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的性格缺陷决定了他的命运

岳飞的性格缺陷决定了他的命运
Posted by 卿本佳人 on September 9th, 2009 我也要建立独立博客 0 条评论 打印本文 收藏分享
一篇反弹琵琶的文章，多歧为贵，不取苟同。历史的真相也许更接近本文所述，但我坚信，岳飞仍是一位大英雄，猛人一般都有彪悍的一面，“憾山易，憾岳家军难”，岳飞的“不宽恕、少容忍”从另外一个视角看，恰是《满江红》里“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表现吧。有人为国家民族危难怒发冲冠，有人为一己一家私利奴颜婢膝，气节立判。



一代名将岳飞于绍兴十一年年末，在临安府的大理寺监狱里面被拉肋而死。从此，中国知名的亭台楼阁当中，又多出了风波亭这么一号。不过与意境空阔的黄鹤楼，或者凝重贞静的岳阳楼相比，这座位于临安国家最高监狱内的小亭子，从它声名鹊起的那一刻开始，就沾染上了永远也难以洗刷的戾气。这似乎也让它命中注定无法将实物永远留存，许多年过去了，它仍然保持着一种坚硬的存在感，但却只限于言语或者文字。

绍兴十二年，年轻的南宋王朝完成了它的成人礼。

这一年，世间已无岳少保。

1

岳家军空旷的校场里。

王贵在左，张宪在右。中间是一位脸上满布恐惧之色的中年人，他的双手被王、张二人牢牢地摁在背后的墙柱上，半点也动弹不得。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长七尺的彪形大汉，手里拿着一把牛耳状的利刃——那是一把随身佩刀。

大汉的眼睛里满布着怒火，把瑟瑟发抖的中年人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然后一把扯开他胸前的衣服。

然后，大汉把手中的利刃慢慢地推入中年人的胸膛，慢慢地剖开一条裂缝。

然后，大汉把手伸进那正冒着热气的胸腔里，左右捣腾，最后拽出一颗尚在跳动的血淋淋的心脏。

然后，大汉蹲下来，把心脏放在地上，用牛耳尖刀一刀一刀地割，直到割成碎末为止。

这段血腥的场景，出自《三朝北盟会编》。那位惨遭剖心而死的中年人姓姚，名字已经不可考，史书只是简单地称之为“姚某”。那位操刀剖心的大汉，则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岳飞。

姚某，是岳飞的亲舅父。

事情的起因，是有百姓到岳飞处状告他的舅父姚某，不过事情可能并不大，所以岳飞只是让自己的母亲，也就是姚某的姐姐，将他责备一番了事。不久后的某一天，岳飞与舅父一起骑马出行，舅父突然催马超越岳飞，然后回头射了他一箭，却只射中了马鞍。岳飞挺枪驱马赶上去，把舅父擒住，随后，就有了上面这血腥的一幕。

当姚太夫人赶到的时候，姚某胸腔里的温度已经散失殆尽。

姚太夫人浑身发抖，责问岳飞：“何遽若此！”

岳飞回答道：“若一箭或上或下，飞死矣。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杀。”

2

又过了许多年。

在临安府的国家最高监狱里，蒙冤的岳飞已经绝食多日。狱卒路人甲，很有些同情心，有时间的话，偶尔也会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聊上几句家常。

在一个有阳光的冬日里，狱卒路人甲突然对岳飞长叹了一口气，对他说：“我平生一直认为岳飞是个忠臣，所以恭谨服侍，不敢稍有怠慢。如今看来，其实是个逆臣。”

岳飞瞠目，问：“为什么？”

路人甲回答说：“君臣不可互相猜疑，否则容易出乱子。君主一旦怀疑臣子，就会把臣子诛杀；臣子一旦怀疑君主，就会选择背叛。如果臣子被君主怀疑，却没有背叛，最终仍难免被君主继续怀疑而诛杀；如果君主怀疑臣子，却没有诛杀他，臣子也难免继续怀疑君主对自己的信任，而最终选择背叛。如今皇上怀疑你了，所以把你送进监狱里，你怎么可能还会有出去的道理！死是肯定的了。少保你若不死，出狱后，君臣继续彼此猜疑，怎么会不反！既然最终会反，你自然就是逆臣。”

这段对话同样出自《三朝北盟会编》。狱卒路人甲的话很绕，貌似很有哲理，其实只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皇帝已经把你岳飞下了大狱，也就意味着你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彻底破裂了，皇帝不会放心让你再出去，所以，死，是必然之事。

如果换成岳式语录的句式，这段话可以这么总结：“（在皇上看来）今日不杀岳飞，他日必为岳飞所杀。”

