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舆情的历史考察_从林语堂_中国新闻舆论史_说起_王海

像其他古代国家一样，中国饱受报纸缺失之苦。

直到１９世纪中期，中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报纸，２０世纪初，报纸才成为独立的商业组织。

林语堂认为，一般情况下，报刊应该遵循新闻自由的理念，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估其业绩，进而把新闻自由构筑为民主的基础。

首先，通过科学而公正的方法来取舍、编辑和发布新闻，从而为公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其次，为舆论表达提供自由而无约束的环境。

报刊的印刷和发行环节是其次的，人们更加关注宏观的问题——新闻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着公共信息和舆论的角色，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进程。

［１］（ｐ６）
毋庸置疑，媒介正是致力于公众舆论这个领域，并在这个领域中产生影响。

报刊等大众传媒和舆论的关系是互动的，反映、引导舆论是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之一。

而舆论有其特定的主体、客体和自身表现形式。

“舆论是公众关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综合，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

其中混杂着理智
和非理智的成份。

”
［２］（ｐ１１）
在古代中国，公众舆论远比报刊重要得多，两者并非同生相长的。

正如林语堂所言，中国古代的邸报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报纸被我们所接受，充其量是一种重要
的信息传播机构，基本不属于公众舆论的喉舌。

而中国古代的舆论，特别是文化阶层对于统治阶级的公众批判是非常强大的，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当代新闻“第四等级”的角色。

中国新闻史只能成为公众舆论和当权者之间的斗争史。

［１］（ｐ６）
那么，在报刊媒介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舆情是如何生成和表达的呢？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林语堂先生《中国新闻舆论史》（英文版）的脉络，对中国古代舆情进行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一、古代舆情的表达
对于中国古代舆情的考察，自然要探讨公共舆论及其如何展现中国民主的根基的问题。

舆论史料的表象背后蕴涵着公众舆论对于民主发展所具有的深层意义，“上帝听命于民众”是被普遍接受的经典模式，“在一个好政府统治下的社会中，言论渠道是自由而畅通的”。

［１］（ｐ６）
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历史时期，无论是民主制、君主立宪制，还是独裁君主制的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对立——一种拔河式的博弈和较量。

在独裁君主制社会，独裁者允许自己在绳子的一端拉动，而禁止民众在另一端拉动，而潜在的敌对态度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的。

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这场拔河赛中，某种公众批判总是以舆论形式存在于任何社会中。

王
海，何洪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广州５１０４２０）
摘要：中国古代的官方报纸不具备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

在媒介缺失的社会环境下，公众舆论是如何生成和表达的呢？通过梳理林语堂先生《中国新闻舆论史》（英文版）的脉络和观点，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几次舆论高潮的发展和特点。

有关中国舆情史的考察表明：如果提供合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古代中国的政治批判精神就会兴盛，公共舆论就能够成为一种民主力量。

关键词：中国古代舆情；公众舆论；林语堂中图分类号：
Ｇ２１０．９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４７７（２００７）０２－０１６８－０４
中国古代舆情的历史考察
———从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说起
作者简介：王海（１９６７—），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何洪亮（１９５５—），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湖北社会科学传媒研究
DOI:10.13660/ki.42-1112/c.008123
中国古代朝廷总是声明为民众服务，而极不情愿倾听民众的意见。

其真正意图是，民众应该停止共同的思考，而像一个完全听命的聋哑的牧群，按照朝廷的意愿被驱使到牧场或屠宰场。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他像统治者一样认为，在实施任何政府措施时，让民众了解的越少越好。

但事实上，统治者和民众之间的博弈关系就像赛马场上的骑师和马，如果马不能与骑师沟通和交流，那么，比赛根本就无法进行了。

马不但应该与其主人交谈，而且要不时地对骑师的动机和才智作出质疑。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公众舆论是古代社会进步和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也是自然生成的。

