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

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

姓名：张越恒

专业：工科信息类

学号：

摘要：浙江精神在世界各地闪耀，与浙江文化有很大关系。从古越地到新浙江，不仅是历史的积淀，也是这个新时代赋予浙江文化的新的意义，使浙江成为历代的学者的桑梓地、文化的聚宝盆，使浙江学者为天下先、青史留名。这里本文具体讨论本书的第三章：浙江文化传统与浙江精神。

浙江文化之起源

浙江文化的起源，还要从约45，5万年前浙江境内人类的起源讲起。浙江境内至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是五万年前的“建德人”。之后的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4900年）

和良渚文化（距今4300~3700年）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良渚文明已经出现文化迹象，表现在社会等级化、礼器和礼制、政教中心、神权独占、人牲人殉以及文字萌芽，社会复杂化程度已高于中原的河南龙山文化。浙江文化源远流长，由此可见一斑。

浙江文化在古代

春秋战国时期，浙江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越王勾践即位后，将国都逐渐从山区迁往平原地带，开始建都于山麓冲积扇的平阳。七年后又选择今绍兴城区作为郡城。于是浙江宁绍平原的开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于越的领域较大，除了浙江北部的部分地区属吴国外，今省辖境内的其余部分，包括今赣、闽两省的部分地区，都属越国管辖，而以今天的东阳、桐乡、奉化、龙游四地为于越的中心地区，在这个地区内，居民较多，总人口约3万人左右，人口密度也较浙江共他地区为高，是春秋时代省内开拓最早的地区，经过越王勾践“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的艰苦努力，越国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田野开辟，府仓实二”，在经济上也都迅速地赶上了中原地区，成为春秋时期经济上的强国。于是，“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舫”。

随着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发展，浙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更加频繁，华夏民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也被于越人所接受，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已与华夏族趋于一致，浙江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当时越国“人才辈出，竞为春秋诸国之冠”，然而到战国中后期，越国由于上层统治者内乱，国力大为削弱。公元前306年，楚怀王乘越国内乱，兴兵灭越，设江东郡。从此，雄极一时的于越，除部分逃到福建和岭南地区并与当地的越族汇合外，其余都成为楚国的顺民，原先已喷射而出的文明曙光，到此时再次灰暗下来了。

从此以后，外来文化始终对浙江文化的演变、升华产生着作用，成为浙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变革、佛学传入，逐渐改变了古越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民风逐渐变得崇文好学，出现了诸如王羲之、谢灵运一类的典范人物。之后的三次中原人民的三次南迁高潮（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都使得大量的优良工匠、文人、学者甚至是杰出的有识之士迁往浙江。通过不断的迁徙与融合，两宋时期，浙江文化达到了巅峰。

北宋时期，浙江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上，有“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之说，苏轼也谓：“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可见地位之重要。据《宋元学案》的记载，两浙是初期宋学的中心。范仲淹及浙东明州庆历时的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五先生和永嘉的王开祖、林石和丁昌期等人首倡宋代的学风。胡瑷讲学浙西廿余年，杭州吴师仁与之相应，更使学风大盛。在浙江等地学风的影响下，大约到北宋中期时，北方的学风才渐渐兴盛起来，反成为全国学风分布的重心。再以宋人引以为自豪的词来说,也以浙江为最盛。至于自然科学中的毕升和沈括，更是北宋科学成就的代表。可以说此时的浙江终于成为中国的文化与经济中心，完成了从古越蛮夷之地到华夏财富中心的转变。一个经济富裕、文化大同的浙江正在逐步形成。

浙江自唐末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以后，至南宋定都临安后，又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

的中心。其后，浙江文化全面繁荣，达到了颠峰状态。南宋浙江文化的全面繁荣，首先表现在各方面人才不仅名居全国第一，并且占有绝对优势（见下表）

宋亡以后，更多浙江士人对儒学进行了反思与检讨，开始表现出对“心性之学”的痛恶。传统的朱熹理学“重理轻义”的伦理观与“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观的各种弊端都已显现，并且明显的限制了国家的发展。他们对这样的思想加以痛斥，并突破传统，发挥创造出了影响后世深远的“经世致用”思想。同时，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产生与传承有重要关系的许多伟大思想家亦是浙地孕育的天骄。在封建统治弊端显露之时，亦是黄宗羲等浙江英才振臂一呼，喊出了“为民”的口号。他们的先进思想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腐朽思想以及对没落的封建统治都是一种极大的冲击，使得中国明清时期思想文化革新匮乏的局面有所改观，也为浙江文化、中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浙江文化在近代

近代中国，国门洞开，作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浙江首先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新的时代，新的变化，国仇家恨与外夷强大使睁眼看世界的浙江人开始走出天朝大国的美梦，一步步地走出了一条属于浙江人的强国之路。鲁迅，蔡元培，竺可桢，邵飘萍，刘大白，夏丏尊，冯雪峰……这一个个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闪耀的名字都是浙江儿女，他们在各自的舞台上，分别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吼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强音。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浙江知识分子更是责无旁贷的扛起了运动的大旗。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河岸残暴的封建军阀，种种困难在阻挠他们的前进，然而这些都没有抹去他们的棱角，相反的，他们以最令人敬佩的毅力将浙江文化、中国文化不断传承、吐故纳新，最终写就了浙江文化、中华文化在曲折中发展的伟大诗篇。

谈及近代浙江文化与浙江人，可以说有一个姓氏不得不谈，那就是无锡钱家。父子皆学者，一门十院士，可以说钱家的辉煌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段传奇。台湾中研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钟韩（钱钟书堂弟）、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以及江阴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穆长女）、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钱俊瑞。他们都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国王钱鏐的后代。自钱王开始，钱家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很多状元，无数进士。乾隆进士钱大昕被陈寅恪推为“清代史家第一人”。更令人惊奇的，是近代钱家的人才“井喷”——钱穆，近代中国最重要思想家之一；钱玄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猛将；钱钟书，他的《管锥编》和《围城》在他活着的时候已成为不朽之经典；钱学森，两弹一星总设计师，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防力量……《钱氏家训》中有这样一句——“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所有的钱家人都深受这样的家训的影响，而走出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