狱卒路人甲对岳飞说的这段话，和当日岳飞对母亲姚太夫人说的那段话，何其相似，犹如谶言。

当然，这不是谶言，而是命运的伏笔。

3

任何人，在成为一个道德高度之后，个人形象总难免从立体退化到平面，从错综复杂的多维，退化到高大全的单维。岳飞也是如此。忠君爱国、民族英雄等宏大的表述，掩盖了他性格中的许多缺陷。

譬如极不宽恕。

对舅父的残忍，只是岳飞缺乏宽恕的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岳飞的第一任妻子刘氏，同样也遭遇到了岳飞的不宽恕。

刘氏在战乱中长年与岳飞失散，为生存计，不得不两次改嫁。岳飞功成名就之后，韩世忠在自己军中偶然发现了刘氏，此时已经嫁给一个小吏为妻。

韩世忠写信给岳飞，让他“差人来取”刘氏，岳飞没有回音。韩世忠无奈，将此事上报给高宗。岳飞才不得不上奏解释：“臣我当日履冰渡河，留下刘氏侍奉老母，没承想她竟两次改嫁，臣我切骨恨之。现已差人送钱五百贯，以助其不足。”（《三朝北盟会编》）

岳飞的奏章撒了一点小谎。《建炎系年要录》的记载，与岳飞本人的申辩略

有差异：“其妻刘氏与飞母留居相州，及飞母渡河，而刘改适”。刘氏没有主动抛弃了姚太夫人，而是在姚太夫人渡黄河南下之后，在战乱中因为无依无靠而改嫁的。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刘氏不过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走投无路的乱离人中的一个罢了。

岳飞的人格魅力，一直存在着神化。真实的岳飞，其实毛病很多，譬如嗜酒，譬如喜欢鞭挞同僚等等。

绍兴元年(1131)，赵秉渊在洪州任职，恰好岳飞当时也驻扎在洪州。岳飞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不知何故竟将赵秉渊打了个半死。绍兴三年，当朝廷准备把赵秉渊调拨给岳飞时，赵秉渊激动地表示宁死也不做岳飞的下属，最后利用与刘光世的旧交，改调到了刘光世的麾下。岳飞嗜酒辱人的毛病影响很恶劣，最后竟传到了高宗的耳朵里。高宗只好下了一道谕旨，告诫他不许再酗酒。

追究岳飞的真实性格，是解读岳飞命运最重要的两把钥匙之一。另一把钥匙则是南宋王朝那场必然到来的成人礼。当这两把钥匙合在一起，也就等于开启了通往绍兴十一年那个冬天的风波亭的大门。

4

每个皇权国家的成人礼，通常都需要达成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军队的国家化，也就是将主要军事力量置于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另一个是财政的国家化，中央政府必须要能够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

当南宋王朝在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中仓皇诞生时，这两个条件它都难以具备。北宋的主力部队禁军，早已在开封城下化为乌有；江南地区的财政也无从指望，宋高宗想要赏赐大臣，竟然连一匹完整的马都拿不出来，最后只好干脆折算成钱，赏赐“半匹”。所以，从宋高宗的第一任宰相李纲开始，努力完成这个成人礼，就一直是执政者最大的政治任务。

在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李纲的政策是恢复唐代的藩镇体制。他建议在宋、金前线的太原、真定、中山等地设立一群允许世袭的军事藩镇，给予藩镇将帅们自主收取租赋的特权，让他们彼此协助，共同抵御金人的进攻。

提出这一建议的背景，是当时的宋高宗手里，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更没有财政收入能够支持他组建军队。所以，李纲只能寄希望于将民间的抗金武装、以及流落在外成为盗匪的残余北宋部队收编起来，以他们来组成国家的基本军事力量。之所以选择恢复藩镇体制，也是无奈之举，朝廷没有钱可以支持军饷，只好任由军阀们成立藩镇，自由收取赋税来自给自足。

可惜的是，李纲的这一建议，与高宗发生了理念上的巨大冲突。高宗始终坚持恢复北宋的“禁军”体制，要求主要军事力量必须直接控制在皇帝手里，绝对不能容许藩镇的出现

。所以，这个政策流产了，李纲本人也被逐出了朝廷。

无名小辈岳飞，在这期间第一次上书给皇帝，对朝政大肆批评。他洋洋洒洒写了一份好几千字的《上皇帝书》，对朝廷的政治风向却两眼一抹黑。他在《上书》里极力想要说服高宗坚决以武力恢复故土，却连谁是自己的政敌，谁是自己的同盟也分不清，竟指着当时南宋政权内最大牌的主战派李纲好一顿痛骂。奏章的主旨也一团乱麻。稍后于岳飞的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曾读到过岳飞这份《上皇帝书》的原文，结果却没读懂，“不知所论何事”。

