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大清国一场失败的高层运作

1898年大清国一场失败的高层运作
张之洞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张之洞谋划了很久，不知这究竟是张之洞有毅力，还是因为大清官场只有
一根独木桥呢？他一直在悄悄运作，试图早日敲开中央的大门。

当然，这一切毫无踪迹可查——如
果连这类事情都给后世落下证据，那张之洞这几十年的宦海浮沉和17年的封疆大吏，算是白混了。

大清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最终没能镶嵌到权力的天幕上，最后一步功亏一篑——湖广总督张之
洞没能在那个多事之秋走进帝国的权力中枢。

1898年4月23日，农历戊戌年闰三月初三。

随着滴滴答答的电流，一道“电旨”（电报发送
的圣旨）传到了武昌：
“奉旨：张之洞着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

湖广总督着谭继洵兼署。

钦此。

”
奉诏入京，并且被安排了继任人，但凡对大清国官场规矩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信
号的含义，不是将被“双规”，就是将被提拔。

而政绩卓异、如日中天的张之洞，显然是正出于上
升通道的“绩优股”。

对于61岁的张之洞来说，这当然是他梦寐以求许久的机会。

从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至今，张
之洞已经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干了17年了。

但凡封疆大吏，有谁不期望着能入军机、进中央呢？
督抚虽然起居八座、尊贵无比，但毕竟仍是地方干部。

而帝辇之下，虽然可能伴君如伴虎，毕竟那
是跻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位极人臣，是每个官员的终极理想。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张之洞谋划了很久。

如今，机会到来时，张之洞却感觉到了那个诱人山芋
的烫手——此时，北京城内风云诡谲，一场日后被称为“戊戌变法”的操切改革，及一场被成为
“戊戌政变”的流血事件，都在酝酿之中。

张之洞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他感觉到了这或许只是一次“危机”而已——“机”中有“危”，何去何从呢？
跑官流水线
刘学询、王之春和连仲三的组合，效果不错。

不久，荣禄表态，从中央层面给予张之洞极高评价，但也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翁同龢并不希望张之洞进入中央班子。

张之洞一直在悄悄运作，试图早日敲开中央的大门。

当然，这一切，在正史中尤其是张之洞本
人的来往函电中，毫无踪迹可查——如果连这类事情都给后世落下证据，那张之洞这几十年的宦海
浮沉和17年的封疆大吏，算是白混了。

为后人留下旁证的，是翰林院的蔡金台。

蔡是江西德化人，1886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5年后曾出任甘肃学政。

1898年11月8日，也即戊戌政变之后约两个月，蔡金台写给江西德化老乡、时任驻日本公使李盛铎一封信。

从这封信中可知，为张之洞谋求进入中央而操盘的，有三个人：刘学询、王之春和连仲三。

最主要的操盘手刘学询，时年43岁，是广东赌王。

刘学询不是一般的企业家，他原就是机关干部出身，半途下海经营博彩行业，很快就成为大清
国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中佼佼者，人称“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杭州西
湖边的著名刘庄，就是他的产业。

记录下刘学询“怂恿”张之洞“图军机”的蔡金台，与刘学询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同年”，同在1881年考中进士，在讲究同学互助的大清官场，这种关系一般等于是战略同盟。

何况，他们确实走得相当近。

蔡金台说刘学询“怂恿”张之洞谋取军机之职。

“怂恿”，自然不能口惠而实不至，在当官的
道路上积极要求进步，张之洞哪里还需要他人的鼓动，他实际更需要的是刘学询的资助。

张之洞号称“钱屠”，以能花钱、敢花钱著称，与“民屠”（杀民如屠）袁世凯、“官屠”
（弹劾官员如屠）岑春煊并称“三屠”。

但张之洞是清官，金山银海过手后，据说愣是两袖清风。

可这样一个清官，却一下子掏出了1000两白花花的银子（相当于今日20万元人民币），给了连仲
三的哥哥，而且还承诺给连仲三安排个好位置。

显然，如果张之洞果真是个清官的话，这笔跑官经费，只能是刘学询资助的“政治献金”了。

在蔡金台的信中，这条跑官流水线的第二个关键人物，就是王之春。

王之春是湖南人，无论是攀老乡还是攀师生，都和张之洞扯不上线，他只是张之洞在广东时的
下属。

但是，比老乡和师生都更关键的是，王之春在官场上的关键“进步”，都是张之洞一手提拔的——张之洞将他从厅局级的“雷琼道”，提拔为副省级的臬司。

这种知遇之恩，足以令王成为张
派人马。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不久，湖北藩司的位置空了出来。

