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论文丛】关于严嵩评价的史料问题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7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544

【摘要】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11-16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作者】梁希哲/王剑

【复印期号】199701

【标题】关于严嵩评价的史料问题

【正文】

嘉靖朝在明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严嵩在嘉靖朝长期身居要职，尤其是入阁后２０余年中，任首辅之职达１５年之久，任相时间之长，君臣之相得，权势之显赫，影响之大，嘉靖朝仅此一人。可以说，严嵩是嘉靖朝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深入研究嘉靖朝历史，必须加强对严嵩的研究。由于所采用的史料不同，对同一史料的认识不同，方法不同，在结论上也就难免出现歧异。对此，我们愿意谈点粗浅看法。

１．关于《世宗实录》的评价。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吴晗先生在《记明实录》［①］一文中，对《世宗实录》已经作了很详细的评价，我们没有新意见，只是想把吴先生引用过的前人论述再重复一下。一是沈德符说：“世穆两朝实录皆江陵故相笔也，於诸兄中最称严核”［②］。二是隆庆初进士王家屏参与修《世宗实录》，“高拱史捷前为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遗赵文华家，家屏直书之。时高拱柄国，嘱稍讳，家屏执不可”［③］。三是天启朝御史周宗建上《请修实录疏》说：“臣考世庙实录成于万历初年，其时参核颇详，所载事宜，斑斑俱在”［④］。四是清徐乾学在修《明史》时所上《修史条议》中对《明实录》的看法，徐乾学认为：“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⑤］。严肃、慎重这一点，我们从张溶在《世宗实录·进实录表》中也可以窥见一二，他说，“按诸司之掌故，网罗旧闻，探内府之秘藏，铺张盛美。事务阙疑而核实，词皆举要面删烦，至大经大法之所存，则特书屡书而不一，参互考订，三易稿而成编，润色讨论，十逾年而峻”。材料收集是广泛的，周详的，核实考订也是认真不苟的。

吴晗先生从总体上评价《世宗实录》，也并不是否认在个别地方存在问题，正象人们早已提到的，何良俊就说：“隆庆初政，独纂修《实录》一节，殊为草略，恐后日不能无遗憾也”［⑥］。董其昌也说：“史之所重者笔削耳。善人劝焉，恶人惧焉，所系匪细故也。每朝纂录，于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传，寥寥数行，ｇǔｎ＠①钺斯在。如世庙实录，于郭希颜、胡宗宪、唐顺之等多有贬词，未协舆论。夫正史所书不公，则私史之所论益杂，何以起信万世哉”［⑦］！《世宗实录》由张居正所评定，时而也夹杂个人恩怨与好恶，“盖张永嘉（孚敬）、桂安仁（萼）、高新郑（拱）之专愎，皆其所师法。每于世庙录中褒誉张、桂，甚至若新郑虽其所逐，而在先朝时二人同心，翦除前辈同列，又加协力，交如弟兄，以故去取若此”［⑧］。在《世宗实录》修纂过程中，张居正“去取若此”，显然是动了手脚。那么，徐阶在修纂过程中，是否也动了手脚呢？

２．徐阶与《世宗实录》。

在《世宗实录》纂修过程中，徐阶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在严嵩问题上，他是否纂改了《实录》？由于徐阶与严嵩的特殊关系，这个问题在评价严嵩时自然要提出来。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在评价严嵩问题上，《实录》是可信的，徐阶在任《世宗实录》总裁官期间，不可能有机会纂改《实录》。《世宗实录》虽然也存在不少问题，也应该是评价严嵩的重要的依据性资料。

大家知道，修撰《世宗实录》是从穆宗隆庆元年开始的，直到神宗万历五年八月，历时十年，其间主要过程大体如下：

隆庆元年三月，穆宗下诏礼部，“遵祖宗故事，通行中外，采辑事实，送翰林院纂修《实录》”［⑨］。当时监修官是成国公朱希忠，总裁官是以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为首的内阁大学士，其中有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郭朴、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

士陈以勤、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等。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仪、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赵贞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林树声，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潘晟、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殷士儋等为副总裁官，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姜金和等为纂修官［⑩］。当时只是下诏纂修《实录》，并任命监修、总裁、副总裁和纂修等官，并没有开始动手纂修工作，可以说，这是搭班子阶段。

隆庆元年五月丙寅，“礼部奏纂修《世宗实录》事绩令各省提学官采辑编汇齐送史馆，免差官采访。从之”。其实，这时才为纂修《实录》令各省提学官采辑事迹，编汇齐送史馆，并规定了“免差官采访”，得到了穆宗批准。本月丁丑，大学士高拱罢归。按照累朝旧例，同年五月底（癸未），“以纂修《实录》，赐监修、总裁、纂修等官宴于礼部”［①①］。这次宴请，是纂修《实录》的最后动员，也可以说这是最后的准备阶段。监修官已改派英国公张溶，而在此前，因高拱罢归，总裁阁臣已是五人。