史学家们很轻易地原谅了岳飞。说他“作为一个偏禆，不了解朝庭争议内幕”（王曾瑜《岳飞新传》）。当然，这种开脱并没有错。只是因此而忽略岳飞性格中的浮躁、轻脱，恐怕也不见得客观。一个小小的偏将，对朝政一知半解，却敢于动辄写上好几千字、不知所言何物的《上皇帝书》，勇气固然可嘉，但这样浮躁、轻脱的性格，却绝非个人之福。

5

接替李纲，继续促成这场成人礼的，是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两个日后遭人唾骂的“奸臣”。

黄、汪二人采取的措施与李纲完全不同。他们和宋高宗一样对藩镇体制有着深深的恐惧，所以极力主张建立直属于皇帝的中央军。他们决定解散那些抗金的民间军队，也不再招降盗贼。而是从这些民间军队和盗贼军团当中，挑选出那些优秀的士兵，来组建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军，也就是所谓的“御营军”。

在组建这支御营军之前，南宋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只有两支。一支是常年在西北抗金的陕西军，后来演变成了南宋的四川军团；另一支则是老将宗泽统帅的开封军团。御营军将是高宗能够独立指挥的第一支军队。

御营军没有组建成功。其编制经过频繁变动，到建炎三年(7129)，终于彻底分裂为三股力量。一是刘光世的御营副使军，二是韩世忠的御前左军，三是张俊的御前右军。这三股力量脱离出去之后，御营军虽然继续存在，但却基本上名存实亡。

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所统领的这三支军队，后来都发展成了南宋的主力军团，三人也和岳飞一起，被视作南宋的“中兴四将”。值得注意的是，在张、韩、刘、岳这四支军团中，唯有岳家军不是从宋高宗的御营军中演变而来。岳飞军团的前身，是宗泽开封军团瓦解后的残余小部队。这种独树一帜的出身，与岳飞日后的命运，也难免有些关系。

在岳飞部队独立成军的过程中，也不难见到其性格中的那些不和谐因子。

建炎元年，岳飞隶属于著名的“八字军”领袖王彦。王彦受命率所部七千人渡过黄河北进，岳飞部也在其中。渡河之后，王彦

军迅速攻占了新乡城。金军误以为是宋军主力来犯，遂调集重兵围截王彦军，王彦不得不退守共城。

在共城，岳飞与主帅王彦在作战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岳飞主张速战速决；王彦则主张坚守待援。结果，岳飞一气之下，竟脱离主帅，独自率军离去。

对于这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宋史．岳飞传》当中做了严重的歪曲：“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鏖战，夺其纛而舞，诸军争奋，遂拔新乡”。把攻取新乡的功劳一股脑儿全算在了岳飞的头上，还把大名鼎鼎的王彦贬低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的懦夫。但这种篡改并不彻底，在《高宗纪》、《王彦传》等地方都露出了马脚，《三朝北盟会编》、《系年要录》等书更详细记载下了此事的原始本末。

离军出走的岳飞，最后又回到了老上级宗泽麾下。按军法，“背军走者，斩”，但宗泽觉得岳飞可算一员将才，留下不杀，督促他戴罪立功。

岳飞的冲动，以及强烈的领导欲，在这件事情上面表现得很充分。这种冲动和领导欲，日后还将在许多事情上面一次次地浮现出来，并伴随着他的一生。

许多年以后，岳飞已经成为南宋荆襄军团的最高统帅，驻屯在襄阳防御金军。一代名将王彦，则早已从武将转型成了文官，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可是，当朝廷委派他去襄阳担任知府和京西南路安抚使的时候，王彦却宁肯辞职，也不愿与岳飞再在一起共事。

6

宋高宗一直孜孜于编组出一支由自己全权指挥的中央军，但却始终未能如愿。相反，跋扈的军阀们却提前给了他当头一棒。

那是在风声鹤唳的建炎三年（1129年）。当时金朝的对外政策是彻底消灭南宋，并抓住宋高宗。当年正月，金军大举南侵，宋高宗仓皇走上逃亡之路，“百官皆不至，诸卫禁军无一人从行者”，没有一个大臣随行，也没有一支部队护卫。

事实上，此时的护卫部队早已是人心浮动。三月份，杭州唯一的护驾军队果然发生了叛乱，他们逼迫宋高宗退位，并传位给三岁的皇太子，又请出了北宋哲宗皇帝的妻子隆祐皇太后垂帘听政。因为金人宣布要捉拿宋高宗，叛军们一致决定把宋高宗交出去。叛军首领苗傅、刘正彦，原是宋高宗御营军中的统领。这场叛乱，史称“苗刘之变”。

没有值得信任的军队，依然是这个国家未能成年的最大瓶颈。

宋高宗很快得以复辟。新宰相范宗尹也很快就提出了新的整顿军事的建议。这位三十三岁，自汉唐以来少有的年轻宰相，建议皇帝再次考虑实行藩镇体制。既然满地都是割据一方的匪盗，朝廷又无力征讨他们，倒不如顺水推舟，给予他们藩镇的资格。说白了，也就是招

