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文学_谢建文

收稿日期:2001-03-11

作者简介:谢建文(1964-)湖北荆州市人,湘潭大学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现当代德语文学研究。

第16卷第3期2001年8月

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ANGSHA UNIVER SITY OF ELECTRIC POWER (SOCIAL SCIE NCE )

Vol .16No .3Aug .2001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文学

谢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学院,上海200083)

[摘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历经百年沧桑,影响甚巨,也积毁三尺。只是与文学相联系时,它开掘俄狄浦斯情结、死欲和白日梦之类,以反传统的崭新视角和突入文本无意识层的深度,长久地惠及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等。[关键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271(2001)03-0095-03

Sigmund Freud 's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and Literature

XIE Jian -wen

(W estern Languages Colle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 ity ,Shanghai 200083,China )

A bstract :Freudis m has had great infl uence on many of scientific domains ,yet it has s ufferd s harp criticis m both from its supporters and from its oppo -nents since it was founded about a hundred years ago .Being related to literature ,it probes into Oedipus Complex ,Death Instinct and Day Drea m etc .Therefore ,it has persis tentl y benefited literary criticis m and literary writing with its antitraditional viewpoint and its thoroughgoing studies of text -un -consciousness .

Key words :Freud ;ps ychoanal ysis ;literature

一

弗洛伊德(以下简称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弗洛伊德主义,历经百年沧桑,渐成老套而又历久弥新。这就是所谓悖论。弗洛伊德主义过于庞杂,故今天的题目仅限于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弗氏的这一理论建构,无论是作为知识的一个起点或理论的一种方法,还是作为新的理论假说否弃或扬弃的对象,都是难以避开的,因为它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虽然举如其中的无意识学说,并不象弗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继哥白尼、达尔文之后的第三大发现,但20世纪的医学、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乃至神学都免不了要与它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学说对人类的观点和观点之外的东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免又看到,当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呈现为体系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封闭性与自足性时,当这一学说离经叛道的泛论和死欲论使人类震悚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一学说被弗氏雄心勃勃地要超越精神治疗和心理学范畴而推向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时,精神分析理论又经受了这样那样的遭际。先是他的门徒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卡尔·荣格不满意了,以至与他分道扬镳。前者创立的“个体心理学派”,以“优越感”作为人格的总目标,以对自卑感的超越

达成对优越感的追求;后者同样反对弗氏对性欲的夸张,将无意识深化一层,分析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发展出集体无意识说或原型说,且进一步将弗氏的“性力”概念扩大为普遍的生命力,创立了性格类型说。继而又有精神分析学派的赖希企图将弗氏的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重要理论家的埃里希·弗洛姆也不忘“结合”的阐释,建立了人性理论与心理革命理论。法国人拉康,作为精神分析学在法国的主要代表,提出回归弗洛伊德的口号,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意在重写弗洛伊德。他将现代语言学(主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哲学与诗学中的语言研究引入了精神分析理论。而弗德里克·詹明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后现代文化理论的主将之一,与前述诸公不同,既在门墙之外,便毫不客气地指出,弗氏的心理分析模式也在后现代主义要削平的四种深度模式之列。他写道:“然而,它(指弗氏的心理分析模式———笔者)同样受到当代理论的激烈攻击,例如,我前面提到过的德路兹和瓜塔里的那本书就对心理分析的模式作过诋毁,特别是米歇尔·福柯在他著名的《性的历史》中提出彻底丢弃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观念”[1]。弗氏的批评者名单,当然还可继续开列下去。这帮人质疑弗氏心理学一系列具体命题和其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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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科学性质,颇值一提[2]。只是此处不再展开来评述。

二

本文选取的角度为弗氏与文学的关系。美国学者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弗洛伊德影响文学;文学也以同样的力量影响弗洛伊德。”[3]这论断大抵是正确的。仅就文学影响弗洛伊德而言,弗氏认为文学家们领悟了“隐秘动机”在生活中的作用,是将之引为自己学说的“先行者和合作者”的[3]。在弗氏与文学的交互关系里,笔者提取俄狄浦斯情结、死欲和白日梦这几个关键词,拟从弗氏自文学中采例验证俄狄浦斯情结与死欲着手分析和从其《诗人与白日梦》(1908)一文提出另一类文学起源说展开讨论。

