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勿“风险自留” 重疾险应为家庭第一配置

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面对重大疾病带来的财务风险，除了提前留足资金之外，没有其他的应对方法。人们不得不一直采用这种典型的“风险自留”式财务安排，直到南非出现了一位充满人文情感的医生——Marius Barnard。面对诸多身患重疾，治愈后却家庭破产，甚至有望治愈但经济上无法继续的病人，Marius Barnard医生只能无奈地感慨：“我们在身体上治疗病人, 却在财务上杀死他们”。久而久之，这位医生为身患重疾的病人设计了一种金融工具——提前缴纳费用，在缴费者罹患重大疾病之时，向他提供相应的资金补偿，帮助他渡过难关。这就是最初的重大疾病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的诞生过程也决定了其基本形态——只要被保险人被确诊罹患重大疾病，保险人一次性赔付一笔约定数额的资金（即保额）给被保险人，以供被保险人的疾病治疗所需。重大疾病保险解决了人们面对重大疾病时经济储备不足、短期现金流困难等问题，在经济上帮助罹患重大疾病的人渡过难关。这种从诞生之初就打上了深刻人文关怀烙印的产品，一直作为每个家庭成员的第一配置而不可或缺，同时也是用于抵御重大疾病风险最有力的工具。

一、重大疾病离我们有多远

据卫生部统计，人一生罹患重大疾病的概率为72.18%。我国每年新发癌症200万，新发心脑血管疾病150万。用精确测算形式，即每分钟，全国就有3.81人新发癌症，2.85人新发心脑血管疾病。

重疾频发与我们日常生活变化是分不开的。就像网上流行的一种调侃：“早餐吃着地沟油炸出的油饼；午餐吃一碟海南毒豇豆；晚餐来两对苏丹红烤翅；最后喝上一杯三聚氰胺牛奶安睡……”说的虽比较夸张，但这些食品的工业化加工确是不争的事实。而环境、食品的改变，正潜移默化的摧残着我们的身体健康。

二、重大疾病治疗效果的变革

纵观整个重大疾病治疗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医疗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很多致命的“重大”疾病变成了不再致命的“常规”疾病。例如在青霉素被发现之前，身体感染任何炎症都可能丧命；而在青霉素广泛使用后，炎症的治愈率已经很高了。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重大疾病的治疗效果和实际存活率同样也在大大提高。所以面对72.18%这样的数字，我们不用失望。

据相关统计，大部分器官移植手术术后存活率已达到90%以上；45岁以下患有心脏病的成年人，手术后3年存活率达到80%以上；即使是“第一杀手”癌症，5年存活率也已经达到男性65%、女性78%。

今时今日，罹患重大疾病而正常生存的并不在少数。著名歌手蔡琴，早年间曾罹患乳腺癌，现在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年逾八旬的意大利指挥大师阿巴多，在1999年罹患胃癌，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经治疗后重返舞台，去年还带领琉森节日乐团在北京连续演出四场……可见，只要能够合理应对，重大疾病并不一定等于绝症。

有一句老话“此物有病治病，没病防身”。“此物”在今天看来，完全可以理解为“财务”。合理规划个人财务，不要让自己或亲人再得上“经济绝症”。充沛的资金不仅在紧急时刻（得病时）可以以备不时之需，更重要的是在紧急过后（治愈后）也能为自己安排舒适的生活。

三、应对重大疾病的财务安排

1、医保不是“万能保”

长期以来，“医保”在我国的医疗体系中承担着基础性的作用，是我国普通百姓面对疾病威胁的重要保障措施。特别是2010年以来，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医保”制度还在不断完善——在更多的城市和地区，“一老一小”正在普及，大学生医保正在深入，特别是范围最广的城镇职工医保也在不断进步。以北京为例，今年就有提高职工医保最高支付限额、提高住院大额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在职职工门诊的医保报销比例等几项措施。在这几项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北京市在职职工医保的全年支付上限将达到30万元，目录内的支付比例也将达到85%以上。

尽管在不断完善，但医保并不是“万能保”。目前，我国医保制度的主要风险缺口有以下几项：起付线以下、封顶线以上、支付比例之外、目录以外。

对于北京的一般职工来讲，如果某一次治疗都在三级医院进行，在目录范围以内，起付线以下部分合计3100元，支付上限达到30万，在30万额度用满的情况下，支付比例以外部分共4.4万元。