安。

和李纲的藩镇政策有所不同，范宗尹所提出来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南宋政府的长远目标，仍然是重建一支直属皇帝的庞大的中央军。

在范宗尹招安匪盗的政策出台的同时，岳飞却正面临着成为匪盗的危险。淮河流域最大的抗金军团首领杜充突然投降，隶属于杜充的岳飞无家可归，开始向南流亡。许多岳飞的同僚纷纷就地转化为盗贼。前来邀请岳飞“上山”入伙者，也络绎不绝。

岳飞的这段流亡经历，对“岳家军”的成型至关重要。在此之前，岳飞一直是国家体制内的一名士兵或者将官，不具备独立性。杜充的投降将岳飞从国家体制内剔除了出去。当岳飞终于结束这段流亡生涯，再次回到体制内的时候，他所率领的部队，已经彻底变成了“岳家军”，具备了强烈的个人私产的味道。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参与了收复建康府的战役。趁金军主力在建康府江面与韩世忠水师激战之际，岳家军在清水亭、牛头山等地接连战胜金军余部。收复建康府，使岳飞受到了朝野的瞩目，终于由一名默默无闻、无所归属的“游军”将领，重新回到了体制内，并有幸得到了宋高宗的接见。

7

时间的流逝和身份的变更，总是很容易让许多人发生一些不自觉的变化。

在那段流亡生涯里，岳飞和军中将领们建立起了同袍手足般密切的关系。譬如在收复建康府一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猛将傅庆，就经常不当岳飞是上级，而视之为平辈，交往甚密。缺钱花的时候，傅庆总是大剌剌地找到岳飞说：“岳丈，傅庆没钱使，可觅金若干，钱若干”，岳飞也“全然不以为意”。

但这一切在岳飞回到体制内，并成为镇守一方的将帅（通、泰镇抚使）之后，发生了改变。

《三朝北盟会编》如此记载：“及飞为镇抚使，恃法严肃，尤不可犯，而（傅）庆不改其常。飞待之异，庆颇觉之，不喜。”

岳飞对傅庆的态度发生了不友好的改变，傅庆为此很不高兴。恰逢刘光世派部将王德前往高邮抵挡金军，岳飞也派了傅庆前去支援。傅庆以前曾是刘光世的部下，在军前对王德表示自己有再回到刘光世麾下的愿望。张宪探听到这个事情，密告给了岳飞，岳飞则叮嘱张宪不要漏言。

随后，岳飞开始部署处理傅庆的计划。他召集了麾下所有的统制官，让他们比试弓箭的射程。傅庆连射三箭，全超出了170步，其他统制官都不过150步而已。在赏赐的时候，岳飞却故意把战袍、金带赏赐给了王贵。

《会编》详细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傅庆抗议：“当赏有功者！”

岳飞问道：“有功者为谁？”

傅庆回答：“傅庆在清水亭有功，当赏傅庆！”

岳

飞大怒，“叱庆下阶，取战袍焚之，褪毁其金带”，对众人宣布：“不斩傅庆，何以示众！”

傅庆的死是一桩冤案。当年岳飞擅自脱离王彦，按军法当斩，最后宗泽却怜惜他是一员将才，留而不杀；傅庆不过发了一番想离岳飞而去的牢骚，并没有真的擅自脱离编制，岳飞却容不下这位立下了诸多汗马功劳的猛将，一定要设计将其杀掉。岳飞的缺乏宽恕又一次得到了表现的机会。

岳飞必须要杀傅庆的最重要的原因，其实缘于当时南宋各军团之间强烈的排外情绪。韩世忠的部队叫做“韩家军”，张俊的部队叫做“张家军”，刘光世的部队叫做“刘家军”，岳飞的部队则是“岳家军”。各家军之间，用当时宰相赵鼎的话来说，是“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军队私人化的程度相当严重。傅庆的跳槽言论，理所当然，不会为岳飞所原谅。

凡事都需要有对比，才能看得更加清晰。

绍兴四年十一月，岳飞母亲姚氏受封为“国夫人”。事情的缘起，是幕僚刘康年假冒了岳飞的名义，向朝廷请求对岳飞的家人加恩赏赐。事后，岳飞极力向朝廷辨明了这件事情，并力求朝廷收回了成命。但为了安抚岳飞，朝廷还是决定另外加封姚氏为“福国太夫人”，而且由高宗御笔书写这五个字，亲自颁赐给岳飞。

幕僚冒充主帅，与傅庆那番并未兑现的牢骚，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岳飞对刘康年的处分，是抽了他500鞭子。尽管也很重，但比起将徐庆直接杀掉，那就要轻很多了。