中国的“马”坚持与主人对话，甚至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也从未停止过。

当国家遭遇外敌入侵时，当民众处于残暴统治，或者朝廷沦于少数弄臣和宦官手中的时候，民众的声音总是得以呐喊，公共舆论就会发展成为重要的势力。

“这种对国家事务无畏批判的运动在儒家学者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彻底否定了中国人与生俱来对公共事务冷漠的观点。

”［１］（ｐ７）
中国历朝有组织的公众舆论往往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

汉朝后期的“清议”运动和太学生运动，南宋时期的学生运动，以及明朝末年的舆论运动中，当朝的学士们以反对宦官集团为纽带而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起着一定作用。

但是，由于缺乏宪政的保护，舆论批判运动总是遭遇宦官的镇压。

随着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舆论活动的形态和制度在发生变化。

中国古代统治者都自觉或被迫建立某种反映、传播和控制舆论的方法和制度。

（一）“谏鼓”。

这是古代舆论传播的最古老的形态。

相传尧舜在宫廷外设置一鼓，供生民击鼓进谏。

以后的统治者在朝堂或官衙外设鼓，臣民可击鼓鸣冤或上告急情，称为“登闻鼓”。

宋代设有“登闻鼓院”。

［３］（ｐ２７）就普通人而言，他们采用“示威游行”、“击鼓”和“拦轿”等方法鸣冤或反映舆情。

（二）“采风”。

中国古代有“王官采诗”之制，俗称“采风”。

《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每年的春秋季节，皇帝都要指派官员到乡下收集歌谣和民谣，成为一种惯例。

偤人（ｙｕｒｅｎ）（“邮差”）的作用就是在每年开春第一个月到乡下巡回，并且向皇上汇报乡下的情况。

［１］（ｐ２０）春秋时期的歌谣和民谣采集活动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官方史实记录，即《春秋》。

民谣是公共舆论的反映，作为公众批判的武器是十分有效的。

孔子编纂《诗经》的第一部“国风”反映的是当时各个国家不同的风俗，包括很多讽刺诗。

这些民谣朗朗上口、言简意赅，对统治阶级讽刺和抨击的激烈程度是现代报刊所无法比及的。

它们深受人民的喜爱，世代流传，对喜
爱好名声的统治者也形成一种威慑力。

（三）“谏诤”。

自唐代始，朝廷内部设置“谏诤”制；宋承唐制，设有谏官和御使，统称台谏。

谏官由皇帝亲擢，议论施政得失，纠绳皇帝；御使则反映民间疾苦，纠绳百官。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谏院权限很大，通过收集舆论，可以讨论朝廷百官的任用和国策的制定，提出意见，规谏朝政缺失。

［３］（ｐ２８）近代，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首次提出在朝廷中设立“议郎”，其职责就是“上驳诏书，下大民词”，以供皇帝咨询。

“谏诤”其实是一种奇特的新闻审查制度，当时的很多谏官和御史都成为执政者的心腹或发言人。

但是，这种制度承认批评朝廷和皇帝的必要性。

（四）“乡校”等舆论表达场所。

“乡校”是春秋时代郑国的乡间公共场所，它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

到汉魏，许多城镇建有规模更大的宫殿与馆舍，儒士说客经常在这些地方议论朝政，形成清议或清谈风气。

［４］（ｐ１２）历代的学士们中间都存在一种非官方的评论家，他们往往利用“乡校”和馆舍等舆情表达的“公共空间”来谈古论今、针砭时弊、指点江山。

而这种非官方的公众批判真实地代表民众的声音，近似地对应着今天新闻界的公众批评。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历朝的文化阶层把守着一个公众批判的溪流，而这个溪流不但发挥着当代新闻媒体反映和引导舆论的功能，而且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二、古代民谣的舆论魅力
民谣自古就是一种舆论行为，它以精辟的诗句表达公众对当时事件的看法，并以此记录史事。

