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舆情的历史考察_从林语堂_中国新闻舆论史_说起_王海

像其他古代国家一样，中国饱受报纸缺失之苦。直到１９世纪中期，中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报纸，２０世纪初，报纸才成为独立的商业组织。林语堂认为，一般情况下，报刊应该遵循新闻自由的理念，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估其业绩，进而把新闻自由构筑为民主的基础。首先，通过科学而公正的方法来取舍、编辑和发布新闻，从而为公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其次，为舆论表达提供自由而无约束的环境。报刊的印刷和发行环节是其次的，人们更加关注宏观的问题——新闻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着公共信息和舆论的角色，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进程。［１］（ｐ６）

毋庸置疑，媒介正是致力于公众舆论这个领域，并在这个领域中产生影响。报刊等大众传媒和舆论的关系是互动的，反映、引导舆论是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之一。而舆论有其特定的主体、客体和自身表现形式。“舆论是公众关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综合，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

和非理智的成份。”

［２］（ｐ１１）

在古代中国，公众舆论远比报刊重要得多，两者并非同生相长的。正如林语堂所言，中国古代的邸报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报纸被我们所接受，充其量是一种重要

的信息传播机构，基本不属于公众舆论的喉舌。而中国古代的舆论，特别是文化阶层对于统治阶级的公众批判是非常强大的，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当代新闻“第四等级”的角色。中国新闻史只能成为公众舆论和当权者之间的斗争史。［１］（ｐ６）

那么，在报刊媒介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舆情是如何生成和表达的呢？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林语堂先生《中国新闻舆论史》（英文版）的脉络，对中国古代舆情进行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一、古代舆情的表达

对于中国古代舆情的考察，自然要探讨公共舆论及其如何展现中国民主的根基的问题。舆论史料的表象背后蕴涵着公众舆论对于民主发展所具有的深层意义，“上帝听命于民众”是被普遍接受的经典模式，“在一个好政府统治下的社会中，言论渠道是自由而畅通的”。［１］（ｐ６）

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历史时期，无论是民主制、君主立宪制，还是独裁君主制的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对立——一种拔河式的博弈和较量。在独裁君主制社会，独裁者允许自己在绳子的一端拉动，而禁止民众在另一端拉动，而潜在的敌对态度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的。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这场拔河赛中，某种公众批判总是以舆论形式存在于任何社会中。

王

海，何洪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广州５１０４２０）

摘要：中国古代的官方报纸不具备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在媒介缺失的社会环境下，公众舆论是如何生成和表达的呢？通过梳理林语堂先生《中国新闻舆论史》（英文版）的脉络和观点，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几次舆论高潮的发展和特点。有关中国舆情史的考察表明：如果提供合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古代中国的政治批判精神就会兴盛，公共舆论就能够成为一种民主力量。

关键词：中国古代舆情；公众舆论；林语堂中图分类号：

Ｇ２１０．９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４７７（２００７）０２－０１６８－０４

中国古代舆情的历史考察

———从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说起

作者简介：王海（１９６７—），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何洪亮（１９５５—），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湖北社会科学传媒研究

DOI:10.13660/ki.42-1112/c.008123

中国古代朝廷总是声明为民众服务，而极不情愿倾听民众的意见。其真正意图是，民众应该停止共同的思考，而像一个完全听命的聋哑的牧群，按照朝廷的意愿被驱使到牧场或屠宰场。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像统治者一样认为，在实施任何政府措施时，让民众了解的越少越好。但事实上，统治者和民众之间的博弈关系就像赛马场上的骑师和马，如果马不能与骑师沟通和交流，那么，比赛根本就无法进行了。马不但应该与其主人交谈，而且要不时地对骑师的动机和才智作出质疑。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公众舆论是古代社会进步和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也是自然生成的。

中国的“马”坚持与主人对话，甚至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也从未停止过。当国家遭遇外敌入侵时，当民众处于残暴统治，或者朝廷沦于少数弄臣和宦官手中的时候，民众的声音总是得以呐喊，公共舆论就会发展成为重要的势力。“这种对国家事务无畏批判的运动在儒家学者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彻底否定了中国人与生俱来对公共事务冷漠的观点。”［１］（ｐ７）

中国历朝有组织的公众舆论往往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汉朝后期的“清议”运动和太学生运动，南宋时期的学生运动，以及明朝末年的舆论运动中，当朝的学士们以反对宦官集团为纽带而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起着一定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宪政的保护，舆论批判运动总是遭遇宦官的镇压。