类似的事件并不是特例。

绍兴元年十二月，岳飞的外甥女婿高泽民，同样假冒了岳飞的名义，向枢密院投状，要求获得都统制或者总管一类的任命。朝廷答应了高泽民的要求，升迁岳飞为都统制。

两件事情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岳飞事后再次向朝廷辨明了真相，要求朝廷收回成命，并严惩高泽民。高宗则回复说，“岳飞勇于战斗，驭众有方”，这次任命完全“出自朕意”，让岳飞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工作。并且下令，要为岳飞铸造一款特别的官印。

刘康年和高泽民的举动，若严格按照军法处置，都应该是“斩”。岳飞不“斩”他们，却设计“斩”掉了傅庆，其中那种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区别对待的况味，很值得咀嚼。

8

家军体制的形成，当然不是岳飞个人的罪过，甚至连罪过都算不上——虽然朝廷一直对此很不高兴。

在朝廷无力供养、更无力制约军队的时候，若想让一支军队具备凝聚力和战斗力，家军体制自然是不错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南宋初年所有重量级的军队，以淮东楚州为大本营的韩世忠军、以池州和庐州为大本营的刘光世军、以建康府为大本营的

张俊军，以鄂州为大本营的岳飞军，以及远在四川的吴玠军，最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成为了“韩家军”、“刘家军”、“张家军”、“岳家军”和“吴家军”。这背后，有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烙印。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岳飞对傅庆的“极端惩罚”，似乎也可以谅解。毕竟，在中央政府有名无实的形势下，维持家军体制的稳定性，与维持部队的战斗力基本上是一个同义词。

从遍地狼烟，到一连串的洗牌后只剩下主要的五大家军，南宋的军事力量迈了一个大大的台阶。五大家军正式成型之后，对金防御可以说已显得绰绰有余，高宗再也不必担心需要逃往海上了。但弊端也很严重，家军之间严格划分界限，彼此猜忌，联合作战时往往互拖后腿，是很常见的事情，正所谓“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

主战派宰相张浚，曾有意以韩家军为主力，对淮北发动攻势。韩家军在各家军当中兵力最少，韩世忠因此表示很有困难。张浚以最高军事统帅的身份给张家军的张俊发去公文，让他派自己的部将赵密率军来援。张俊却一口回绝，并四处宣称韩世忠想要吞并他。张浚的背后有整个朝廷的支持，结果仍然咬不动张俊的张家军。

绍兴六年，宋军与金军支持下的伪齐军队在淮南会战。张浚的作战计划是让张家军、刘家军和御营杨沂中军三军联合出击。但刘光世却拒不合作。先是以没有粮草为借口，张浚为了大局而迁就他，以最快的速度给他送去了粮草。可是，当杨沂中的军队抵达指定位置时，刘光世却早就从前线撤了下来，而且还准备向南渡过长江。所谓三军联合作战，自然也完全成了空谈。

岳飞同样也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不愿意与朝廷合作。《会编》记载，绍兴六、七年间，张浚曾打算征讨伪齐，因此与四大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在龟山举行最高军事会议。家军大将们的态度各不相同。刘光世主张防守，韩世忠则极力建议进兵。资格最老的张俊，态度模棱两可，对张浚说：“都督你说要打，咱就打；你说要守，那咱就守。”

张浚最后求助于家军当中兵力最强盛的岳飞。结果，“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岳飞此前一直旗帜鲜明地主张北伐，他在会议上的这种态度，着实让张浚相当意外。所以，张浚对岳飞的看法大变，认为他是在“养寇自重”。岳飞是不是真的养寇自重，可以弃而不论，但至少他的这一态度，已经引发了南宋朝廷对他极大的猜忌。

这次会议的最终结果，是除了韩世忠之外，没有一支家军，愿意与南宋中央政府的代表张浚合作。而韩世忠之所以愿意合作，恐怕也和

张浚一直以来都希望把他的韩家军打造成北伐的绝对主力有关。

9

龟山的最高军事会议，可以看作南宋政府对家军集团态度的分水岭。

绍兴七年二月，南宋朝廷在考虑良久之后，终于决定对家军采取措施。宋高宗和宰相张浚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罢免刘光世的兵权，解体刘家军。

在“中兴四大将”中，刘光世是真正的战争厌恶者。这位将门之子的全部精力，早已转移到了房宇田产和珍宝古玩上面。高宗赏赐给他一件古玩，他甚至可以从早晨开始，把玩到四更天。出现战事，他也从不亲临前线，从来只派遣偏将前往。所以，解除刘光世的兵权，很轻易就获得了朝廷上下的一致同意。

问题是：谁来接管刘光世这支军队。

宋高宗和张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一个月前，金国刚刚派来使者，向南宋通报了宋徽宗的死讯。父亲的去世，极大地刺激了宋高宗。恰好此时，他又一次召见了岳飞。岳飞希望高宗能够给自己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军队，去直捣黄龙府。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高宗，立即将岳飞升职为太尉、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此，岳飞的官爵正式与韩、张、刘三大将平行。