藩司掌管省级财政，是从二品，其地
位较掌管司法的正三品臬司更为重要。

张之洞此时又选择了王之春，将其从广东臬司的位置上，调
任湖北藩司。

这一方面是栽培王之春，另一方面也是要借助王在广东积累的改革开放经验，希望能
拉动地处内地的湖北的改革。

有意思的是，此时广东藩司的位置也将空缺，于是，张之洞又同时插手了广东的藩台人选，向
中央推荐了湖北臬司成允。

成允是军机处的现任领班大臣、礼亲王世铎的远亲，而且广东毕竟还是
比湖北发达，“缺”也更肥，张之洞此举无疑将大大示好于世铎，也确保了王之春能够顺利调任。

至于成允腾出来的湖北臬司位置，张之洞则准备安排正在北京赋闲的原浙江按察使陈宝箴。

这是一举五得的事情：1.提拔王之春，巩固“子弟兵”；2.提拔成允，示好礼亲王；3.提拔陈
宝箴，而且是雪里送炭，等于新增一员干将；4.确保了湖北的两大助手藩司和臬司都是“自己人”，加上一个极好相处的二把手、湖北巡抚谭继洵，湖北就彻底成了张之洞的天下；5.加强了张之洞在鄂、粤两省及北京的影响力。

王之春作为铁杆的“张派人马”，如今掌管一省财政（按规定藩司是户部的派出机构，归中央
垂直领导），这在张之洞无论是需要投资做政绩，还是跑“部”“钱”进时，都大有裨益。

至于连仲三，被张之洞和刘学询选中，成为到中央公关的具体操盘手，主攻荣禄。

“连仲三”究竟何许人也？这首先要介绍“军机章京”连文冲。

连文冲是杭州人，进士出身，本职是户部郎中，考入军机处，分在汉二班，地位仅次于“达拉密”，深得荣禄的赏识，是很有实权的“大秘”，以
至于有笔记说：“时当国者为荣禄，荣不学无术，诏令批摺，一切委连文冲。

”连刘坤一这样的封
疆大吏要调动工作，都要走他的门路，可见“秘书专政”的强悍。

连文冲文笔甚好，庚子年时慈禧
太后对列国宣战的诏书，文辞灿烂，就是出于他的手笔，据说那封伪造的列强要求太后彻底退休的“最后通牒”，也是他的大作，以至于八国联军非要将他也列入战犯名单。

通过连文冲走荣禄的路子，这是找对了庙门的。

而“连仲三”正是“大秘”连文冲之弟，张之洞通过连仲三给“其兄”连文冲送了巨款，又
给连仲三“许以美差”。

刘学询、王之春和连仲三的组合，效果不错。

不久，荣禄表态说：“南皮（张之洞）公忠可敬，无如常熟（翁同龢）一手遮天。

”这既是来自中央层面的极高评价，也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翁
同龢并不希望张之洞进入中央班子，而作为光绪皇帝的师傅，翁的说话分量还是很重。

同时，荣禄也表示说：“两邸皆病不治事，容当缓图。

”“两邸”，就是“恭邸”（恭亲王）奕，和“庆邸”（庆亲王）奕劻。

恭亲王当时的确是病重，并在不久后去世，当光绪皇帝前往探病
的时候，恭亲王的政治遗言是两条：一是担忧“小人”们借改革之名乱政，要光绪皇帝远离“广东
举人”，二是痛责翁同龢误国，翁才是甲午惨败的罪魁。

至于庆亲王的“病”，估计还是“心病”
为主——在朝局并不明朗的前提下，这位并非近支的王爷只能生病，以回避艰难的政治站队。

上层的心思
军机处、内阁、总理衙门等中枢部门中，大臣不是碌碌无为，就是权争剧烈，根本无法应对日
益复杂的外交内政局面。

剩下的也只有张之洞、刘坤一等少数地方干部。

史学家邓之诚在收录蔡金台的信后，点评说：“张之洞戊戌春间由徐桐专折奏保，命来京陛见，后由刘学询画策，因王之春、连文冲以通于荣禄，谋入军机，事为翁同龢所阻。

即荣所谓常熟一掌
遮天是也。

荣、翁之不相能，翁之逐，荣与有力。

于此征之益信。

”
这段按语，比诸蔡金台的信，揭示了更多的高层权力斗争，涉及了荣禄、徐桐、翁同龢等重量
级人物。

孜孜以求进步的张之洞，虽然远在武昌，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踩进了北京的旋涡之中。

建议中央起用张之洞的，是同治皇帝的师傅、主管中央组织工作（“吏部”）的大学士徐桐。

这位79岁的老干部，在光绪皇帝电召张之洞进京前4天（4月19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
在分析了“俄、德两国日益恣横”、“英、法各国群起效尤，或相争竞，皆为我切肤之患”等大局后，提出“此正求贤共治之秋，而并非万无可为之日也。

”
在这份报告中，徐桐建议将张召到北京咨询，并对张之洞“洞悉洋情”、“折冲御侮”的能力
大为赞赏，徐桐掌管组织部门，其用意十分明显。

徐桐举荐张之洞的背后，有着两股大的推力。

一是内忧外患激烈。

此时，李鸿章早已靠边站，掌舵的恭亲王奕病重，军机处、内阁、总理衙
门等中枢部门中，大臣不是碌碌无为，就是权争剧烈，根本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外交内政局面。

