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剑：华能集团成立前后

王传剑：华能集团成立前后

作者：沈小波

来源：《能源》2014年第12期

华能集团公司是国内五大发电集团之一，成立于1989年。但鲜有人知的是，华能集团成立之前，还有多个华能系公司成立，其渊源，可追溯至国内80年代初推行的以煤代油政策。王传剑是华能集团的首任总经理，此前在国家计委工作近40年，并长期主持以煤代油办公室工作，整个煤代油工作的前因后果，及华能集团诞生前后，他均全程参与。鉴于此，《能源》杂志记者拜访了王传剑先生，还原华能集团成立前后的那一段历史。

人生的际遇存在很多偶然。我是195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工业部，后来调入机械工业部电工局计划处，当时的处长曾任中国驻东德使馆的参赞，回机械部后又被调往国家计委，需要从电工局再调任两个人，一个去德国工作，一个跟随他前往计委。我选择了去计委工作，直到后来担任计委下属的节能局局长，参与开创了中国的节能事业。

到国家计委之后，国内政治环境风云变幻，其间经历“大跃进”、“文革”等，国家部门也不断分合，我又辗转到国家经委、后又调入新成立的国家物资部，在研究室工作，为部长撰写研究报告。可能从这时起，大家对我形成了擅长文字工作的印象，于是后来把我调回计委写批判文章（文革时期），也许正是这一点，后来李人俊才会找我去写那个报告，使我参与到煤代油工作，最终成为华能集团的创始人兼首任总经理。

回顾过往，我这一辈子做成的两件大事（推动中国节能事业开端、参与创立华能），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当时我只是想尽力做好职责之内的工作，并没有想那么长远，这其中也有一些令人惋惜的事，只是我如今已经年逾80，进入耄耋之年，早已不再牵挂过去的事了。

推进以煤代油

1981年初的一天，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来找我，当时我已被提为计委委员，分管节能局。李人俊谈到国内存在大量的燃油电厂、窑炉等，如用煤代替油，节省下来的石油可以出口换取宝贵的外汇，为此，他让我给时任国家总理赵紫阳写一份报告。

国内电厂原本是以燃煤为主的。但在文革期间，经济接近崩溃边缘，煤矿停产，铁路运输不畅，沿海一些电厂没有煤炭，只能烧油。其次是大庆油田发现后，国内原油产量迅速攀升并于1978年突破1亿吨大关。国内弥漫着乐观的情绪，以为还能发现几个类似大庆的大油田，计委就发布指导方针，支持新建燃油电厂。

从70年代开始，国内烧油量猛增。到70年代末，最高年份（1980年）烧油量达到4000多万吨。按1981年国际油价计算，同烧煤比较，等于一年烧掉50亿美元。加之70年代，国

内从国外引进13套大化工装置，效果非常好，于是在赵紫阳的支持下，国内掀起了一股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热潮，但这带来了国家外汇的紧张。

在这一背景下，我撰写的以煤代油，节省原油进行出口的报告很快得到了国务院的回应。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赵紫阳提议，要下大决心以煤代油，压油出口，积累资金，倒过手来发展能源、交通，并指出，这是把国民经济搞活，实现良性循环的一个突破口。

李人俊和我均参与了第一次会议，与会的还有煤炭部、石油部、电力部等相关部门。会议确定要成立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负责推动以煤代油工作；并拨给100万吨原油，将出口油的利润收入约5.7亿元和国家财政安排的3亿元改造锅炉的资金拨给办公室作为启动资金。同时确立了滚动发展的原则，利用这项资金安排一批烧油锅炉改造为烧煤锅炉，将压下来的烧油用于出口，出口油的利润仍作为煤代油的资金，用于压缩烧油工作，如此则滚动向前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从1985年起，国家进一步明确，煤代油资金在财政部列收列支；使用煤代油资金建设的项目投产后，在还款期内免缴所得税；煤代油投资实行拨款改贷款，收回贷款仍作为煤代油专用资金，继续用于能源交通建设。