随着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舆论活动的形态和制度在发生变化。中国古代统治者都自觉或被迫建立某种反映、传播和控制舆论的方法和制度。

（一）“谏鼓”。这是古代舆论传播的最古老的形态。相传尧舜在宫廷外设置一鼓，供生民击鼓进谏。以后的统治者在朝堂或官衙外设鼓，臣民可击鼓鸣冤或上告急情，称为“登闻鼓”。宋代设有“登闻鼓院”。［３］（ｐ２７）就普通人而言，他们采用“示威游行”、“击鼓”和“拦轿”等方法鸣冤或反映舆情。

（二）“采风”。中国古代有“王官采诗”之制，俗称“采风”。《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每年的春秋季节，皇帝都要指派官员到乡下收集歌谣和民谣，成为一种惯例。偤人（ｙｕｒｅｎ）（“邮差”）的作用就是在每年开春第一个月到乡下巡回，并且向皇上汇报乡下的情况。［１］（ｐ２０）春秋时期的歌谣和民谣采集活动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官方史实记录，即《春秋》。

民谣是公共舆论的反映，作为公众批判的武器是十分有效的。孔子编纂《诗经》的第一部“国风”反映的是当时各个国家不同的风俗，包括很多讽刺诗。这些民谣朗朗上口、言简意赅，对统治阶级讽刺和抨击的激烈程度是现代报刊所无法比及的。它们深受人民的喜爱，世代流传，对喜

爱好名声的统治者也形成一种威慑力。

（三）“谏诤”。自唐代始，朝廷内部设置“谏诤”制；宋承唐制，设有谏官和御使，统称台谏。谏官由皇帝亲擢，议论施政得失，纠绳皇帝；御使则反映民间疾苦，纠绳百官。根据有关史料记载，谏院权限很大，通过收集舆论，可以讨论朝廷百官的任用和国策的制定，提出意见，规谏朝政缺失。［３］（ｐ２８）近代，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首次提出在朝廷中设立“议郎”，其职责就是“上驳诏书，下大民词”，以供皇帝咨询。

“谏诤”其实是一种奇特的新闻审查制度，当时的很多谏官和御史都成为执政者的心腹或发言人。但是，这种制度承认批评朝廷和皇帝的必要性。

（四）“乡校”等舆论表达场所。“乡校”是春秋时代郑国的乡间公共场所，它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到汉魏，许多城镇建有规模更大的宫殿与馆舍，儒士说客经常在这些地方议论朝政，形成清议或清谈风气。［４］（ｐ１２）历代的学士们中间都存在一种非官方的评论家，他们往往利用“乡校”和馆舍等舆情表达的“公共空间”来谈古论今、针砭时弊、指点江山。而这种非官方的公众批判真实地代表民众的声音，近似地对应着今天新闻界的公众批评。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历朝的文化阶层把守着一个公众批判的溪流，而这个溪流不但发挥着当代新闻媒体反映和引导舆论的功能，而且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二、古代民谣的舆论魅力

民谣自古就是一种舆论行为，它以精辟的诗句表达公众对当时事件的看法，并以此记录史事。它是民众以艺术思维表达意见的卓越才能。民谣是社会情绪的轻松化，押韵的诗句抒发公众的不满、义愤或欣喜，是时代脉搏跳动发出的回响。［４］（ｐ６７）

公众对于统治阶层来讲是伟大的讽刺家。当他们对政府及其统治者进行思索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对统治阶级进行评判和讽刺。民谣言语辛辣讽刺，反映时代的愿望和人民意志的感慷与戏谑，在古代就成为一种舆论习俗，《东周列国志》记载了最早的民谣：

月将升，日将没，木孤箕，几亡周国。［４］（ｐ６７）

《左传》中很多脍炙人口的民谣称为“与人诵”，即“普通人的歌谣”；还有一些称为童谣（“儿童的歌谣”），有些歌谣是专门供干活的石匠来唱的。著名诗篇《七月》不仅是女性在不同季节回味农家生活时诵唱的民歌，而且明确地表现了统治阶级或地主与应征劳动者制度等内容。

当秦始皇执政时，公众批评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以至于当时出现了因“偶语”和“腹诽”（头脑中所想到的诽谤性想法）而被处死的惨剧。但尽管如此，民间仍然流传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