它是民众以艺术思维表达意见的卓越才能。

民谣是社会情绪的轻松化，押韵的诗句抒发公众的不满、义愤或欣喜，是时代脉搏跳动发出的回响。

［４］（ｐ６７）
公众对于统治阶层来讲是伟大的讽刺家。

当他们对政府及其统治者进行思索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对统治阶级进行评判和讽刺。

民谣言语辛辣讽刺，反映时代的愿望和人民意志的感慷与戏谑，在古代就成为一种舆论习俗，《东周列国志》记载了最早的民谣：
月将升，日将没，木孤箕，几亡周国。

［４］（ｐ６７）
《左传》中很多脍炙人口的民谣称为“与人诵”，即“普通人的歌谣”；还有一些称为童谣（“儿童的歌谣”），有些歌谣是专门供干活的石匠来唱的。

著名诗篇《七月》不仅是女性在不同季节回味农家生活时诵唱的民歌，而且明确地表现了统治阶级或地主与应征劳动者制度等内容。

当秦始皇执政时，公众批评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以至于当时出现了因“偶语”和“腹诽”（头脑中所想到的诽谤性想法）而被处死的惨剧。

但尽管如此，民间仍然流传着大
量反对统治阶层的民谣，特别是在秦始皇死后。

东汉时期，歌谣史料似乎不同寻常的丰富，这些歌谣以“太学谣”而著称，在当时太学生中广为流传，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有组织的舆论运动中被广泛用作公众批判的武器。

中国历史上总是涌现出大量“从未见报”的政治话题，评说者坚持在媒介之外的不同场合和背后对政治“指手画脚”。

没有人胆敢把过激的睿智诗句付印出版，这些诗句口口相传下来，中间不可避免地缺失了一个比喻或者一个笑话，但注定流传的时间超过同时代所有的书籍和报刊。

每当出现精彩的段落或睿智的评论、朗朗上口的俚语、精彩的双关语或令人难以忘怀的优美韵文时，人们肯定争相传播，这条评论就会传诵一时。

与现代新闻媒介比较起来，这些传播途径可能是缺乏效力的，不会立即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但是，民谣世代流传成为中国舆情表达的一个传统和习俗，对所有热衷于声誉的统治者来讲，往往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

三、古代的舆论运动
中国舆论史上舆论高潮迭起。

汉朝的公众批判和党锢运动、宋代学潮和明朝的东林党运动作为古代舆论高潮，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太学生充当了舆论运动的生力军，他们与当朝的谏官、监察御史或正直的官员联合起来，共同抨击和反对贪官污吏或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

同时，这些舆论运动都发生在国难当头和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宋代学潮主要是抗击外敌侵略和国内当权派的卖国行为，而汉朝和明朝的舆论批判则反对宦官和外戚专权。

（一）汉朝的公众批判和党锢运动。

中国舆论史上，汉朝的公众批判和“党锢运动”是公众和统治者之间第一次有组织的争论和冲突。

受过教育的学士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与宦官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从口头的抨击开始，后来发展成为公众与腐败力量在公共舆论领域的殊死搏斗，并发生了蔚为壮观的“学生运动”。

这场延续几十年、影响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党锢运动”和社会动荡，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激烈的论战、大规模的杀戮。

经过公元１６５年冬天和１６９年的镇压和屠杀之后，当时几乎每个强壮的男人都沦为响马了，全国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战场，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拉开了序幕。

社会变动和改革，或者重大事态往往是刺激舆论生成的直接因素。

这些外界的信息一旦与公众的价值观念、历史记忆、物质利益、心理因素发生碰撞，便会激起种种议论或产生多种情绪性表现。

汉朝的舆情具有自身的特点：１．学士们对于宦官和外戚的淫威进行异常激烈的抨击。

学士们基于其性别和阶层偏见反对宦官和外戚。

宦官是文盲和不完整的阉割之人，他们盗取了朝廷权力，是所有虐政统治的根源，而按照中国的传统，这些权力本应属于学士们。

因此，学士们与宦官“势不两立”，而当权的宦官们成为公众舆论的天敌和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

