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载《西铭》中的伦理思想

论张载《西铭》中的伦理思想
张载，字子厚，号曰横渠先生，为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并为“北宋五子”。

其学说远承洙泗正统，近辟佛道异学，以易为出发点，在其“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基础上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儒家新伦理体系，给“秦弊于今未息肩”的时人提供了一条达到孔颜乐处切实可行的途径，世称“关学”。

吕思勉先生在《理学纲要》中赞之云“理学家中，规模阔大，制行坚卓，实无如张子者”。

（P61）
张载一生著作颇丰，有《张子正蒙》《经学理窟》《横渠易说》数种，其中影响最大也是最能集中体现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思想的，则非《西铭》莫属。

《西铭》被张载编入《正蒙》第十七篇《乾称》之首，初名《订顽》，与原名《贬愚》的《东铭》同为张载晚年教育警示弟子所作，它扼要的论述了人与宇宙、人与他人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与价值，人生的理想以及实现他的方法与途径，乃是张载人学理论体系的总纲。

《西铭》全文虽仅二百五十三字，但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反响，对关学乃至宋明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从二程朱熹到王廷相王夫之，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大都对《西铭》作出了高度评价。

如小程说: “《订顽》之言极纯无杂, 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

”(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

陈亮作《西铭说》一文, 开篇便引述伊川《答杨时论西铭书》的大部分文字来强调张载此文的重要性, 更认为“西铭之书,先生之言, 昭如日星”，王夫之则夸赞道《西铭》“辟佛老之邪迷, 挽人心之横流, 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

”( 《张子正蒙注》第3 15 页)。

二程甚至专以《西铭》开示门人，据《宋元学案》载，神宗元丰己未（1079年），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兄弟三人东入洛阳，师事二程，二程便以《西铭》开示其学。

而元丰初年，建州游酢、蔡州谢良佐，南剑州杨时等先后入太学师事二程时，二程同样以《西铭》开示。

虽然我国现代的一些哲学史家若任继愈侯外庐等人对《西铭》稍有訾议，但这还是难以动摇它在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

宋儒言天理必言人事，“言天理不能用诸人事，是为虚无，是为异学；言人事而不本之于天理，是为粗浅，是为俗学”。

而《西铭》很典型的体现出了天理与人事相结合的理学思路。

前言天理，后推及人事，其伦理思想则属于人事中颇为值得关注的一部分。

张载在《正蒙·诚明篇》中说：“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

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

”这里面所讲的“仁”与“孝”则成为了他伦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认为这种仁与孝相结合的伦理思想“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
一种生活方式”，“具有超社会，超道德的意义”。

（人民出版社，1998，P1748）
《西铭》之仁
宋明理学家主张，宇宙之间，皆有不易之法则，人为宇宙之一体，自然也有有其遵循的原则。

如果不能明天理，人就很难知道如何自处。

如果人能知道如何自处，那么天理也就随之不彰自明了。

如孟子所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因此，如欲知其人事，必先明其天理。

张载在《西铭》中的强调的“仁”则与其宇宙本体论息息相关。

张载认为天地万物的原质唯有一“气”，气的聚散流转形成了纷繁多变的世界。

如其言道，“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

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

张载用太虚二字概括了宇宙的本体起源，而后又从人与物共同具有的太虚本性出发，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规定为人性的两大内涵。

天地之性为绝对的善，气质之性只是由于受后天“攻取之欲”“计度之私”的拖累才分善恶。

天地万物既为一体，本性又纯然皆善，张载遂把其道归结于仁。

“性者，万物一原，非有我所得私也。

惟大人为能尽其性，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天体物而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而非仁也”。

天地之性在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及规定为仁、义、礼、智、信，而其核心便是仁。

《西铭》中要求人们做到“不愧屋漏”“存心养性”，“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更将“仁”的要求具体化生活化了。

张载同时也强调这种“仁”并非道德意义上的义务，也非法律意义上的强制，他更希望人们通过“无意为善”而达到“仁”。

传统儒家以性善论作为自己的伦理道德思想基础，张载提出的“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的逻辑前提同样也是性善论。

这里的“无意为善”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善”即“仁”的原由，它来自人的道德本性，就是上文提到的纯然皆善的“天地之性”。

二是为善这种行为带有自由的意味，如《中庸》所言“率性之谓道”，顺应上天赋予的善的本性去为善，体现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自由意志。

因此，张载所说的“仁”很大程度上弘扬了人的主体性，拒绝人们出于某种私利而有意为之，它让人们完全超越功名利禄的牵绊，自觉地消除气质之累而返归到纯善的天地之性中去。

这在某种程度上讲确乎是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

《西铭》之孝
孔子曾说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张载从仁学理论出发，在人与人如何相处上就落实到了“孝”上。

