裁衣料，陪伴走亲访友，听母亲们喟叹男人的秉性，以她们的父亲作活教材的。”可见王琦瑶在家中的身份不是女儿，也脱离了待字闺中的少女的形象，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存在的。她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对与错也由自己承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但细想之下，这又和“弄堂闺阁”的气质相符，王琦瑶的自主性，是杂糅、莫衷一是的。与之相对的是她传统女性的被动与依附，带来她作为妻子这一角色的缺失。

可以说，王琦瑶是个为爱而生的女人，她一生中对情与爱的追求几乎是不曾间断的，但可悲的是，王琦瑶从未得到过“婚姻”的承诺与“妻子”的名分，且不论结果到底重要与否，但竟是没有一个她期许的男人愿意为她负责。

对于李主任，“王琦瑶也不是爱他……他将人的命运拿过去，一一给予不同的负责。王琦瑶要的就是这个负责。”于是王琦瑶将自己交给了李主任，并把这视作毋庸置疑的归宿，殊不知这样做不仅断送了自己的青春，也要饱尝等待与孤寂的独守。但她“明知这样，还要去期待什么，且又是没有信心的期待，彻底的被动。”王琦瑶并不懂得考察爱的恒久性和现实性，她只希望通过被拥有和依附达成自己对于爱情的寄托。

第二个与王琦瑶有情感纠葛的男人是康明逊，他是王琦瑶唯一说过“爱”字的男人。“王琦瑶的伪装，是为康明逊拉起一道帷幕，知他是想擅自入内。……正是为了日后向他揭开。……帷幕后头的景象虽不尽如人意，毕竟是新天地。”如作者所说，这和旧式婚礼有些许类似。由此可知王琦瑶的内心对康明逊是有着婚姻的期许，但康明逊却没有勇气为

她许下承诺。希望扑空，王琦瑶为了维持这份感情只好选择被动的妥协，并视之为“劫后余生”。相较康明逊“负了债似的”的心态，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不平衡的。另一方面，随着两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才来，似乎是近一步就远一步，永远到不了的。”对于他们这般特殊的关系，离“怀孕”越近就意味着离“将来”越远。也就是说，他们所指的“将来”是畸形的，并非真正出于情感或是责任的目的，而应该是本就没有将来可言。

王琦瑶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是萨沙，一个中苏混血的孤儿。他们之间没有爱情，纯粹是王琦瑶为了解决怀孕问题，把孩子栽赃给萨沙。后来萨沙去了苏联，这个被王琦瑶算计、诬陷的男人在王琦瑶的生命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在王琦瑶口中，萨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女儿薇薇的父亲，但却从未被称为她的丈夫。对于并未彻底从传统中挣脱出来的王琦瑶来说，建立这段关系仅仅是为了摆脱传统、现实的压力，是为了掩饰其与传统相背离的生活所找的借口，是主动地违心。王琦瑶渴望真爱，却没有勇气主动要求些什么，她的思维模式仍旧被传统所禁锢，这致使她逐渐迷失自我、泯灭自我，也终究没能摆脱困境。

王琦瑶在五十七岁的时候又结识了老克腊——一个二十六岁的怀旧型人物。在王琦瑶心里这并不算得上是爱，她只是想叫老克腊陪陪自己。在新时代，即小说中所指的“薇薇的时代”，王琦瑶是被旧时代所遗落的存在体，有着诸多的格格不入，亦找不到归属感。但在老克腊这里却不然，他总在幻想旧上海的繁华，而王琦瑶“上海小姐”的身份正好满足了他怀旧的愿望。同时王琦瑶也将老克腊视为“救命稻草”，以此来验证自己昔日辉煌的真实性。但当现实击败幻想，老克腊开始清醒。即将远去的老克腊，也意味着即将消散的过去，面对这一切，王琦瑶无从应对，她只能拿出自己用青春换来的“雕花木盒”——想以此换得老克腊的陪伴，但终究还是没能如愿，也没能捉住最后的一些关于昔日的东西。这也暗示了梦醒时分的慢慢靠近，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王琦瑶始终没成就过一段完整的爱情，导致了她在妻子这一部分角色的缺失。