先谈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按照弗氏的理解是一个人在3—6岁时的他恋期植下并相伴终身的。它总是寻隙而出、得便发作。为了自己理论营构的需要,弗氏常躬身于文学。在证实俄狄浦斯情结深刻的存在时更是如此。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特别是因为弗氏的诠释,当是众所周知的了。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被弗氏读解出的不是神谕和命运对渺小人生的强力压榨,而是童年期被压抑而始终逃不出的恋母情结,也就是加诸于母亲的性本能在作怪。在《哈姆雷特》一剧中,弗氏的眼光也是与众不同。对哈姆雷特的分析,有歌德的哈姆雷特智力过于发达而致行动蒙蔽说和一般所认为的王子性格优柔寡断说,但弗氏指出,哈姆雷特根本不是没有行动能力的人,其肩负复仇使命(受其父鬼魂所托付的使命)时的犹豫不决,不在于他没有能力向杀其父亲、篡其父位、娶其父妻的人复仇,而在于此人所实现的,恰是他童年时不得遂的心愿,于是对仇人的恨转化为对自我的谴责。铲除仇敌,等于夺己之命,哈姆雷特焉能不踌躇而痛苦?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弗氏推崇倍至的一部小说。其中老地主费道尔·卡拉马佐夫被其仆从斯米尔加科夫杀死的情节,被弗氏拎将出来,考证出老地主之长子德米特里为争夺艺妓格鲁申卡有杀父动机,却不料那仆从先施一手,替德米特里了断了杀父之念。最有意思的是,弗氏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格时,竟将创造性艺术家、精神病患者、道德家和罪犯集于作家一身。其中罪犯一说,成立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父亲被杀与陀氏本人父亲被杀之间存在的显见的联系。按照弗氏的分析,陀氏的昏睡症,正意味着陀氏盼其父亲死去的动机[4]。从《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再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三部作品相隔两千年,竟涉及同一个主题,即“为一个女人进行情杀”。弗氏以为这绝非偶然,乱伦的主题正意味着在人的无意识领域里“蛰伏着带有这种动机的本能冲动”[5]。本能冲动在此就是俄狄浦斯情结。是后者在兴风作浪。倒是有些奇怪,弗氏对其同乡卡夫卡却未作什么研究。如果读了卡夫卡致父亲的那封信,或《诉讼》之类的作品,内中或隐或显的父亲形象,想必是能引得弗氏大发议论的。莫非是卡夫卡彼时远不如其身后名满天下的状况,让弗氏与这绝佳原精神分析学材料失之交臂?倒是卡夫卡———依特里林的观察———“有意识地探讨了弗洛伊德关于罪与罚、梦、以及惧怕父亲的概念。”[3]这立论的根据虽未见之于特里林的论文,但源出应当不外乎卡夫卡《致父亲的信》、《判决》、《变形记》和《诉讼》等作品。

再谈死亡本能。死亡本能被界说出来,未始不是一桩好事。它反过来促使人们珍惜爱欲。死亡是弗氏《三个匣子的主题》(1903年)一文中的主题。弗氏这回是从莎翁的另一部著作即《威尼斯商人》中提取了材料。鲍西亚遵父命排定金、银、铅三个匣子,令三个求婚人挑选,前二位分别选取金、银二匣,第三位则挑了铅盒。偏偏是这第三个求婚人赢得了姑娘的青睐。这个被挑选的第三,引起了弗氏莫大的兴趣。他广泛征引古往今来的文学范例,最后落脚于由时序/季节女神演化而成的命运女神。众所周知,命运女神分别是织出生命之线的克洛托,决定生命线长短的拉克西丝和斩断生命之线的阿特洛波丝。阿特洛波丝排行第三,却是内中最决断也最无情的女人[4]。这“第三个女性,苍白、缄默或最最可爱……”[6]。稍稍回溯一下既往各种形态的叙述,总被挑选的也恰恰是第三个匣子,第三个女儿,或第三个别的什么,而这第三个正是死亡本身。死亡,“从基督教观点来看又可爱、又富有”,居然“又仁慈”,而且被认为是代表着“探索者在生命本身的伟大冒险后的回归”[6]。人类避讳的心理与想象的补偿,甚至还常常虚幻地给死神被之以楚楚动人的爱神形象。死神神秘似又是必然地牵住了人类的睇盼。

最后谈谈白日梦与文学的问题。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弗氏提出想象活动的最初踪迹,应追溯至孩子最热爱、最全神贯注的游戏活动。孩子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性来安排游戏中的诸般事物,把自己万般的认真和全部的热情交付给他欢乐的游戏世界[4],既乐于将假想的事物与情景同现实生活中可见、可触摸的东西相联系,又能将游戏世界与现实区分开来。而“充满想象力的创作形式”也就是游戏。它一方面“要求与可触摸到的物体产生联系,要能表现它们”,另一方面,“那个充满想象的世界的虚构性”又要求作家讨诸游戏的继续与替代———幻想[7]。幻想虽然抛弃了与真实事物之间的联结,却与游戏一样产生于未满足的愿望,只是具有秘不示人的隐匿性。至此我们不防套用一下拉康的句式:由压抑情结生发出来的幻想是与孩子的游戏同构的。幻想的虚无缥缈性便是白日梦了。白日梦于梦幻者和于作家的要求是两样的。那些以创造而非现成的材料进行写作的作家只有对白日梦加以改装,方能凝结成作品,也才可激起愉悦。这种改装的技巧与性本能冲动在梦中的四种改装途径不同[8]。它通过弱化自我、借助一种纯粹的形式来达成白日梦最终的功效———释放读者内在的压力。依弗氏之言,则为“作家经常通过乔装改扮,来弱化白日梦的自我主义性质,它并且贿赂我们,于表现它的白日梦时,提供一种纯粹的形式,即审美的快感。这一提供给我们的形式快感,目的是为引发源自心灵更深处的更大愉快……文学的真正快感,就来自我们心灵中张力的释放。”[4]读者从作家的作品中读出了自己的白日梦,却又不必“自我责备或害羞”[7]。

把白日梦作为文学的源起,以为文学是白日梦的升华,姑不论其科学性如何。但弗氏看到了孩童游戏及至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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