他在《西铭》中把整个社会说成是一个大家庭，人人都是这个大家庭
的一分子，这种观点在具有浓厚家族观念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精心设计的这个大同世界中，人民与我同生于天地，都是我的兄弟手足。

万物与我同处于天地，都与我紧密相连。

君主是天地的长子，大臣则是协助其打理家业的管家。

天下受苦受难的人们都是自己漂泊无依的兄弟，应该给予其同情帮助。

其后张载又引述了一系列古代孝子贤孙的事迹，对这些人送上了热烈的赞扬。

“不驰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舜，宁愿赴死而不违抗父亲命令的申生，不损伤父母赐予的曾参，即便被父母驱逐也要服从命令最终投水而死的伯奇，在张载眼中都为世人树立了孝的标杆。

张载的这种“孝”的思想与孔子“泛爱众”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理念一脉相承。

据《宋史·张载传》记载，张载“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告之曰：‘儒家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早年穷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诸六经”，可知张载思想以儒家为根基，虽然他本人对佛道思想多有抨击，但仍会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

他的“孝”的思想依然以维持封建等级制度为前提，这宗法性的一面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并无二致。

但同时他又视天下万民为自己的同胞兄弟，这平等性的一面又能看出佛家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等思想对他的渗透。

这种将平等性与宗法性相结合的“孝“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张载对传统伦理观的一种异化，他将平等性也就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加以扩大，将宗法观念变相或者弱化，融合而成为一种笼罩着脉脉温情的新的儒家伦理。

张载之所以提出“仁”与“孝”相结合的伦理思想与其所处的社会形势息息相关。

当时的社会现实一是国家的内忧外患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避免之前割据形势的再度出现，秉持“守内虚外”的治国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敌方武装力量。

这些措施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了抑制某一地区过分做大的情形，但同时也造成了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

与辽国、西夏、金朝等外来势力的战争大部分以败北收场，连年岁币贡品的交纳让本已困苦不堪的人们更加难受重负。

同时宋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实行“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政策，官僚地主阶级享有种种特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诗人苏舜钦在《城南感怀呈永叔》中曾描述道流亡的人们“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

犬彘咋其骨，鸟鸢啄其皮”。

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极大的激化了他们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致使各种农民起义层出不穷。

张载的这种伦理思想以长久以来处于正统地位的孔孟儒家学说作根本依据，以“仁”与“孝”作立足点，对于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稳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它
要求人们以爱己之心爱人，同时对身为统治阶级的“大君”“大臣”作几乎无条件的服从，在遇到困境时要保持心态平和，以加强自身修养来达到孔颜乐处，相当于给当时饱受艰难困苦的人们来了一次妥帖的心理按摩。

这对消解人们心中沸腾不已的反抗心理让人们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很有效果。

从这方面来讲，一些理学家攻击张载为名教贼人实为不妥。

但是张载的这种伦理思想也从根本上肯定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他要求人们必须服服帖帖的顺从君亲之命，虽有乐天知命顺自然而行之妙，同时也有让人们流于逆来顺受麻木不仁之险。

面临汹涌而至的社会压迫，只是消极的避退，而不是指出其不合理处积极的解决问题，防人之心，甚于防川，终于不可收拾的一天。

张载在当时所面临的另一社会现实便是佛道大行其间，异言满耳，人伦不察。

用张载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自古被、淫、邪、遁之词, 翕然并兴, 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 自非独立不惧, 精一自信, 有大过人之才, 何以正立其间, 与之较是非, 计得失”。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以来，经历南北朝的弘扬传播，在唐宋时期已蔚为大观。

而道教东汉时期诞生于中国本土，深受下层民众欢迎。

自汉至宋，道教著作诸如《抱朴子》《真诰》《无能子》等不断问世，道教名人若陶弘景陈抟种放等极受当权者礼遇，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对道教的热情。

在佛道两家的极力排挤之下，原本为官方正统思想的儒学渐无立身之地。

张载此时以“仁”与“孝”重建儒家伦理思想，以气破佛家空无学说，以积极的今世观念破道家消极的避世思想，从理论上彻底明白的批判了佛道思想，是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但是张载对于佛道思想并不是盲目的否定，他自身有过“访诸释老”的经历，能够在批判的基础接受其合理成分，做到真正的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

对佛道思想的合理扬弃使张载的伦理思想能兼具各家之长，并且迅速得到社会上的响应和统治者的认可，为士人安身立命寻找到了一方安静的天地。

总体来说，张载以其“大其心”的非凡胸襟，从太虚之气所衍生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出发，在《西铭》中提出“仁”“孝”结合的伦理思想，使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与民本思想得到了完美统一，对中国人伦理心态的塑造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