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佛教对音乐的影响

古时佛教对音乐的影响
中国佛教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佛教作为宗教，在传播过程中离不开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作为媒介手段，同时也对音乐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

1、促进了音韵在这一时期的形成
汉语注音的反切方法“平上去仄”四声用于诗律均与此有关，音韵学对后来的中国歌唱技术和作曲方法均有很大影响。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还曾参照梵文的拼音，发明了我国最早的拼音方法——反切。

另外，佛教还在实践过程中建立了平、上、去、入的四声体系。

从公元五世纪沈约著《四声谱》开始，音韵学便成了一门科学。

这是佛教对中国音乐的一大贡献。

2、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音乐体系
公元前后，佛教音乐随佛教传入我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之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人生观、生活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经寺院僧侣们不断地实践和摸索，逐渐地形成了以“远、虚、淡、静”为特征的中国佛教音乐，清净自在、菩提心上、旋律优美、婉转动听、宁静清淡、高雅慈悲，独具浓厚超然风味、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感情，且融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宗教音乐于一体，并成为中国民族音乐中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和民族性。

3、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民间说唱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发展
说唱艺术的历史是十分悠久。

最初是寺院里僧侣用以讲唱佛教故事,由于佛经经文比较晦涩，僧侣为了便于传讲起见，将佛经中的道理和佛经中的故事用讲唱的方式表现，这些故事内容通俗易懂，进而讲唱中国历史故事和传说中的人物。

南朝齐梁时，佛教徒开始吸取民间文艺形式，如“转读”“唱导”等。

“唱导”是一种说唱兼有、声文并茂的讲演艺术。

此时由于佛教广为传播，唱导音乐也很快大为盛行，且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4、对西域音乐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魏晋这一时期是中国佛曲草创的时期，魏陈思王曹植研究用中国的曲调配唱汉译经文，成为进行这方面尝试的第一人。

曹植好学博识，
擅长诗赋文章，是“建安文学”的创始者之一，他精通音律，对传统音乐有深入地研究，同时又喜欢读佛经，因此，他将外来的印度佛乐与中国传统音乐，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佛教自传入以来，至魏晋时期，许多来自印度、西域的高僧在汉地传播、翻译佛经的同时，也带来了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

一些僧人祖籍西域，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在译经的同时，把诸如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佛曲韵味、曲调等融汇其中，传入中原大地，如：佛经翻译家支谦，本月支人，他就曾依《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制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

5、对我国民间音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传播、集中的作用
当时的寺庙是重要的艺术活动场所，佛教对此时的音乐活动有着一定的影响。

为了传播教义，佛教音乐采用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民歌、小曲、杂技、戏曲等等。

每逢宗教节日，寺院内外鼓乐喧天，形成规模宏大的表演。

佛教在宣传教义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了人民以进行艺术活动的机会。

据载，北魏都城洛阳寺庙众多，香火极盛，寺庙中常有丰富多样的音乐表演，以致寺庙成了音乐艺术的中心。

平日里，伶工伎女把这里作为排演练习的基地，一到节日或法会，便是鼓乐喧阗、观者如云，热闹非凡，活生生的一个个规模宏大的演剧院。

这些在寺庙中展露艺术才华的音乐家们，有的来自民间，有的来自宫廷，还有一些则是城市中的职业音乐家。

北魏人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来入宣武门，向阊阖官前，受皇帝敬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天动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于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

”在这些盛大的乐舞表演中，节目既有印度佛教梵音及梵音的汉化形式，又有民间的百戏、幻术和杂耍。

这种活动，把当地所有的歌舞技艺汇集一起，争奇斗胜，年年举行，很多民俗舞蹈就这样随着宗教习俗活动而保存下来，至唐代依然盛行。

寺庙戏场对我国剧场艺术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6、保存、集中了一部分民间音乐，并有传授、提高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各种“仪轨”的创立和形成，为佛教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齐武帝次子萧子良，是修治佛教礼乐的杰出人物，他好古擅治文，曾撰《僧制》一卷，其内容既有生活起居，也有唱念内容。

又撰《施食法》，是我国第一部施食佛事专著。

南齐永明十年，萧子良发起整理传统音乐的创举，礼请了建康各寺梵呗名僧集结一起，对传统梵呗
进行唱诵曲调的比较、勘误与校正。

通过这次整理和校订，不仅恢复发传统梵呗，而且培养了一批梵呗高僧，成为传播佛教音乐的骨干力量。

待宋齐之间，有昙迁、僧辨、太博文宣（即萧子良）等，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写集异同，斟酌科例，存于旧法。

传统梵呗经过校勘整理后，辑为专集，萧子良还为这个专集写了《梵呗序》，在对梵呗词曲校勘订正的基础上，又撰写了《转读记并释滞》一卷。

梁武帝萧衍是另一位不可多得的对佛教音乐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梁武帝早年好学，博通史，草隶书法，尺牍文章、骑射战术、律吕音乐等都十分精通，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是南朝梁的佛教领袖。

他的佛学造诣很深，他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

梁武帝还制作了许多佛教乐舞作品，以充实有关仪轨。

《隋唐音乐志》记载他亲自编制了《善哉》、《神王》、《大乐》、《大观》、《天道》、《仙道》、《过恶》、《除湲水》、《断苦轮》十篇法乐，名为正乐，皆述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