三月份，宋高宗移驾建康府。韩世忠此时正率自己的贴身亲兵在建康护驾，但高宗却撇开他，在自己的卧室再次召见了岳飞，而且是单独召见。

在这次卧室交心中，高宗给了岳飞一个天大的许诺：“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金佗续编》）

“节制”的意思是暂时指挥或者间接指挥。也就是说，高宗不但把刘光世的5万多部队交给了岳飞，而且还把川陕的6万多吴家军，以及其他一些小军团，总计约达17万之多的军队，一并交给了岳飞来指挥。再加上10多万岳家军，归入岳飞指挥的部队，总计达到了近30万。而不受岳飞指挥的韩家军和张家军加起来，也不过10万左右。

为了使岳飞能够顺利接收刘家军，高宗还给刘光世的部将们写下了亲笔手诏，让岳飞带给他们。手诏中说：“朕惟兵家之事，势合则雄……今委岳飞尽护卿等……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倘违斯言，邦有常宪！”（《金佗续编．高宗手诏》）

将全国四分之三的军队交付给岳飞一个人指挥，有宋数百年，还从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岳飞被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击中，欣喜若狂。回去整理了一下思路，两天之后就给宋高宗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北伐计划。

随后，高宗又发给岳飞三个省札和都督府札。其中的都督府札中开列的，是刘光世的部队人马清单。此时罢免刘光世的命令还没有对外宣布，高宗嘱咐岳飞将札子“密切收掌”，小心

不要泄露国家机密。

高宗太冲动了。

他忽略了两件致命的事情。其一，北宋朝廷内部虽然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但在防止武将坐大这个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其二，宰相张浚还兼着都督，他这个都督，名义上具有节制所有家军的权力，但此前他却一直都差遣不动这些家军领袖们。所以，他一直很希望能够拥有一支能够直接指挥的军队，而不再做空头都督。

张浚一心想将刘光世的部队变成自己的直属部队，可皇帝却决定把它交给岳飞，这自然让他很不高兴。更严重的是，高宗还将全国四分之三的部队都划拨给岳飞指挥，这就等同于连他那个空头都督，也同时被取消了。

说服高宗改变主意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摆出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再让他仔细想清楚把四分之三的部队交给岳飞的潜在风险有多大，再让他看看反对者的浩大声势，高宗必将“幡然悔悟”。

“幡然悔悟”的高宗陷入了困境。此前他已经把对岳飞的信任和器重推倒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巅峰，如今却又要亲手把岳飞从幸福的巅峰推下来。无疑，这是对彼此君臣关系的巨大考验。

高宗没办法直接告诉岳飞说自己反悔了。他接连给岳飞去了三道诏书，第一道诏书继续欺骗岳飞说“前议已定”；第二道诏书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岳飞的忠勇，然后提醒他自己有些重要的消息让张浚代传，并且要岳飞在听到这些消息之后，一定要做到“委曲协济”，千万不要闹脾气；第三道诏书，高宗估计张浚已经把事情和岳飞说了，所以也没有别的什么内容，只是让岳飞把以前那些相关手诏等东西缴还回来。

高宗希望张浚能够好好安抚一下岳飞。但结果张浚却把事情搞砸了。他把岳飞召到都督府，装作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让岳飞接收刘家军的事情，意味深长地问岳飞：“王德是淮西（刘家军）的宿将，淮西军一向信服他。我想让他做淮西军的都统制，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身分接管淮西军，你觉得怎么样？”

张浚这番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告诉岳飞，让你接管刘家军的命令取消了；二是告诉岳飞，张浚要自己把刘家军接收过来，他已经内定了自己的参谋吕祉，去替自己掌管这支军队。

接下来岳飞如何表态，其实已经关系到了他最终的命运。

10

这时候，岳飞性格中的不宽恕、少容忍，以及轻脱、浮躁，统统都在盛怒中随着热血冲上了脑门。

如果他能够保持一种成熟的冷静，他就应该知道，高宗的三道诏书，还有今天张浚找他谈话，都已经清楚地意味着，那次卧室里的许诺已经不算数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这个时候，他最应该做的，是立刻对张浚的提议表示赞同

。因为整个朝廷都在看着他，高宗更在仔细地看着他，他们都希望听到岳飞能够对张浚说：“是啊，我完全同意。”那样，包括高宗在内的整个朝廷，都会大大地松下一口气。岳飞的命运，也能够大大地松下一口气。

可惜他没有说那句大家都希望听到的话。

他告诉张浚，他不同意让吕祉和王德去接收刘家军。因为王德和其他刘家军将领素来不和，别人不会服从他；而吕祉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军事理论家，却不会带兵。他们去接收，一定会出乱子，所以，“必择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后可定”。