剩
下的也只有张之洞、刘坤一等少数地方干部，堪称既有大局观，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

二是后来名列“戊戌六君子”的杨锐和刘光第的幕后运作。

时年39岁的刑部主事刘光第，进士及第时，考官是徐桐，因此算是徐桐的正牌门生，而张之
洞也担任过刘的家乡四川的学政，两人交情不浅。

在上一年（1897）张之洞六十大寿时，刘光第代
表在京的川籍官员，写了篇激情洋溢的贺寿颂词《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将张之洞比作周召公、卫武公、仲山甫，评价极高，深得张之洞欢心。

刘光第在写给其族弟的家信中，承认这篇文章的意图，是“欲其（张之洞）入京来作军机大臣，吁谟远猷，匡诲吾君。

”
刘光第的好友、41岁的杨锐，与张之洞的关系则更为亲密。

早在张之洞主持四川学政时，就将
杨锐延请到他的幕府之中，成为相当重要的幕僚。

后来，张之洞推荐杨锐到北京任职，成为张之洞
的“坐京”——驻京办事处的主任，在张之洞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十分关键，甚至杨锐之兄在戊戌年
去世后，张之洞都不同意他请假回乡奔丧。

张之洞发给“坐京”们的这封电报，可以间接推导：1.张之洞谋入军机，主线就是刘学询那边
的“暗线”；2.北京的局势的确复杂，即便在和刘坤一长谈后，张之洞仍要在上海这个大清国唯一
的国际大都市中多探探风。

张之洞当然不愿意他的进京之路，被遥远沙市的一泡不合时宜的尿所浇灭，他准备在上海继续观望。

其实，如果他真的不想进京被咨询，此时大可立即回湖北去，不必逗留。

但是，他的“坐京”们集体给他回了紧急密电，建议他“既奉旨，祈速回鄂，迟必有谣言。

回
鄂日期速电奏。

事毕速请旨，令来京否？”显然，“坐京”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张之洞入京的
事情大起变化。

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针对张之洞的事件，令“坐京”们如此惊慌，甚至担心“迟必有谣言”？
正史中自然不会有如此具体而敏感的资料。

能够作为依据的，一是前文所列的蔡金台私信引的荣禄之语：“南皮（张之洞）公忠可敬，无
如常熟（翁同龢）一手遮天，两邸皆病不治事，容当缓图。

”
二是杨锐于8月写给张之洞的一封信，信中明确说：“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昨日之电，
则出刚（刚毅）意。

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
这两份信件，都将阻止张之洞入京的黑手，指向了翁同龢。

张之洞返回湖北没几天，5月29日恭亲王去世，死前留下遗言，告诫光绪皇帝，认为翁同龢祸
国殃民。

6月11日，中央发布变法诏书，开始了“戊戌变法”。

6月15日，翁同龢被突然“双开”，送回了常熟老家。

这是戊戌年众多扑朔迷离的怪事之一。

一直以来史家对此的解释，都是归
因于慈禧为首的“后党”与光绪为首的“帝党”进行权力斗争，慈禧将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
光绪的力量。

近年更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光绪皇帝本人不满于这位“居心叵测，并及怙权”的老师，而亲自下旨令老师下岗的。

不久，朝局再度变化，王文韶、裕禄调任军机处，荣禄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京的“坑”被迅速填满了，似乎没有给张之洞这根“大萝卜”留出位置，他也就只好继续扎根湖北。

不过，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证明了张之洞的政治敏感性的确过人。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张
之洞在坚持改革实践的同时，及时地写出了一本《劝学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改革的同时要坚
持正确的政治领导。

这本书令其成功地划清了与康有为等所谓变法派的界限，无论戊戌变法中，还
是戊戌政变后，都成为中央力推的干部教育教材。

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提拔了四名年轻的军机章京，组建了一个小型的“中央改革领导小组”。

其中，与张之洞关系极为密切的杨锐、刘光第皆在其列，其余2人则是谭嗣同、林旭。

这令
张之洞得以更为直接快捷地了解到中央的动向。

政变之后，除了戊戌变法中的操切而随意颁布的上百道改革诏令被停止外，一切改革仍在推进。

此时，张之洞在京的“明线”，因杨锐被杀而大为受损，但以刘学询、王之春、连仲三为主的“暗线”，依然通过连文冲与荣禄保持极好的互动。

荣禄本来打算在此时再次起用张之洞，但慈禧太后看出了张之洞的书生秉性，拒绝了荣禄的请求。

至此，张之洞完全失去了这次进入中央的机会。

好在他掌握了一件官场上最为强大的武器——
时间，1907年，他最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中央职务——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时，他已经70岁了。

一场军机梦，做了整整十年，这究竟是张之洞很有毅力，还是因为大清官场只有一根独木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