２．“清议”运动。

汉武帝对儒家学说十分推崇，儒家学者的“道德”从来没有像汉朝那样高尚；汉朝建立了文官制度，形成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成为复兴儒家学说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太学生聚集在帝都并致力于纯粹学理的研究，创造了一种对当代时事进行品头论足的风尚，而公众舆论的“清议”运动全国蔓延并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

３．支持公众批判的道德力量来自主观的苛刻行为标准。

舆论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于文化和道德范畴，绝大多数的舆论生成都带有一定的文化、道德或者宗教色彩，打上了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烙印。

［２］（ｐ５６）汉朝公众批判的兴起与朝廷复兴儒家道德紧密相连。

学士们对于公众意见十分敏感，非常谨慎地行事，旨在赢得朝廷的赞誉和避免遭人耻笑。

同时，汉朝的文官制度鼓励苛刻的道德行为标准，官府推荐或提名官员时，并非以考察对象的学识优劣为评判标准，而是基于其正直和诚实的道德品行。

当时文官中流行“正大光明”、“铁面无私”、“清廉”、“孝道”、“谏言”、“直言”等所谓的为官准则。

在公众批判运动中，社会舆论支持这种苛刻的规范个人行为的道德标准。

汉朝学生运动和舆论学潮的最终失败表明，除非宪法给予学士和舆论表达以法律保护，否则，建立名副其实的公众舆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而在社会混乱的条件下，舆论界甚至蜕变为传达宦官和朝廷虐政信息的工具。

（二）魏晋时期的舆论低潮。

魏晋时期，公众批判进入历史上的最低谷。

对于政治和国家事务的漠视成为学士们的一种普遍态度，而这种漠视态度是东汉党锢运动中对学士屠杀、流放和迫害的直接和自然反应。

中国舆论史上，东汉时期的“清议”已经让位于魏晋时期的“清谈”。

儒家学说失去了对于人们思想的统治地位，而被老子、庄子的“无为而治”和“放任自流”思想所取代。

当时，“竹林七贤”等学士们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充满着浪漫情调，或者以饮酒和寻花问柳来打发日子。

不过，对政治漠视的处世哲学使人们回归自然和道家的教义，而中国所有优秀的诗歌都与道教精神一脉相承，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

正像有些史学家所言，“清谈”时尚真正带来了晋末国势的衰弱和蛮夷对于华北的入侵，但真正理解了这个风尚的实质就会给予谅解和宽恕。

在法律对学士们和评论家缺乏保护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采取一种积极的政治心态，冒着被统治者惩罚和生命危险来谈论国事。

只有真正实现了言论自由和法律保护，人的生命具有更大价值和更多尊
严的时候，人们才能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关注政治。

［１］（ｐ４５）（三）宋代学潮。

公众批判总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时兴起。

在１２世纪和１３世纪上半叶，南宋朝廷的封建统治中心移至杭州，在金（满族）和蒙古族侵扰下生存，直到蒙古人在１２７７年把它推翻。

当时，学生强烈要求抗击外敌侵略，声讨国内的卖国贼，掀起了学生运动的高潮。

而朝廷却软弱无能，在压制和利用舆论之间摇摆不定。

宋代学潮具有这样的特点：首先，这场学生运动更为持久，经历了一个半世纪。

第二，它是一场反对外敌入侵的政治性质的斗争，而没有汉朝反对宦官虐政的国内战争和激烈征战。

第三，这场运动中没有党派团体形成或参加，结果也就没有发生激烈动荡的宫廷政变。

宋朝公共舆论的表达具有公开的一面，学士们往往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政府解除诸如李邦彦、韩侂胄、贾似道、秦桧等位高权重大臣的职务，惩罚或处死他们，或者针对蛮夷长期入侵华北的战事和和平问题。