再来看王琦瑶母亲角色的缺失。王琦瑶是薇薇的母亲，但她与女儿的关系并不像母女。小说中薇薇一出场就和母亲充满矛盾，“她时常听见人们议论，说女儿不如母亲漂亮，这使她对母亲心生妒忌，尤其当她长成一个少女的时候。她看见母亲依然显得年轻清秀的样子，便觉着自己的好看是母亲剥夺掉的。……薇薇刚长到能穿王琦瑶的衣服的时候，就开始和母亲争衣服穿了，……如同所有结成对头的女人那样，她们也是勾心斗角的一对”。王琦瑶与女儿薇薇像是在同一平面上的两个独立个体，将她们关联起来的也绝不是亲情。婚姻关系到女人一生的幸福，没有过婚姻的王琦瑶本应该更能体会女儿幸福婚姻的来之不易，可她为薇薇准备嫁妆的态度却是“热一阵，冷一阵”，像在赌气似的，甚至有点附上了《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影子。作者在这里塑造了一个不像母亲的母亲形象，直接证明了王琦瑶母亲角色的缺失。

这一系列角色的缺失，致使王琦瑶到最后竟无法与任何一个旁人建立起关联，好像一切其实从未存在过，只是一个虚幻的梦。独自从梦中醒来，王琦瑶甚至都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也不知道在这亦真亦假之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就是最大的悲剧之所在，关乎王琦瑶的一生。

二、王琦瑶悲剧命运的性格使然

综观王琦瑶的一生，是以美丽为资本开的头，她也希望获得安宁与幸福，但由于内心的期许过高，并暗暗地与命运较劲，想不到随之而来的竟是漫长的寂寞与凄凉。时光流逝，青春难再，终于一无所有，空留人生的悲伤与叹息。王琦瑶角色缺失的悲剧命运究其原因，是与之自身性格密不可分的。

小说中是这样诉说王琦瑶的，“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它比较谦虚，比较温暖，虽有些造作，也是努力讨好的用心，可以接受的。它是不够大方和高尚，但本也不打算谱写史诗，小情小调更可人心意，是过日子的情态。”王琦瑶就是这样一个“家常”的上海女子。她的美是家常的美，她的性格也是家常的性格。这使得王琦瑶天生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游刃有余。她懂得“越是有吸引力的事就越要保持矜持的态度”，以一种不作态的作态以抑代扬、以退为进。去片厂试镜头，参加“上海小姐”竞选，从表面上看是受到别人的怂恿，其实这正是王琦瑶主动进攻的过程，只不过她聪明地用少女的矜持成功地掩饰了咄咄逼人的野心。她先是觉得再大的辉煌也不过是兜个圈子再回到原地，却又有着要将命运奉陪到底的决心，这显示出她内心的期许与不安分，也是先抑后扬。

对于生活，她擅长装点其每一个细节，很精心也很有诀窍，但她注定控制不了大局，更无法改变现有的命运。首先，她的行为、生活看似先进，却并未从传统中跳脱。就感情方面来看，王琦瑶的自我性在对男权的依附性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无论是李主任、康明逊还是萨沙，当命运带来考验时，她几乎都只会妥协，传统的女性性格随之显露。其次，她从一开始就没有认清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她只是凭着想改变平庸生活、跻身上流社会的本能，就义无反顾地为自己下了一个又一个决定。看似清醒在理，却早已迷失自我，也认不清形势，最终成了真实与虚幻断裂的牺牲品。

当“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上海重生了，但王琦瑶已经没有重生的机会。这一出精致的、破碎的上海旧梦，没有存下任何痕迹，只空留无尽的失落、追悔和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