以上缺口还并非全部。除了上述缺口以外，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还有一个严格的目录限制，目录外的项目都不予承担。就目前的情况，目录主要包含了一些常规的药品和诊疗项目。在药品方面，大部分进口药和最新研制的特效药以及补品等都不在保障范围之内；而在诊疗的费用方面，很多诊疗项目也不在报销范围之内，特别是在住院费用方面，空调费、取暖费、膳食费、特需服务费等诸多保证治疗、休养效果的基本项目费用都不在其列。

不要忽视这个目录的限制。笔者认识的一些医生甚至说过，30万额度虚无缥缈，大额花销一点不少。究其原因，就是报销目录的限制。

举两个常见的例子。如果罹患终末期肾病（尿毒症），根治的方法是换肾。寻找肾源+换肾手术一般需要30-40万元，肾源的费用医保目前也不负责。这些暂且不论，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抗排异。现在在很多医院，换肾术前医院会要求患者注射德国产“苏来”抗排异药，共两针，费用19000元，且不提供发票和依据，更不要提医保报销了。术后，效果较好的进口抗排异药物第一年费用大约6万元，之后稍有递减，医保不报销；国产药物每年费用便宜约2万元，而且医保可报销约80%。但国产药物副作用相对大，另外药物的血药浓度及稳定性相对差些，直接影响术后存活时间，所以一般医生也会推荐用进口药。

国产药物与进口药物的直观对比如下图：

为了保证治疗的效果，肾源+进口抗排异药物这些医保目录外但治疗必须的花费，第一年就要消耗30万元左右，此后根据术后排异反应的情况还要有每年的常规开销。以上这些费用，都需要患者自己承担。

再如，针对肺癌，目前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比较先进的治疗方法，即“分子靶向治疗”，我国也已经引进并对部分满足要求的人群采用这种疗法，而这种疗法所需的药品没有一种在医保目录内。这类药品需要多少费用呢？以一种市面上流行的药物“易瑞沙”为例，这种药分为英国版、印度版两种，英国版是原产，印度版是仿制品，治疗稳定性相比英国版略差。这种药的服用频率是每日一粒，每粒的价格是：英国版500元，印度版250元。一个月下来，采用英国版“易瑞沙”就要花费15000元，即便采用稍差的印度版“易瑞沙”也要7500元——这部分费用，医保完全不能覆盖。

两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对医保的风险缺口有了一定的了解。另外，上述缺口分析针对的是北京市在职职工，对于“一老一小”，保障额度还要更低一些，这里不再详细讨论。我们也必须清晰地了解一个情况：在我国当前的医疗保障体系下，每个参保人在起付线下、报销比例外、封顶线上，特别是保障目录外，还存在着不小的风险缺口，需要我们自己承担。面对这样的风险缺口，我们应当如何准备呢？

2、不能再“风险自留”

今天，面对重大疾病带来的这种“几乎必然”的财务风险，很多人依然选择“风险自留”，这种做法通常会伴随着很大的问题。首先是资金的占用成本——大额资金本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被束缚在重大疾病的财务风险上未免可惜。另外是流动性——资产的形式多种多样，而重大疾病的确诊往往“病来如山倒”。一旦确诊罹患重大疾病，治疗的时机分秒必争。到那时再将股票、房产等资产变现，往往是来不及的。以上问题的解决，仅靠自己，“风险自留”，是行不通的。

面对重大疾病，我们需要的金融工具是：有一定杠杆，能够以较小的资金成本换取相应保障水平；同时有很好的流动性，保证疾病一旦到来就能够迅速带来资金，第一时间发挥作用。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产品，就是重大疾病保险。面对重大疾病带来的资金缺口，最重要的财务安排就是提早规划并为自己配置好重大疾病保险。

四、重大疾病保险的选择

重大疾病保险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才出现，但发展迅速，目前市场上形态各异，种类繁多，投保者需要在市场中认真选择。而在选择过程中，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保障病种、观察期、保险期间、缴费期间、有无分红、给付方式、保额限制等产品元素。

1、保障病种

一直以来，市面上所售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障病种各不相同。为了规范重大疾病保险市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还特别在2007年8月颁布了《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定义了6种核心重大疾病和19种其他疾病，规定6种核心重大疾病必须纳入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障范围，对其他19种疾病选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