当时的第一次会议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没有参加。之后因为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赵紫阳又牵头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并点名宋平参加。宋平提议，以煤代油的工作要列入国家计划；煤代油办公室设在计委。第二次会议还确立了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任煤代油办公室主任。因为是我撰写的报告，黄毅诚就找我一起到煤代油办公室。这样黄毅诚名义上兼煤代油办公室的主任，但实际工作都是我在推动，除了一些我认为很重大的事情我会向他汇报。煤代油办公室总共也就4、5个人，其中两个一个来自煤炭部，一个来自电力部，方便协调工作。地点设在计委，和我分管的节能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因为是计划经济时代，要办事，第一要钱，第二要有“三材”（钢铁、水泥、木材），因为国家拨给了一百万吨原油作为启动资金，钱不是问题。我首先去找电力部，因为当时烧油的主力是电厂。由黄毅诚出面请出了电力部部长李鹏进行商谈，最后达成协议，每新建1.2个千瓦的燃煤装机，代替旧有的1千瓦燃油装机。这是因为燃油效率高，烧煤效率低，做了一个平衡。这样我新建电厂后，就获得了被替代的旧电厂的资产，和它的原油配额。

接下来要解决“三材”的问题。当时山西作为煤炭大省要向省外调出煤炭。国家为了鼓励山西多生产煤炭，除规定必须调出的“计划煤”外，还设置“经济煤”，即山西每超出计划调出一吨煤，国家给予相应补贴。所以我和山西省政府签订协议，每年调山西多少煤，按国家“经济煤”标准进行补贴。这就解决了煤炭的问题。

我又和东北林区签订协议，投资东北林区，新增木材生产能力，同时东北林区要每年提供相应木材。此外，当时的河北冀东水泥厂，和日方签订了合同，引进了日本设备，但由于缺乏

资金，工厂无法开建，于是我决策由煤代油办公室拨给资金，建成水泥厂，年生产能力一大部分要卖给煤代油办公室。钢铁是和本溪钢厂签订的协议。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经营的意识，只是进行投资，保证获得所需的“三材”产品，这部分产品执行的都是国家统配价格。

压缩烧油初期，为尽快压下一部分油出口，积累资金，煤代油工作的重点是对一批原设计烧煤、在70年代改为烧油的电站锅炉和工业锅炉进行改造，在较短的时间内，用较少的投资实现压缩烧油200多万吨，积累了十几亿的煤代油资金。第二部分，计划对原设计烧油的600万千瓦发电机组，安排建设800多万千瓦烧煤电站来顶替。与此同时，也开始推进量大、面广的工业锅炉和工业窑炉的压缩烧油工作。

煤代油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原来成立煤代油办公室时，国务院确定了十年压缩烧油2000万吨的任务。但实际仅仅在“六五”期间，累计压油就达2360万吨，利用国内外石油差价，积累资金94亿元。1983年10月，赵紫阳在听取汇报时说，“这笔钱（煤代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改煤，大家心安理得地把油烧掉了，也没有这笔钱来发展能源交通。”1985年1月，赵紫阳又在李人俊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油改煤“已成为加速我国电力建设，及与电厂配套的煤矿、铁路交通等建设的一个有力措施。”

华能系诞生

由煤代油资金投资的第一家公司是华能精煤公司，成立于1985年，一开始的名字是中国精煤公司。这是黄毅诚提议投资设立的，一开始我并不是很同意，因为煤代油的资金也很紧张。后来黄毅诚就和我一起到实地去考察。我们考察的煤田在陕西的西北部和内蒙的南部，是一块整装大煤田，就是后来的神府东胜煤田。

去了之后，我们看到煤的开采条件非常好，含硫量也低，但是煤运不出去，当地的农民就把大块的煤拉上汽车，运出去卖。当地的生活条件也非常糟。我们想到当地要发展，这么好的煤田，就决定启动煤代油资金把煤矿搞起来。因为煤田跨越陕西、内蒙两地，为了减少两地之间的矛盾，我们成立了神府矿区，成立了一个公司运作，然后又成立东胜矿区，也成立了一个公司。

我们首要任务是开发煤矿，然后解决运输条件，建设铁路和港口。第一条铁路从神木到包头，这样把煤运到包头后，煤就进入国家铁道干线了。第二条铁路是神木到黄骅港的铁路。这条铁路建设最难的是涉及途经省份利益的协调。比如这条铁路途经山西，必须分配一定的运量给山西。最终博弈的结果是，铁路还要经过河北，必须把港口建设在河北，于是就确定了港口的地址，就是如今的黄骅港。原先我们是打算建设再山东的龙口，这里的自然条件更好，水深更适合做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