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人文素质的培养

偶尔治愈.常常缓解.始终安慰

教学目标

医学人文观在医学行为中的作用已得到高度重视。通过本课的学习，学员要掌握医学人文学的概念

和基本内容，熟悉医患沟通方法，了解医患关系偏差的现状以及科学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对人类的影响。

医生人文素质的培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综合科陈清

一、医学人文学

医学本质上有两重性，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人学，需要人文精神的字样。医学人文

精神在西方早已得到倡导和普及，人文素质是指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递、环境熏陶，使其内化为人的气质、人格和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的品格。医学大家吴阶平教授认为，对于一个好医生来说，“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艺术性的服务三者缺一不可。”医生的人文修养的内涵是奉献、正直、伦理、人道、自律、爱心、宽容，表现在日常医务工作中的语言、动作、体态等各方面。还有医生追求的信赖、和蔼和人格魅力，以及自信、成就感，尤其是要还的患者的信赖。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医生的人文修养还包括医生的气质、仪表和言谈和举止。

医学人文学是一个探讨医学源流、医学价值、医学规范以及与医学有关的其它社会文

化现象的学科群。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乃至整个社会人群，都沉浸在“先进仪器设备和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之中。这是技术至善主义引导下的“医学异化”。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之前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科技进步的速度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这是人类历史的奇迹，但也正是这个奇迹造成了人类自身的悲剧——物质淹没了人性，科技代替了人文。

我们国家的传统医学教育，缺少人文精神的指导，所以从指导思想上理论上是缺失的，除此之外还有医疗实践的缺失，医疗实践中往往注重培养医学的理论知识和医学的技能与培养，很少注重医生的人文教育。还有医疗环境中的缺乏，缺乏爱心，缺乏对患者的个体尊重

等等。医学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目前麻木和淡漠仍然存在于当前的就医环境之中，但是从古典人文主义与宗教博爱精神到目前全国医院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活动都是医学人文荒漠中的一片新的绿洲。我国和发达国家相比，技术水平相差不大，差距大的是人文关怀水平。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将培养目标定位在“高级专门人才”上，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医学科学的进步，人民群众对医疗健康保健需求不断提高，传统医学人才培养教育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因此，加强对医学生人文教育，不断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使培养的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应当成为医学教育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共同承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英国医学总会在“明天的医生”中提到人文学可以提供几个益处，包括培养临床医生与病人的交流能力，更敏锐地抓住病人散漫叙述的核心，寻找更多样的方法促进健康、减轻疾病和残疾的不良后果。特别是对于慢性病(生物医学只提供部分对策)，临床医学似乎可以通过将治疗本身与对病人独特经历的理解相结合，更好地服务于病人。

有助于避免开过多的处方(或者偶尔开过少的处方)和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再者，患者对自己病因的解释往往不足取。

在医学发展的历史中医学模式与态度的发生了如下变化。起初有人认为“人是动物”：便有了“生物科学的医学”，于是医学的发展导向全面、系统的“还原论”研究，误区是“科学至上”。后来有观点“人是机器”：便有了“理化科学与技术的医学”，于是医学的发展导向“机械论”的定势，误区是“技术崇拜”(技术主义)。之后观点是“人是社会性动物”：便有了“社会的医学”，于是医学的研究导向社会化、群体化、和谐化，误区是使医学研究过度“外在化”，成为“环境决定论”的拥趸。继续发展的观点是“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便有了“人文的医学”，于是医学的研究导向思想化、艺术化、精神化、智慧化，误区是将医学思考引入过度“理想化”。总之科学医学指导什么是正确有效的治疗，人文医学指导什么是好的治疗。医生,应该作为一个耐心的倾听者、细心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有效的治疗者。医生应能够更好地提供初级保健直至高级医疗服务,能与病人沟通思想,成为有见地的、毕生努力学习的学者能与个人和群体建立有效联系,促进人们选择健康生活方式,成为提

高自我保健意识的信息家以及应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流行病学和行为医学的实践者，在医学服务中实现以“健康为中心”、“以人为本”的目标。

二、医患关系?

（一）医患沟通

医患沟通的目标是建立信任。就是说在医生的工作程序中，他从和患者接触的一开始，整个医疗过程都需要沟通。首先是要取得对方的信任，那么作为医生来讲，仪表要整齐，态度要认真负责，对患者要呵护备至，还要鼓励患者战胜疾病，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及时化解他的敌意的态度，尽早建立信任的关系。医生取得患者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医生的语言能力非常强。比如说我们讲所谓的“话聊”，那就是语言的功能。《灵枢·师传》有云“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宣泄压抑的情绪是治疗性的，所以允许患者宣泄自己的情绪。另外对安慰剂的研究也提示医患之间的信任联系可以缓解疼痛或减少止痛药的需求。事实证明，在癌症治疗中那些有勇气面对癌症的病人比那些持消极态度的癌症患者的效果更好些。

1926年梁启超因尿血病住北京协和医院，协和误诊为右肾生瘤，做了割右肾手术。右肾取出后，发现并无肿瘤。当时社会上和梁启超家人多有责言，梁启超却不苛责:他写信向孩子们劝解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并没有丝毫吃亏，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医史学家程之范先生指出：“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态度，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

今天的医院在医患危机中的确承担了过多的许多是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如果换

位思考一下会不会多点理解病人和家属？20世纪50年代，法洛氏四联症患者的死亡率是80%，现在的死亡率是1%。79%的不幸的患者为治疗这个疾病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对于家属来说，失去了亲人固然痛苦，但失去理智则很可怕。这是技术至善主义引导下的“医学异化”。医学工作的对象不再是病人，而是疾病；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病人也不再是完整的富有情感的人，而被当作一部需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