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

浅论《围城》的艺术手法

撰写人：廖成斌导师：熊岩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1），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入精神“围城”的境遇。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围城》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自面世以来，至今已有英、法、德、日、俄、捷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作品中充满丰富、形象、生动、令人叫绝的精辟比喻；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古今中外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采用独特的象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常以幽默的笔法针砭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神形毕肖地描绘出各色男女在特定的场合下的所思所想，传达出人物瞬间所萌发的心思和微妙的情绪，在幽默外表下露出辛辣犀利的笔锋，一针见血。讽刺艺术高超，独具一格。

下面就《围城》的艺术手法试作分析。

一、精辟的比喻

《围城》的成功离不开大量妙趣横生、联篇缤至的新鲜比喻的创造和运用。有人统计，一部23万字的《围城》中所用的比喻的数目，有数百之多。且堪称妙喻也可以说是多不胜数，美不胜收。作者常常涉笔成趣，让那些机智隽永的巧喻脱口而出。例如：他写行人雨天在泥泞的路上鞋底上厚厚的泥巴，就逗趣说那“抵得贪官刮地皮”；说旅店里卖不出的变色变质的半生红烧肉，“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锋利而贴切，逗人发噱。又如：说“鲍小姐那类女人”是不“伤春”的，“一切衣服在她身上像只软木塞之于酒瓶口，不需要酒的时候才需要瓶塞",(2)一个生动的比喻就能使读者对鲍小姐的生活作风了然于胸。还有方鸿渐在本县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鸦片、梅毒，“令那纪录的女生涨红了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方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去了贞操”，(3)形象而又俏皮，耐人寻味。

《围城》丰富的比喻，风趣幽默，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讽刺艺术效果。比如作者在嘲讽李梅亭时说他“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眼睛像剥开壳的煮熟鸡蛋”。(4)又挖苦他“本来像冬蛰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得春气入耳，蠕蠕欲活”。(5)暴露出李梅亭贪图虚荣，一顶‘高帽’就使

其飘飘然。在描写假哲学家褚慎明时：“褚哲学家害眼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的弹出的子弹’，险的突出眼眶，迸碎眼镜。”(6) 生动地勾勒出褚慎明卑鄙下流的丑相，揭示出其肮脏的灵魂。在描写以嫖娼与赚‘外快’为其能事的‘侯营长’的长相时则形容他“他有个桔皮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尽应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7)尖酸刻薄地讽刺侯营长那丑陋的嘴脸……诸如此类显示出作者丰沛联想力的巧妙而生动的比喻，仿佛一枚枚辣味十足的野山椒、俯拾即是地散布在作品的情节、肖像、人物心理、细节、性格以及自然景物等各类描写中，令人目不暇接。既大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讽喻性，又增强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对于绘声绘色地刻画人情物态，常能收到画龙点睛之效。

《围城》有如此众多的妙喻，这与作者对比喻有深入的研究有关。钱钟书在他的学术名著《宋诗选注》和《管锥编》等著作中强调“广譬喻”。在《旧文四篇》里又提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之处愈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对比喻艺术的精深研究，加上高超的分类取譬能力，使他能够在小说中把各种新鲜奇妙、生动形象的比喻散布在各方面的描写中，使《围城》的讽刺语言更机智幽默。

二、蕴含深意的象征

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惊喜，体会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蕴含深意的象征。其中，最富于人生哲理的是关于“围城”这一主题，小说中有一段对话说得很明白：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用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8)

这段话为主人公的“婚姻”埋下了伏笔，也是全书的主题。暗示方鸿渐的婚姻是场犹豫不定的追寻游戏。在归国途中，方鸿渐在鲍小姐的追求和引诱下，与她一起“勾搭”。在苏小姐、方鸿渐、唐晓芙的错位追逐中，他也终难成眷宿。最后，他被精明、柔韧、工于心计的孙柔嘉擒拿到手。开始，方鸿渐以为孙柔嘉只是个女孩子，事事都要请教自己，待到订婚时才发觉，她在羞涩缄默的外表下有着“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所以订婚一个月，方鸿渐“仿佛有了女主人”。结婚之际经赵辛楣提醒，方才警醒。此时，却已深陷“围城”。从此，他们二人陷入传统的琐碎缠绕的日常生活。孙柔嘉日益成为方鸿渐的暴君与精神囚笼。方鸿渐最后与孙柔嘉决裂，准备到重庆去，而重庆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围城”不仅象征了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在爱情、婚姻、事业上的追求、挣扎、幻灭、绝望的艰难生活历程和矛盾心态，更象征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人们总是摆脱不了外在束缚的境遇，蕴含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人生哲理。

此外小说最后一章反复提及的方家那个传家宝——老式自鸣钟，方遯翁把它看作一个宝，“方遯翁挑好挂钟的地点，分付女用人向房东家借梯，看鸿渐上去挂，替钟捏一把汗。”（9）遁翁希望鸿渐把这只钟作为传家宝传下去，也寄托着他对鸿渐光耀门楣的希望，然而这只老式钟却是那么不合时宜地每点钟慢七分，“柔嘉笑道：‘照这样说，恐怕它短针指的七点钟，还是昨天甚至前天的七点钟，要它有什么用？’”（10）时间自己与自己不符，“她又说鸿渐生气的时候，拉长了脸，跟这只钟的轮廓很相像。”“我发现你说话以前嗓子里唏哩呼噜，跟它打的时候发条转动的声音非常之像。你是这只钟变出来的妖精。”（11）小说最后也是以这只老式自鸣钟作为结束的，“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饭，希望他会和姑母和好，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