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从古今中外哲学看“美在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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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和谐美思想
“美在和谐”是一个古老、亘久而又日新的命题。它的起源,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既是一位哲学家、美学家,又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认为天上发生的事情,在地上也可以找到;支配着自然的法则,也支配着人的活动。“整个天体是一种和谐和一种数”,因此,“美是和谐与比例”,“和谐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音乐实际上是一种摹仿;存在于天体中的和谐,即是音乐摹仿的范本。而人体美“不在各因素之间的平衡,而在各部分之间的对称———例如各指之间,指与手的筋骨之间,手与肘之间,总之,一切部分之间都要见出适当的比例。”他还认为灵魂同宇宙一样,其本质在于和谐。而音乐的快感正是基于宇宙的和谐和灵魂和谐的“同声相应”,互相契合。音乐家的使命就在于使和谐从天上降临人世。音乐的使命就是使灵魂归于永恒的和谐。不难看出,他的“和谐论”蒙上了层浓浓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数”是毕达哥拉斯打开宇宙奥秘的钥匙。据温克尔曼记述,毕达哥拉斯曾在一次测量奥林匹克竞技场时,按照脚掌的尺寸确定了赫拉克勒斯的身材。他的学派还以“数”为基础,拟定了和谐是十个对立统一的“始基”。。有限世界似乎充满不和谐和矛盾,但超越有限来看,宇宙是那样的和谐平静。在泰戈尔的学说中,人与神,神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物之间,都处于永恒的和谐统一之中。神是有限与无限的和谐统一,人也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和谐统一,而自然界的科学真理与心灵的真理,灵与肉也都是和谐统一的或可以协调和谐的。
中国和谐美思想的起源与演进
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谈论“美的和谐”时,中国的思想家们也在谈这个主题,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讲的“中庸之道”。
何谓“中庸”?“中,正也。”(《说文》史字解)正,也就是恰当、妥当、合乎客观实际的意思。“庸,用也,从用,从庚;更事也。”(《说文》)更事也就是经历事物,与经事同义。联系起来讲,“中庸”就是正确、恰当、妥当地为人处事,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第二章注)。而“中”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和”,而且“中”、“正”本身就是一种“和”,一种达到一定“度”的“和谐”。自身和谐,才能促使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
毕达哥拉斯活动的时代,同孔子差不多。但是,中国“中和”思想的起源,比孔子和毕哥达拉斯要早得多,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产生于那个时代的中华民族第一张奇图———太极图,就是体现和谐美、中和美的范本。
中国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都是从远古“中和”思想发展而来的。儒家提出“中庸”,墨家提出“非乐”,但他们都注重仁义学说。所不同的是儒家侧重于政治品德方面,而墨家则侧重于物质利益方面,注重我与利的和谐统一。道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个体应顺应自然,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使人们保持德行的完整和精神的完美。他们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法家则从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个人应按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行事,取得事业的成功,主张个体行为和社会功利的和谐统一。正是由于他们的和谐思想都源于上古的“中和”,所以,虽然各有特点,却都同意“中和”。“中庸”虽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所提出,但对“中和”这个作为个体与客观对象的和谐统一的思想,是诸家都为之赞同的。(参见《中国传统美学体系探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年月版,第页)
儒家“和谐三部曲”
从上所述,“美在和谐”是中西美学家“不约而同”的一个共同之点,而且在具体观点上又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但从总体特征分析,古希腊美学家所讲的和谐偏重于形式元素关系的和谐,而中国美学家偏重于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如先秦诸子,他们都不是从
事物的外部形态谈和谐,而是或更多地是从人与政治、人与物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求得和谐,从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中,追求和谐。关于这一点,儒家学说尤为突出。
儒家和谐的“三部曲”是:中庸之道—和谐社会—礼为政体。“大同社会”,是儒家所设计和追求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境界并非“立等可取”,所以不得不提出较现实一些的“小康社会”,而实施“小康社会”的手段就是礼为政体,以礼治国。
儒家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从对原始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的向往引起的。同时,他们在《礼运》中记载了孔子所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等等,其内涵也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和谐。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虽比“大同和谐”低一个层次,但它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为自己创造才富,天子诸侯把国家传给儿子,用礼制仁义作纲纪,以确定君臣的名分,强化父慈子孝之情,使兄弟和睦,夫妻融洽,并根据礼义的基本思想建立制度,划分田里,尊重有勇力才智的人等等,也是一种较低层次和境界的和谐。虽然由于建功为一己之私利,所以奸谋由此而产生,战火因此而燃起,但只要像夏禹、周公等以礼义治天下,自己遵守礼制,效法仁爱,提倡谦廉,制裁那些违反礼义的行为,这样的“小康社会”,也可以达到一定的社会和谐。
特别是《礼运》提出“肥”这个范畴,把社会和谐的内涵讲得更明确了。儒家对社会和谐的要求是很高的。不但要思想上合,而且要感情上通。根据他们的逻辑,不仅“失民心者失天下”,“失民情者也会失天下”。因此,不仅要治心,而且要治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