六月甲申，正式开馆修《实录》。同年九月甲戍，大学士郭朴罢归。隆庆二年七月丙寅，大学士徐阶致仕。从元年六月《实录》开馆纂修到二年七月，徐阶任总裁官也就一年零一个月。其间，一是开馆后仍处于初创阶段，二是徐、高矛盾斗争激烈，“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郭）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①②］。三是隆庆初始，平反冤案，百废待兴，徐阶在繁重的阁务面前不可能有更多精力去关心《实录》，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可能在纂修《实录》方面有什么作为。四是隆庆六年九月，新任首辅张居正在上《纂修事宜疏》中说，“今查（世宗实录纂修）各馆草稿俱已纂定，但未经修饰。”这就更清楚地说明，直到隆庆六年九月，《世宗实录》尚处在草稿阶段，徐阶及其后任的李春芳、高拱都未进行“修饰”、“删润”。尚未经过总裁官“修饰”、“删润”，徐阶怎么纂改？正因为如此，在张溶进《实录》表中，所录修纂官都没有把徐阶等人列入进内，这也能说明徐阶对《世宗实录》的影响和作用是何等之小。况且，《实录》中开始记录严嵩劣迹的，至少在１６０卷以后，成为史家证明严嵩奸相的材料，也基本上在《实录》后半部分，徐阶也无法影响如此深远，可以说是鞭长莫及。没有等到让总裁官删改、润色，徐阶已经下台了。隆庆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拱乃尽反阶所为，为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①③］。这其中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高拱虽然“尽反徐阶所为”，却唯独没有为严嵩平反。可见严嵩之事，也确实无反可平。两人在严嵩问题上，可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

徐阶在《世宗实录》中到底做了哪些手段，是怎么做的手脚，似乎都没有拿出具体的证据。夏燮在《明通鉴》记载严世蕃伏诛本末考异中说：“《实录》所载，则不涉徐阶一字，但言…狱词奏上，上曰：此逆情非常。尔等皆不研究，只以林润疏说一过，何以示天下后世！于是刑部黄光升等勘实其交通倭奴，潜谋叛，遂请亟正典刑‟云云。此可以见徐阶之作用矣。”并将刑部原奏及奏旨本末，附识于后［①④］。在这里，所谓的“徐阶作用”，是指徐阶参与和策划了刑部对严世蕃案定性过程，在《世宗实录》中却只字未提，由“此可以见徐阶之作用。”我们认为，“潜谋叛逆”一类词，是欲加之罪，前人多已指出。严世蕃很快伏诛，是徐阶的阴谋得逞，史书上的记载虽然富有戏剧性，也有可能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对《世宗实录》会产生什么影响，二者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实录》中不载这件事，未必就是徐阶本人的作用，更不影响对严嵩本人的评价。在这个问题上，谈迁的认识很中肯。他说：“严氏始以醇谨进，心本狡媚，盗弄国柄，世蕃济恶，黩虐布于天下。迨奉谴责，犹不自戢，华亭巧中，遂授其首。嗟乎，三尺法至平也，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苛论，自置相以来，未之闻矣。或曰：…王曾计除丁谓，华亭虽任术，庸何伤‟”［①⑤］。朱国桢也说：“华亭作用，善承天意，至今令人心快也。”［①⑥］

徐阶致仕后，李春芳任首辅。李春芳这个人是“政在徐阶则媚徐，政在高拱则让高，”“晚扼于高拱不得舒”。因此，“时李春芳虽为首辅，而政自高拱出”。［①⑦］隆庆五年五月，李春芳致仕，高拱为首辅，翌年六月，高拱再次罢归。由此也可见，徐阶致仕后直到高拱再次罢相，由于最高领导层不稳，《世宗实录》的修纂也不会有多大进展。而在高拱二次罢相前一个月，穆宗死了，神宗继位。从此，《世宗实录》的修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３．张居正与《世宗实录》

隆庆六年九月，新首辅张居正上《纂修事宜疏》。实际上，这是对此前《世宗实录》修纂情况进行总结，对此后的工作进行了重新布署。对《世宗实录》进展缓慢问题，张居正认为：“查得隆庆元年六月初一日开始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经今六年，尚未脱稿。”“任总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众而相捱，竟成废阁。”“精神不专，职守靡定，未免顾此失彼，倏作忽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