接下来的谈话越来越僵。

张浚问：“那么张宣抚（张俊）如何？”

岳飞说：“张宣抚是老将，也是我的老领导。但为人暴而寡谋，不能让刘家军的将领们信服，恐怕不行。”

张浚再问：“杨沂中应该可以吧？”

岳飞说：“杨沂中与王德是一个档次的，怎么统帅得了一支大军！”

因为上一次的军事会议，张浚对岳飞本来就没多少好感。话谈到这里，他的火气也上来了，怒道：“我就知道，除了太尉你，其他人都不行！”

岳飞也不示弱，愤然回击道：“都督既然询问我，我就不敢不说实话、尽愚忠。我岂是为了得到淮西的军队！”

事情正朝着宋高宗最担心的方向发展。

在岳飞的一生里，很容易看到许多彼此呼应的事情。譬如他诛杀舅父时的那句“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杀”，和日后临安监狱里狱卒路人甲的那句“少保若不死，出狱，则复疑于君，安得不反！”

许多年以前，无名小辈岳飞，因为不赞同大名鼎鼎的八字军领袖王彦的战术方针，而置军法于不顾，冒着被处斩的风险，怒而脱离部队。以至于王彦终生不愿再和他共事。

许多年以后，声威赫赫的岳太尉，再次将类似的冲动复制了一遍。从张浚的都督府出来，他立即就给高宗写了一封辞职信，没等高宗批准，就冒着“擅离职守者斩”的风险，连驻地都没回，就跑到江州庐山的东林寺，为老母“持余服”，扫墓守孝去了。

冲突继续升级。张浚得知岳飞根本没回驻地，怒不可遏，接二连三地上奏宋高宗，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简直是赤裸裸的在要挟朝廷，建议朝廷干脆将岳飞的兵权也一起收掉。高宗也很懊恼，屡次对着大臣严厉指责岳飞骄横跋扈。

尽管高宗最终仍然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岳飞复出，但他心里那扇一度对岳飞敞开到了极限的大门，却从此悄无声息地完全关上了。当岳飞终于被劝下庐山，前往建康府请罪时，高宗说了一番似软实硬的话：“卿家前些日子的奏章很轻率，但朕并不恼怒。若是恼怒了，怎么会没有谴

责卿家呢？太祖皇帝说过，谁犯了我的法度，我用来招呼他的，就惟有刀剑。如今让卿家继续执掌军队，寄托恢复的重任，可见朕确实没有怪罪卿家的意思。”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君臣彼此都把这层隔膜深深地埋在心里，彼此都不再折腾，也许，最后的结局还不会那么坏。可是，岳飞性格中的缺乏宽恕，像一条毒蛇般纠缠着他的命运。回到鄂州后，他马上又给高宗上了一道折子，依然不依不饶地在折子里说什么“陛下比者寝閤之命，圣断已坚；咸谓恢复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决策北向……”所谓的“寝閤之命”，就是他们君臣当日在卧室里的那番赏识与承诺。

岳飞不断地提醒着高宗曾有过的那个“寝閤之命”，其实就等同于在不断地提醒高宗，他从未释怀这件事情，也就等同于不断地将自己脖子上命运的吊索越拉越紧。

11

刘家军的命运，果然和岳飞所预料的丝毫不差。王德镇不住其他的将领，吕祉也确实只会纸上谈兵。最终的结局是：刘家军大将郦琼发动兵变，杀死吕祉，率军四万余人北投。王德只能守着本部的几千人，眼睁睁地看着郦琼扬长而去。刘家军从此不复存在，淮上前线的防御也顿时全线崩溃。

张浚成了导致这场叛乱的罪人。继张浚出任宰相的赵鼎，从郦琼的叛变中，再次体味到了一支值得信任的军队，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

高宗也将自己的住处从靠近前线的建康，悄悄地转移到了后方的杭州。刚撤掉刘光世，这支5万多人的大军立刻就全部叛逃他国，皇帝对家军的忠诚度，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皇帝和宰相们再度达成共识：整顿出一支完全隶属于皇帝的强大中央军，仍然是目前最亟需完成的政治作业。

有鉴于直接摘掉家军领袖的教训，赵鼎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奖掖家军当中的偏将们，以方便他们从家军中独立出来，进而使整个家军解体。这有点类似于汉武帝当年所推行的“推恩令”：让每个大诸侯国里产生无数个小诸侯国，从而瓦解掉大诸侯国。

大将们中间，老练的张俊看透了朝廷的图谋，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使朝廷“终不能得其柄”。但岳飞却没能看清这场政治的浓雾。绍兴八年，他还在向高宗请求增兵。结果自然是被拒绝。高宗的意思是，现有的部队，已经尾大不掉，整合不了他们，也拆分不了他们。所以，与其让他们继续增加兵力，还不如另外设立新部队。而这些新部队，自然都要直接服从皇帝的指挥。

