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五七干校和希望工程之湛江篇_小学生

古代的五七干校和希望工程之湛江篇

历史如一条不断向前奔淌的河流，我们永远无法全部还原上游某段流程中所发生过的全部真实，我们只能根据一些存留下来的片断文字和实物资料大体惴测它奔流的形态。可以说，古代官吏的流放史，其实也是一部先进的中原文明在中国四处传播的文明进化史。先贤们个人命运的悲剧，却成为被流放地人民的福音，恩泽百世。他们的努力使一片片洪荒之地，成了钟灵毓秀的沃土。我们这此受“碧海银沙”网站之邀去的湛江正是如此。

湛江：史载，“秦朝时期辖地归属象郡。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名雷州，统管雷州半岛三县。”当时，居住在雷州半岛的主要是百越族，文化生态还是原始的俚僚文化，故有“南蛮之地”称谓。这种地方，人迹罕至，地处中原文化圈的人士是不愿意来的，不过这边远之地常被朝廷用来流放不听话的臣子。根据材料记载说，仅唐宋两代，被贬谪到湛江或在湛江逗留的名人就不下20人。寇准、李纲、苏轼、苏辙、秦观、汤显祖等名臣贤相和大文豪们先后接踵而至。

寇准

寇准早登政柄，性豪奢，喜歌舞。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

曾提及寇准由于少年早贵，平日作风奢华，家中的厕所都以蜡烛做照明，以至于蜡泪成堆。司马光藉此事来训示其子司马康应以节俭为美德。“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寇准家每日歌舞升平，通宵达旦，蜡炬成堆……”

公元1022年，曾经被宋太宗称赞为:“我有寇准,就像唐太宗有魏征一样”的他遭副相丁谓诬陷被一再贬逐，直至雷州司户，18个月后死于贬所，走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旅途。

寇准在雷州的职位虽然不高，但勤政爱民，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后来他的遗体运回西京安葬，而雷州人深感他的忠义，为了缅怀他，于是在他寄居过的寓所“西馆”立祠奉祀。“寇公祠”内几幅图画也记载了他在雷州的业绩：修建真武堂，教书传艺，使乡民的子孙也能读书；讲授天文地理，破除歪理邪说；传授先进生产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传播中原文化，向当地人传授中州音，促进了当地人与中原的交流。在这所荒凉的“五•七”干校里，开启了“希望工程”。这一些才是湛江人民应该感谢铭记的。而他的“性豪奢，喜歌舞”在这里一则没有条件，二据说受他奶妈的感化，在他五十岁生日的那天改了，不是有一出戏，叫《罢宴》吗？湛江的人民也许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忘记了，这里的人民是善良的，谁对他们好，便“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丁。”这“寇老”，便是指寇准。这“丁”字呢？就是指丁谓。丁谓由于结党营私，恶迹昭昭。被关进监狱，不久流放到崖州（海南）。路过雷州时，有的人作诗嘲弄道：“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等丁谓来到雷州，寇准用蒸熟的羊迎接丁谓，体现了他“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博大胸襟。考虑周详的寇准还恐怕手下的人报复丁谓，于是关闭大门，饮酒博奕。同是路过，后来同是被贬海南的苏轼是何等风光，百姓是何等膜拜，而丁谓却如丧家犬，正应是中国古代的一句话：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苏轼苏辙秦观

据说苏询曾对自己的两个孩子的未来命运有过前瞻，说“轼”是车厢前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苏轼的性格直率豪放，毫不掩饰，一如车轼；“辙”是车轮碾过留下的痕迹，谈车之功劳轮不上它，但翻车之祸也殃及不到它，苏辙为人淡薄平和，深沉稳重，一如车辙。“知子莫如父”，苏询对两个孩子的性格真的是了解透彻，尤其是对长子苏轼的担忧在其以后的人生道理上得到验证。倘若不是宋太祖在开国之初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言戒律，这是知识分子的福祉，也是苏轼的不幸中的大幸。历览前后朝，多少文人残遭屠戮，无须列举，读者心知肚明。由于誓碑的存在，宋朝的对待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及大臣的政

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厚的，甚至如卢多逊和丁谓有异心，也仅是流放了事。既然祖训不可违，那处置犯了罪的士大夫们只有去官抄家贬谪流放等途径了。苏轼的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起起落落，命运多舛，一生以诗文鸣世，也为诗文所累。望六之年，从河北定州又一次被贬到四五千里之外蛮荒之地广东惠州，在惠州两年后的一天，写了一首《纵笔》诗，诗中说：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客。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被章惇看到后，冷笑道：“苏轼居然这般快活？”于是他拿着地图找，找到了两个地方，而且和苏轼兄弟的名字都有关系。苏轼字子瞻，被贬到了海南的儋州。苏辙，字子由，“由”的下面是个“田”，找了个下面也是个“田”的，广东的雷州。叫他兄弟俩隔着个琼州海峡相望，不能相见。

湛江人民是不是应该感谢章惇呢？不然怎么有苏辙、秦观与雷州的亲密接触，苏轼（被赦后取道雷州）与雷州的“两笑而过”呢？

“弟兄聚散天南北；烟水苍茫情有无”。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有幸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相见，悲喜交加。对古

人而言，以垂暮之年万里投荒，实是一大厄运，很多被贬文人都丧魂落魄。而苏轼，以他丰富的学识历练、执著而智慧的心灵追求、旷达的人生态度，超越了苦难和屈辱。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城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

秦观作为苏轼最钟爱的门生，两人一直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因为苏轼的缘故，才华出众的秦观壮志未酬，尤在后期生涯中，与苏轼一起成为残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北宋统治阶级屡次打击他，甚欲置之死地，使其常处于险境，痛苦郁结心中。“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作石，一齐忘了家乡”此诗莫非就是写于雷州吗？②

苏辙、秦观虽然在雷州时政绩无可考，但“群众的目光是雪亮的”，“觉悟是超前的”，是忠是奸，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不然十贤祠里为什么没有章惇、丁谓等人呢？此章惇是福建浦城人，他的老家与李纲只隔着一座武夷山。在章惇当政期间，绝大部分支持司马光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甚至于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宋徽宗即位，贬他为雷州司户，再贬舒州团练副使，死于任上。死后被追贬为惇昭化军节度副使。宋史列入奸臣传。唉，章惇字子厚，为人可不忠厚。是有如秦桧者恬不知耻曰“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同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