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是鲁迅唯一一篇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写于他接受许广平之后

悲剧是一种经验

——《伤逝》与鲁迅的爱情

高一10 李西月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篇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写于他接受许广平之后。鲁迅深知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既会有渴望的爱情也会有旁人的攻击，这篇小说就是鲁迅对爱情与婚姻的思考，其中包含了鲁迅，朱安和许广平的影子。对于鲁迅，它是对未来爱情的思考，用悲剧的结局给自己告诫和清醒；对现代爱情仍有它的借鉴意义。

小说中子君的形象分为两个时期，会馆里的子君和同居后的子君。会馆时期的爱情是热烈的，涓生在小屋里期待子君到来，然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子君是受新文化影响的女性，她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她与涓生在文学等方面有共同语言，还体现在她对爱情的执着与勇敢：“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面对家庭质疑和舆论压力，她毅然选择和涓生同居。共同的志趣和对爱的执着，子君是鲁迅心目中理想的形象，会馆时期的涓生和子君，很像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经历。许广平在给鲁迅的的第一封信中向他请教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等问题，这封

信被放在了《两地书》首要位置，是许广平和鲁迅交往的开端，他们从此开始了亦师亦友的通信，谈论理想，文学与革命……爱情里的许广平，像子君一样勇敢，：“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如此的直接与热烈给鲁迅带来了全新的情感体验，以一句“你战胜了”接受了这段爱情。

同居后的子君，却变成了一个整天操持家务，没有自我的旧中国女性。“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她不再有时间和涓生交流，也失去自己的精神生活，对涓生而言，她从精神上的知己变成了生活上的保姆。“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帖了······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这种改变使子君失去了先前新女性的可贵，变得太过平常，所有使涓生喜爱的品质已经荡然无存，沉重琐碎的生活给她加上了旧中国传统女性的烙印。此时的子君，就像鲁迅的妻子朱安，一个缠脚的旧式女人。鲁迅接受了这段婚姻，却始终无法交付对方感情。他们长期分居，没有交流，更没有争吵。在这段无爱的婚姻里，他压抑着自己，也找不到发泄的出口

然而会馆时期的子君和同居后的子君仍是同一个，小说中子君的转变是不是鲁迅对未来和许广平同居生活的一种可能性的预见？作家在小说里展示一个悲剧，是为了清醒自己的认识，使自己避免陷入同样的悲剧。这就需要找到造成悲剧的根源，小说里并没有明确的语句来回答。究其原因，是时代的束缚和个人的性格所致。

虽然子君和涓生勇敢地选择了同居，但是他们不符合封建礼教的行为受到了很多质疑。当时的社会，新的思想已经成形，但根深蒂固的旧思想并未破除。为了能跟涓生一起生活，子君和家庭决裂，“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鲁迅和许广平的同居作为名人更引起了舆论轰动，连他的二弟周作人，也撰文抨击鲁迅此举是“一个道貌岸然者的‘色情’私奔”。这爱情的后果，使鲁迅心中充满疑虑。倘若种种打击纷至沓来，他们的爱情能禁受住吗？所以鲁迅迟迟没有接受许广平。鲁迅对于朱安的态度，就像后期的涓生对子君，明知道无爱，又纠结在说与不说之间。涓生选择了说，“说出我的意见和主张来：‘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只是他的坦白并没有带给任何一方轻松，子君死去了，他也

一直在伤逝的情绪中无法自拔。于是现实中的鲁迅选择回避，他深知一纸休书对朱安这样旧式女性的毁灭性，所以他始终没有打破婚姻，因为看到了子君的悲剧，他避免了朱安的悲剧，这是更为成熟的选择。

时代的客观原因之外，也有个人性格的主观因素。子君勇敢地选择了新式的爱情，骨子里却仍然有旧式女性的传统家庭观念，进入家庭生活后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自我，失去了原先的精神追求。在新旧的交替之间，子君既不能完全的冲破传统，却又做出了旧传统有所不容的同居，她不知何去何从。涓生对这份爱情同样抱有期望，他爱子君，却使她独自承担沉重琐碎的生活，打理家庭事务，自己则因厌倦子君的转变而在外边寻求解脱，“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园里，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冷风究竟也刺得人皮肤欲裂。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他曾经不顾一切地和子君在一起，但是同居后他对子君并不公平，中国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使他把子君为家庭所做的一切认为理所应当，女人被看做男人的附属品。与其说是个人性格因素，不如说中国的封建传统和观念几千年来根深蒂固，女人的隐忍懦弱，男人的大男子主义，已经在子君和涓生的身上有深深的烙印，即使接受了新式教育，想要完全摆脱也是很难的。鲁迅是新文化的倡导者，但是对母亲为他和朱安设定的旧式婚姻他顺从了，即

使换来的是他们在爱情上的悲剧。鲁迅曾说过原因之一是为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幸福。

关于爱情，所有人都渴望完满，子君和涓生的爱情在伤逝中结束，鲁迅似乎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婚姻之后，爱情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对现代爱情仍有借鉴意义。爱情不同于激情，不是一种当时的情绪，当激情减退，纯粹的爱情需要转化为某种稳定的关系永存。鲁迅和许广平做到了这一点，周海婴在回忆时说：“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在鲁迅的生命中，许广平充当了诸多角色：学生，秘书，精神战友，生活伴侣。这种关系远比单纯的爱情深远可靠得多，“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正是他们生活的写照。精神上的伴侣是许多人追求的境界，涓生与子君的结合是基于此的，最终破灭也是这一关系的消亡。一个女人只有持家之道是不够的，她应当在精神层面与男人站在同一高度，所以她必须有独立的意志。子君在家庭生活中丧失了自我，而在宣传男女平等的今天很多女人不是依旧如此吗？当代女性生活在历史的夹缝之中，高速发展的时代要求她们独立自主，历史遗留下来的“女主内”思想又要求她们在家庭生活中做出牺牲。想要摆脱男人附属品的命运，女人就要有自己的意志和精神追求。但这种精神追求并不是婚姻，后来的子君正是把全部寄托在她和涓生的爱情上才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