高宗已经对依靠家军们取得战事的胜利失去了信心。他曾这样对心腹谋臣王庶说：“今之诸将不能恢复疆宇，他日须朕亲往！”高宗的目标很明确，一定要建立

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中央军，来取代这些家军。

12

与整顿家军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与金人的和谈。许多个世纪过去了，主流史学家不断强调达成和谈正是南宋政府整顿家军的目的所在。据此进而推论，岳飞的命运也是这场和谈的结果——为了成功向金人妥协，他们杀害了坚决抗金的将领岳飞。

这是典型的以道德强奸真相。绍兴八年，具体负责整顿家军的枢密副使王庶，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敌之强弱，吾无与也，顾在我者何如耳。”也就是说，和谈不是整顿军队的目的，相反，整顿军队，才是和谈的目的。高宗也说过，他对家军诸将早已完全丧失了信心，若要恢复疆宇，“他日须朕亲往”。王船山日后在《宋论》里评价这段历史，也说得很明白：收兵权是目的，和议只是手段。

顾及到可能对家军大将们所产生的刺激，朝廷并不能把这一真实意图对外宣布。和谈是整顿家军的前提，只有来自外界的军事压力大幅度削弱，南宋政府才能腾出手来整顿家军。这一秘密的目的只流传在有限的几个最高决策核心中间，包括了高宗、赵鼎、秦桧，以及王庶。对外，朝廷则是另一套说辞。绍兴八年和绍兴十一年的两次和议，高宗始终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孝道”，他当着整个国家痛哭流涕，希望大家理解他的苦衷，他需要和议，需要从冰天雪地的五国城，把自己的生母和其他皇室迎回来。

从绍兴八年到绍兴十一年，决策核心发生了许多人事变动，宰相赵鼎也被秦桧所取代，但通过和议来为整顿家军开路这一基本路线，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高宗已经狠下心来，一定要彻底解散家军，一定要建立起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庞大中央军。这一点，被视为是南宋政权走向成年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

所以，在此期间，岳飞们在军事上所取得一切胜利，其实都是在挖自己命运的墙脚。他们对金人的军事压力越大，金人就越容易同意和议，大将们自己最终的命运，也就来得越快。明显的迹象，可以从两次和议的对比中看到。绍兴八年的和议，朝廷中的士大夫们分裂为赞同和反对两大派，彼此对抗；而到了绍兴十一年，却几乎没有士大夫出来反对和议。南宋学者吕中后来感慨说：“向者之和，贤士大夫并起争之。今则无一人言之。”会变成这样，吕中认为是“诸将奏捷”的缘故——确实如此，绍兴八年朝廷还没有从淮西兵变中恢复过来，而绍兴十一年的拓皋之战，却已经彻底打消了金军渡过长江的念头。

所以，当岳飞在郾城大捷后极力请求继续扩大战果时，高宗却用十多道金牌把他招了回来。这里面起着决定性因素的，不是

什么“投降派”之类的道德命题，而是南宋政府终于到了可以举行成人礼的时候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耳熟能详。朝廷再次“杯酒释兵权”，用中央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的空头衔，取消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的统军大权。

当张俊和韩世忠广置田宅，开始他们后半生“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涯时，岳飞却被投进了临安府的国家最高监狱。这个结局其实早在绍兴七年就已经注定了。当高宗一手将岳飞推上信任与权力的巅峰，又一手把他从这个巅峰上面踹下来，岳飞又因为自己性格上面的缺陷，从来都没有表示过对高宗的谅解……一切就都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了。

绍兴十二年，世间已无岳少保。高宗对着大臣们兴奋地说：“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官无异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场成人礼，终于完成了。

还有一件一直被忽略掉了的事情。在解体了家军之后，朝廷的国库也同时接收了家军所经营的各项财源——家军长期盘踞地方，形成了就地养军的体制。从韩家军的财库里，国库接收到：现钱100多万贯、米90多万石、镇江、扬州等地大酒库15处；岳家军的财库则计有：每年可以收160多万贯钱的14个酒库；每年可收钱41万多贯的博易场等，以及每年可收稻谷18万石的田产。在高宗统治早期，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万贯，而到了统治末年，财政收入急骤膨胀，达到了6400多万贯。最主要的两笔收入，一是秦桧的“开源”，另一个就是对家军财政的接收。

也就是说，南宋王朝完成成人礼的两个必要条件，军队和财政，都必须在解体家军之后才能达成。岳飞的命运则在这种历史的必然趋势里随波逐流。如果没有绍兴七年的曲折，他可以和韩世忠们一起终老于灯红酒绿；而有了那场曲折，他人生的终点，就只能是那造型古板的风波亭。（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