与这些请愿书相伴产生的是出现在宫廷门前的请愿组织，它由学士和普通民众结集而成，有时会演变成一场暴乱。

当请愿活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之后就会接连发生类似的请愿活动，而请愿书的传送者往往会遭遇羞辱，或者被囚禁，或者被处死。

学士们的请愿活动有助于形成公众批判的潮流，正是这种公众舆论的存在，才产生了对于朝廷官员威慑和防范外敌入侵的效果。

（四）明朝舆情和东林党运动。

与宋朝通过学生请愿和示威游行来表达公众批判的方式不同，明朝的舆论批评则形成制度化，即监察御史上奏章弹劾，表达官员和学士们对于朝廷政策和措施的意见。

监察御史制度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新闻界履行的公众批判职能。

监察御史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权，而且根据明朝法律，他们还具有“奉还上谕”的权力，即将手中用来颁布的圣旨返还给皇上。

［１］（ｐ６６）然而，这些监察御史和官员却没能享受豁免权，即西方国家最高法院所具有的仲裁意义上的豁免权。

谏官和御使一直面临两难的选择：忠诚于朝廷，当着皇帝的面讲出他们的意见，并因此涉及到自己的安危；要么，缄口不言并保住自己的职位。

“东林党”领导者曾经努力清除吏部的裙带关系，他们试图通过解除自己亲戚或亲信的职务来发起改革，建立基于品德而非血缘关系的文官制度。

当试图清洗裙带主义失败时，学士们就开启了所谓的“东林党”运动。

党内的演讲者以东林党为基地，直接开展对于当代政治事务的强烈批判。

由于东林党晦气地撞到了当时的大宦官魏忠贤，遭遇了骇人听闻的迫害，学士们的请愿活动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直到大家都放弃了斗争，任职的东林党学者纷纷离开了官场。

林语堂认为，学士们试图坚持政治清洗的活动是徒劳的，只要某位宦官在皇帝面前假惺惺地挥洒了几滴眼泪哭泣一番，他们的努力就可能毫无结果。

所以，只有当关于人权的合法保护出现时，学士们才能面对被囚禁和死亡的威胁来支持他们认为的真理和公正，并把群起和义愤的民众联合起来形成舆论一律和强势。

［１］（ｐ５８）
结论
中国古代的舆论运动反映了代表舆论主流的文化阶层与统治阶级之间有组织的斗争，说明只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仁人志士有效地组织起来，就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和政治势力。

但是，在专制统治下，在法制和民主权利缺失的情况下，甚至即使在公共新闻接近权存在时，舆论运动仍不可避免地遭遇惨败，“说明如果没有宪法保护士人和作家，拥有一个正常和固定的舆论势力是不可能的。

”［２］（ｐ５２）同时，汉朝的舆论运动导致了魏晋以后公众对国家事务的淡漠，人们只有用愤世嫉俗或者明哲保身、放荡不羁来保护自己的头颅。

公众对于国家事务的漠视只是民主权利保护缺失的自然和逻辑结果，中国呼唤民主权利和舆论自由的法律保障。

正如林语堂所言，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像赛马场上的马与骑师，而政府的民主原则给予赛马场上的赛马与主人骑师对话并质问其动机和智慧的权利。

这个界定对于任何宪政政府都是真实有效的。

但是，对于一个共和政府而言，这个类比的主客体就颠倒过来，人民成为骑在政府这个马背上的骑师。

［１］（ｐ１１５）
任何民主制度的最终检验标准就是，人民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多大程度地影响或者直接引导和控制政府的政策。

现代新闻事业的重要意义依赖于这个界定被接受的程度。

有关中国舆情史的考察表明：如果提供合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古代中国的政治批判精神就会兴盛，公共舆论就将成为一种民主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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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郁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