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作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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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是女性主义者的女性作家
摘要:女性主义理论是很多研究者拿来分析王安忆作品的武器,但是王安忆的许多作品自身似乎对这种理论作出了驳斥,本文以作家的三篇作品为例,试图探究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主义色彩。
关键词:王安忆;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27-01
王安忆的创作从最初的“雯雯系列”到比较近期的《富萍》和《香港的情与爱》,她的小说基本上是以女性为主人公,既有对青春期少女细腻彷徨心理的刻画也有对纠缠于情爱之中的女性处境
的描摹。这些一方面给评论者提供了很多关于女性写作的文本另一方面也无形中使她很容易被定位为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纵观近几年有关王安忆的文学研究,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知识的广泛普及和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运用这一理论对王安忆的作品进行评说,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引入拓宽了王安忆小说的解读空间,有助于我们对作品有新的认识和发现,但是也有的论者不加思考地生搬硬套某些女性主义理论分析王安忆的作品不仅没有起到
文学批评研究的目的甚至还歪曲了作者的创作原意。本文将立足于王安忆的若干小说作品探讨作家的创作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实质关
系以求能更清晰地展现王安忆小说的空间范围。
王安忆的作品既没有对男性的天然憎恶和排斥也没有建造一处属于女性的“自己的房间”。她的作品其实更多的是建立在承认天
然的男女两性差别的前提下对女性处世所做出的不同思考。《流逝》是王安忆八十年代中期创作的一个中篇小说,主人公欧阳端丽的命运一波三折,她先是大资本家的少奶奶享尽富贵,文革期间沦为“买、汰、烧”的张家媳妇,文革结束后婆家平反她又做回了少奶奶。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很符合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一些观点。如果按照女性主义的逻辑方式,小说应该写成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欧阳端丽的男性社会部分的瓦解,她被命名的“女性身份”消失,那么她应该成为一个政治的参与者、社会上的话语者、家庭中的主导者以及她丈夫的“丈夫”。但是王安忆讲述的却是一个残酷的外壳下女人蜕变的温情脉脉的故事。王安忆选择这样编结故事的前提在于作者并不是赤裸裸的女权主义者,她更多时候是忽视性别差异在进行创作,也就是说她预先并没要试图驱逐什么建立什么。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大概是让王安忆很苦恼的话题,一方面她要解释自己作品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女性问题而另一方面她又实在是对这些
问题无从准备。王安忆的另一篇中篇《弟兄们》倒的确是在某种程度或某种外表下具有女性主义文学的若干特征,小说中老大老二老三她们的互相命名是男性化的、她们的言语行为和生活习惯也是男性化的甚至她们还彼此盟誓不会结婚,似乎这是一个没有被“菲勒斯”污染的圣地,但是这些仅限于在大学寝室里,越过这个范围的结果是:老三最先结婚并被“妻性”化,随后老大也结婚生子被“母性”化。只剩下老二这个女权主义者,老大老三没有因为“妻性”“母性”而变得面目不堪,相反倒是老二在庸常岁月中变得栖栖遑
遑。老二的不安来自于她体内某种东西的缺失,虽然她也结婚了,但是婚姻并没有填平这种缺失,她千里迢迢去照顾分娩的老大,在体力的消耗和精神的慰藉中暂时抚平了这种缺失。所以老二也不是真正的女权至上者,在男人和女人的世界里女人无法彻底抛弃男人的定义。王安忆用“弟兄们”作为题目,外表上是在结撰一个女性企图攻入男性主导的神话社会中的故事实际上是在讲述女性经历几个成长的必经阶段后回归性别本真的历史。《桃之夭夭》也是一部关于女性的长篇,王安忆用很平静地叙述笔调讲述了郁晓秋从少女到人妻的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天翻地覆的人生经历,主人公是一个生来就被嫌弃的女孩子,在郁晓秋的外面不是一个男权社会的压抑,而是来自男男女女的污言秽语。郁晓秋与何伟民的相识相恋再到分离既有时代的原因更有双方性格及命运的支使,当郁晓秋身上蓬勃的少女气息被消磨殆尽后取而代之的是更高境界的母爱之光。这样一个故事如果换一种讲述方法将是一个少女的不幸人生,但是王安忆笔下的主人公并没有丝毫的哀怨,似乎她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所受的种种不堪。在这里,作家并没有高扬女性主义旗帜憎恨男性也没有让郁晓秋丧失女性特征变成“男太监”。哪怕经历再多苦难,主人公依然是以女性所特有的气质面对它接受它。
王安忆的很多作品不谈女性主义,她只是用笔记录一个一个的女性,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的命运以及不同命运下的相同的生命底色。这就是为什么不论她写的是女性的悲剧还是喜剧我们最后都能怀着对女性的无限温情予以接受。至于王安忆是否是一个女性
主义者,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对于女性主义的本质只能把它当做一种理论策略而不能当做一种世界观,即使是上帝取男人肋骨造女人的神话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男人和女人的彼此需要,我们不应当忽视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性别歧视但是不能以此而否定整个男性世界,最后世界的完美状态应该既不是男性的广场狂欢也不是女性的高举旗帜而是建立起男女彼此相宜的和谐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