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重商主义﹙国际贸易﹚

新重商主义

一、新重商主义定义：

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是凯恩斯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别称。凯恩斯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是追求贸易顺差的思想和乘数原理。贸易顺差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增加投资，经过乘数效应最终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刺激经济和扩大就业。其基本内容是：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即财富；财富的直接源泉是流通领域；一个国家财富必不可少的是金银等贵金属，如果它没有贵金属，就必须通过贸易来取得，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新重商主义”是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经济体系被一战打乱的背景下，由美国商务部部长胡佛提出的，目的是重新组织贸易关系以防止对美国工资标准的侵蚀，并强劲推动出口以扩大就业。

二、新重商主义理论要点：

①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家财富的最重要的形成来源。

②认为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利，必须以本国制造品出口到外国以换取黄金、白银（贵金属）。

③国际贸易的原则是多卖，少买，从而使贵金属（外汇）多在国内积累，谋取贸易顺差。

④为了要取得国际贸易的顺差，必须出口本国出产的制造品，进口外国的原料，利用制造品与原料的价格剪刀差获利。

⑤必须将本国国内市场的主要份额保留给本国产业。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工业生产能力，培植新兴产业（“幼稚工业”），也是为了给本国人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三、美国的“新重商主义”

美国的“新重商主义”政策表现为两次高潮：一是70年代中期自由贸易面临困境，针对主要逆差来源国日本采取的对日元升值施压、制造贸易摩擦、以及“广场协议”等措施；二是近些年随着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美国再一次滥用反倾销武器制造贸易摩擦并逼迫人民币升值。

来自美国的声音致力于鼓吹贸易逆差对其经济的毒害，但逆差真有那么严重吗？事实上中国市场正成为美国服务贸易的支点，其对华顺差不断扩大。除服务贸易外，若将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考虑进来，抵消掉的逆差将更多。而随着保护主义的兴起，过去贸易统计的产销国原则慢慢变成一种贸易歧视性工具。转口贸易的盛行和地区性顺差转嫁都成为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原因。另一方面，为了寻求经济利益和安全政策的平衡，美国采取的对华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难辞其咎。一方面强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一方面又缩紧其出

口管制，美国的做法是相矛盾也是害人害己的。

针对美国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和不断制造的贸易摩擦，我国应积极应对并采取相应措施：

（1）从扩张量到追求质的贸易增长方式的转换是根本途径。优化贸易结构，积极培育优势出口产品和高科技自主品牌，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延伸，利用出口品牌扶植和优惠贷款等政策鼓励高新技术产业走出去。

（2）健全标准认证体系，尽快与国际认证标准接轨。建立专门机构，收集研究主要贸易国的各种贸易壁垒的措施，了解贸易伙伴的有关技术法规、标准和评定程序，并制定相关对策。（3）积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提高主动采取措施避免贸易摩擦的意识。企业应当熟悉WTO的游戏规则，充分认识到企业间非政府行为是完善的预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合组织资源的重要力量，更是国际贸易摩擦的润滑剂。

（4）以大国的姿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强化合作是避免对抗的明智之举，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姿态以合理开放市场为条件，通过谈判和磋商使更多国家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有效应对国际贸易摩擦。

四、“新重商主义”在中国

瞄准中国的高外汇储备，国际上还有部分人给中国扣上“新重商主义”的头衔。他们认为这如同过去视黄金为经济目标开拓贸易疆界的重商主义，是一种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缓冲政策，是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式”新重商主义的修正。

国外分析家声称地中国式“新重商主义”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翻版，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集团利益或敌视中国的快速发展而大做文章。我们须对中国的高外汇保持清醒地认识。首先，1994年之前中国整体上一直保持着较严重的贸易逆差，直到对外开放扩大，外贸进入前期增长阶段，外汇的增长是与其对外政策相适应的，是过去贸易缺口的弥补，也是周期性的正常状态。而且中国的进口增幅也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状态，部分年份甚至还高于出口。再次，近几年中国还出现了双顺差，外汇储备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资本与金融账户，贸易顺差对外汇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

IMF日前在《爱尔兰时报》上高度评价了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积极作用，并指明中国经济将一定程度抵消美国因次贷危机而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产品为海外带去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的巨大福利，而其巨大的生产能力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料、机器设备、能源及资金，这些都为亚太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前景。在当前多边贸易合作势在必行的

背景下，世界应当同中国一起认识到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对周边国家及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

五、“新重商主义”在日本

1955年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一年日本不仅恢复了战争的创伤，还走上了持续高速增长之路。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与其“新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是分不开的。虽然后来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也正是其“新重商主义”所致，但从事外国经济研究的目的是学习他人的经验及对现今的反思。所以，笔者将从两方面来阐述日式“新重商主义”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和警示。

纵观日本战后的对外政策，我觉得有以下几点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1）以本国优势为依托，充分利用外部有利条件。战后日本确立的资本主义“桥头堡”这一特殊的国际战略地位是其在随后冷战和局部性战争中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有利条件。而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也同样给我们带来了机遇。我国应考虑的是如何将我们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优势同大量的外资结合，改善现有技术条件，促进产业调整和竞争能力的强化，为外贸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必要的动态比较优势。

（2）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是出口贸易高速增长赖以实现的基础。战后日本贸易的高增长主要是靠新兴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促成的。以投资设备为支柱，以重化工业发展为动力不仅使原有产业现代化得以实现，同时造就了一大批新的现代产业部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可贸易商品附加值就越高，贸易的效率就越高。我国由于产品技术水平低和严重的地方保护，高附加值制成品的差别化生产与经营水平都低于发达国家。我国必须以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为基础，不断创造出新的优势部门，为出口贸易奠定坚实的基础。（3）重视技术资本的积累与竞争优势的形成。战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技术进步的措施，使得其出口结构由劳动密集型成功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并非一味的对技术引进项目予以支持，而是结合国情进行有计划的调控。当前中国也应当注重循序渐进以实用性为指导的引进先进技术，调节技术引进方式以提高引进效果。通过引进和消化创新相结合，强化我国自我开发能力。

另一方面，“新重商主义”虽对战后日本赶超欧美起了关键性作用，但也恰是“日本病”和“产业空心化”的原因。“日本病”表现为80年代末以来经济泡沫破灭、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内需长期不足、日元升值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等。日本式“新重商主义”使得其国内形成一种奇怪的双向循环。一方面是以汽车、电器为代表的成功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是以销售业、建筑业为代表的长期受到政府保护的“内部依赖型”部门。相比新兴产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