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的文化价值

论诗经的文化价值

摘要

《诗经》作为上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是我们国家的文学珍品。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又是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瑰宝。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 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

关键词

《诗经》；文化；价值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book of songs

Abstract

" Book of songs" as an ancient collection of poems is our country's literary works as a Confucian classic is our nation'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treasures, with extremely rich life, a wide range of creative subjects showed us the ancient social history of style, it is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 figure of history, from ancient to Zhou Dai's social culture. Works behind the excellen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spirit.

Key words

" Book of songs"; culture; value

引言

《诗经》自产生开始,就引起人们瞩目,历代学者在不断地研究它,形成了传统的诗经学。但是历代学者热心是对《诗经》进行文化的还原,形成了经学强化而文学失落的特点。因此也遭到了人们的一些非议。王夫之认为“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方玉润也批评“说《诗》诸儒,非考据即讲学两家。而两家性情与《诗》不相类,故往往穿凿附会,胶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诗经原始〃凡例》这种批评意见至五四以后的现代诗经学尤多,高潮迭起,形成反《诗序》运动。根据哲学文化人类学观点。人们有理由对《诗经》进行文化的还原。因为“人就是文化”诗与文化同源,作为既是文化创造者,又是文化主要成果的人,诗歌的创作过程,正是对历史文化整合的过程。文化养育了诗歌,诗歌也铭刻文化。因此,诗的这种文化本性就决定了诗歌的文化意味最强,其负载的文化影响往往大于其文学影响。这就是传统诗经学中,其文学意义让位于其文化意义的原因所在。在传统诗经学中,历代学人根据本时代的文化特点,在对《诗三百》进行文化的还原和经化过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功能本位文化,陶铸了伦理实用文化精神。它至少包含了礼仪文化精神、崇史文化精神、道德文化精神。因此,传统诗经学本身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构建。

尊先祖

《诗经》中有很多祭祀诗,主要内容是祭神祀祖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但是《诗经》所尊祟之“祖”,不限于一家一族,这从《诗》三百篇的编订可以看出《诗经》中虽有“戎狄是脚,荆舒是惩”之句,但对周王朝统治的天下却是视为一体的。《诗经》既收周颂，又收商项，既收同姓诸侯国之诗,又收异姓诸侯国之诗。《诗》三百篇的编辑者能编出这样一部涵盖面如此之广的诗集,也足见其海乃百川的气魄。

朱东润先生在《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载《诗三百篇

探故》中说：“我们大致可以假定《诗》三百篇是诸夏部族在对

外奋斗中收集的一部乐歌集”,这是很有见地的。《诗经》的史诗,是华夏族的史诗；《诗经》所表现出的族类意识,是华夏族的族类意识；《诗经》所茸崇的先祖,是华夏族的先祖。《诗》三百篇编成之后,曾广泛用于朝聘享宴和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可以说中国人的族类意识以及尊崇祖留恋故土系心亲情,着重传统的风尚,与《诗经》的熏陶有极大的关系。

《诗经》尊祖必重“孝”全书用了很多个“孝字。所谓“孝子不暇,永锡尔类”；所谓“先祖是皇，孝孙有庆”。而孔子则进一步阐述了孝道,提出孝弟乃“为仁之本”,大大强化了《诗经》的尊祖孝亲的意识,从而尊定了华夏民族重亲缘讲理的传统。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他的学生曾子说：“镇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道出了《诗》三百篇尊祖笃亲、懊终追远的本质意义。

隆礼乐

众所周知，《诗》三百篇诗乐相合,融为一体。史载周公“制礼作乐”,而《诗》三百篇是周代文化的代表,也可说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诗》三百篇全为歌诗,入乐之后,广泛用于各种礼仪,这在《左传》中有大量记载,反映出古代中国礼乐之盛。《诗经》隆礼乐在作品中也有反映。《诗》三百篇中,有“钟鼓煌哆,磐莞将将”《这样的祭祀先祖的庄重之乐,也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样的恋爱与迎亲的轻松之曲。有“黑衍烈祖,以洽百礼”的盛大场面的描写,也有“人而无礼,胡不遗死”的愤怒斥责。

至于礼乐的功能在以孔子为开山祖的儒家经典《札记乐记》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辩异。”这些关于礼乐相互为用的论述,清楚揭示了礼乐文化的精髓。礼乐的具体内容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得陈旧过时,但礼乐外在的形式或框架却可因填充新的内容而不断获得新的生命。礼的实质是秩序的维持,乐的实质是情感的宣泄。中华民族是重秩序也重情感的民族,而且是将秩序与情感结合得相当完美的民族。映涣大国,礼仪之邦。在礼乐文化孕育下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必将在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下大放光彩。

崇道德

说到《诗经》的价值评判标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贯穿到底的“敬德”的思想。在那个时期,就以符合与不符合“德”的要求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应该说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周人的“敬德”思想,表现在《诗经》中的许多具体生活方面以及人们的各种关系中。周人从“敬天”“颂天”到“怨天”,其准则是“天命无亲,惟德是辅”。周人总结殷朝灭亡的教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厉幽时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百川沸腾山家碎崩”社会动荡不安。诗人又一次用“敬德”思想作武器,来批评当政者,规劝统治者。《大雅〃民劳》“民亦劳止,吃可小息”,就是对统治者的耳提面命。诗中还提到要“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无纵诡随,以谨丑厉”,要统治者注意礼节,接近有德之人,不要搞狡诈欺骗,警惕那些邪恶之人。诗中还涉及到了女色亡国,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哲妇”指的就是褒姒,褒姒巧言获宠致乱,最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正人君子希望以德治国,而小人则造谣生事,使国君拒谏饰非,因此《诗经》中对谗言误国的揭露占有一定的比重。

周人处理与周围部族关系的准则,也体现出以德为本的特点。诗人既写了“忧心烈烈,载饥载渴”,久戍未归的痛苦心情,同时对战争又有清醒的认识,“岂不日戒,捡犹孔棘”,正是由于捡犹的进犯,才使自己蒙受如此深重的灾难。从深层看,它反映出诗人爱国与忧家的矛盾对战争的态度既厌恶,同时又深深理解。总的说,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在对待周围部族的关系上,周人的准则是以自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