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1)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1)
《文物》1999年第5期《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介绍的户籍类简牍中有两枚乡劝农掾所作的券书，内容涉及官府对“吏”及其家人的管理，值得加以重视。

这两枚简的形制为木牍，释文与图版分见此期《文物》页19及彩版叁：1和肆：1。

不过，释文存在少量讹误，此前我曾做过一些订正[1]，最近又有个别改动。

先将经过修改的两简释文断句、移录如下：
简一（J22-2543）
1东乡劝农掾殷连被书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簿。

辄科[2]核乡界，州吏三人，父
2兄二人刑踵叛走。

以下户民自代。

谨列年纪，以（已）审实，无有遗脱。

若有他官所觉，连
3自坐。

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莂保据。

简二（无编号）
1广成乡劝农掾区光言：被书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伏处、人名、年纪为簿。

辄隐核乡
2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

其四人刑、踵、聋、欧病；一人被病物故；四人其[3]身已送及，
3随本主在官；十二人细小；一人限佃；一人先出给县吏。

隐核人名、年纪相应，无有遗脱，
4若后为他官所觉，光自坐。

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莂保据。

这里又对简二的原释文做了五处修改：行一的“‘伙’处”改为“‘伏’处”；行二的“‘颐’病”改为“‘欧’病”、“‘被’病”“改作“‘被’病”，这两处从谢桂华先生的意见；“其身已‘逸’及”改做“‘送’及”；行三的“限‘田’”改成“限‘佃’”。

原释“伙”处，意不可解。

“伙”字后起，不见于宋以前的字书，三国时更无此字，当误。

细审图版，并联系上下文，似为“伏”字而脱去右上的一点。

《文物》XX年第5期封二刊出的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代帛书（T0114③：611）五处出现了“伏地”，“伏”字右上的“点”均不明显，或是用横划略向上挑表示，或是“点”划紧贴在横划右侧，字形与简二中的相近。

“伏处”亦成词，《庄子·在宥》有“故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北史》卷6《齐本纪上》载高欢语“生平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页213）。

“伏”有“居住、居处”意，《左传·定公四年》：“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

”杜预注“伏，犹处也。

”此简“伏”“处”同义连用，做名词，指居处，具体来说指父兄子弟的去向与下落。

后面的简文分6种情况详细说明23人的去向，正是对上级这一要求的回答。

简一中的上级来书未规定要“条列”“伏处”，简文也相应地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原释“其身已‘逸’及”，“逸”通常解释为“逃逸”、“散
失”或“隐逸”，若此，全句含义费解。

谛观图版，此字应释做“送”。

“其身已送及，随本主在官”意指这四个人已被送到官府，不在家中。

同期《文物》王素、宋少华、罗新所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页32所举的“师佐籍”中有：“其师佐廿九人妻子五十五人今见送”（12-5899），可以与简二同观。

师佐与吏身份固然有别，但相差不大，可以旁证此说不谬。

原释“限‘田’”，据图版，显误，应为限“佃”，文意待考。

前引王素等文页38举一简“入都乡嘉禾二年佃吏限米□”（5-1408）,说明当时存在专门的“佃吏”，“限佃”应与此有关。

这两枚简的形制相同，内容基本一致，书写的时间也相同，属于一类文书，大概也是一种“莂”，确切的名称还需研究。

两文书“破莂保据”的时间均为嘉禾四年（235年）八月廿六日，可能与汉代的“八月算民”的制度有关[4]。

而简中所谓“谨列年纪，以（已）审实，无有遗脱。

若有他官所觉，连自坐”及“隐核人名、年纪，相应，无有遗脱，若后为他官所觉，光自坐”，在唐代的“乡户口帐”的结尾还可以看到类似的语句。

据唐长孺与宋家钰的复原与研究，唐代吐鲁番出土的贞观年间的“乡户口帐”的末尾做：（牒件通当乡）户口……并皆依实，若后漏妄，连署之人依法罪，谨牒。

贞观十八年三月日里正阴曹曹牒
里正李（下缺）
里正（下缺）[5]
宋家钰认为“牒件通当乡”说明它是县府通知各乡呈报本乡户口统计数。

总体上看，唐代“乡户口帐”与这两份孙吴文书制作的背景相同，只是书写格式的细节上有些差别。

仔细分析，这两份文书的内容也存在一些不同。

除了上举的“伏处”的有无外，两者的核查办法也有区别，简一谓“科核乡界”，后文则说“以下户民自代”，似文书内容为有关人员自己申报的，类似唐代的“手实”，而简二是“隐核乡界”，下面又说“隐核人名、年纪相应”，“隐”有审察揣度的意思[6]，“隐核”的含义是计算、审察核实，具体来说是根据已有文书进行核对，大约无须当事人申报。

它应属与“科核”时的“户民自代”相对的办法，不必惊动百姓。

“隐核”与“科核”或许代表了当时户口核查时的两种不同方式。

综合两文书的记载，嘉禾四年两乡的吏的“父兄子弟”有7种情况。

一是有病，如“刑、踵、聋、欧病”；二是“叛走”；三是“物故”身亡；四是“随本主在官”；五是“细小”；六是“限佃”；七是“给县吏”。

有病者大概要免役，王素等文页33列举了不少“民籍”中的例子，包括“肿两足复”（9-3067）、“盲右目复”（9-3048）等，《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军吏梅平得病，除名还家”亦可为证。

当时“叛
走”的现象较严重，吴简中还有专门的“叛吏人名簿”[7]。

“细小”指年幼不堪役使。

“给县吏”应指在本县服役。

从简二看，广成乡当时“吏”的家人除了身死、患病与幼小者外，均在为官府服务，负担相当沉重，《三国志·吴书·孙休传》载永安元年（258年）诏说“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的情况已然产生，而引起朝廷的重视则要到了20多年以后。

据《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页19介绍,木牍有上下两道编痕，因此，当时这两枚简应与其他简编连成册，简一说“以下户民自代”，估计两简应是两册簿书的首枚简，不同于上举唐代的文书格式，唐代则置于文书末尾。

简一还提到上级要求“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簿”，下面则说“谨列年纪，以（已）审实”，前引王素等文所举的“吏籍”中有“郡吏黄士年十二”（13-7638）、“县吏唐达年廿一”（13-7631）、“尚书吏刘露年廿八”（13-8416），只记载了“吏”的人名和年纪，与简一的要求相当，且根据宋少华的介绍，这些竹简长约厘米，宽厘米，厚厘米，原来也有上下两道编绳[8]，与木牍的规格基本一致[9]，可能就是这种簿书的组成部分。

此外，还应有记载这些“吏”的家人，即简文所说的“父兄”或“父兄子弟”的人名、年纪的简。

上引王素等文所引的“师佐籍”中就包含了这两类名籍，其中简12-5948：
“□师□□□□锦师人妻子人名年纪为簿如牒见”，应是“师佐籍”簿书的末简，简一、二所属的簿书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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