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朝军事文化

浅论宋朝军事文化

宋朝，自公元960年太祖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启，至1279年崖山海战，8岁的怀宗皇帝投海自尽止，前后300余年的时间，历经北宋（960-1127）、南宋（1127-1179）两个阶段。是中国古代史中经济与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据研究，北宋时期中国GDP总量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22.7%。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突飞猛进，商业经济繁荣，优秀文人辈出，知识分子思想全面释放。史学家陈寅格（1890-1969）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南宋诗人陆游（1125-1210）在《吕居仁集续》中也说：“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在宋朝之后的元、明、清，出于种种政治原因，中国再未出现如宋朝一般的文化景象。

然而宋朝军事的发展远不及其文化的发展，宋太祖与建隆二年（961年）、开宝二年（969年）两次“杯酒释兵权”，将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指挥权予以剥夺，以文官带军，并将军权集中到中央，虽然避免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却也导致了地方军事资源减少，使宋朝之后的300余年，常年处于对外战争的下风。当然，宋朝的军事积贫积弱也不单单是这一个原因，笔者就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分析下宋朝的军事文化：

一、募兵制所带来的“冗兵”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实行自愿性的募兵制，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常年招募流民、饥民以及罪犯入伍从军。据《宋史·兵志七》所载：宋之军队来源“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武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隶给役”。宋太祖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可以看出宋朝的募兵制不仅是一种社会福利，同时起到了稳定政权的作用。南宋吴儆（1125-1183）的《论募兵》中说：“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驯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而两得之。”这种募饥为兵，招流从伍的国家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防止流民造反的效果，但两宋自然灾害频发，据统计960年至1079年之间，各种自然灾害多达545次，平均每年4次。这种高频率的自然灾害使得应征士兵数量急剧增加。同时，宋朝还鼓励营武子弟接替父兄当兵，一经应募，终身为伍。

这种募兵制，又称为养兵军制，长久以来的带来的恶果：一方面，随着宋朝对外政策逐渐转向消极防御，军队老龄化严重，实战经验逐渐减少，日益闲置的军队训练明显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招募的雇佣兵都有着非常丰厚的薪金，国家也为此付出惊人的军费，到了英宗朝（1063-1067），仅军俸开支竟比太宗朝（976-997）增长了425%，而国家财税收入仅仅增长了68%，又由于军人的俸禄过分的增长，还出现了“兵减而费增”的现象。而全国的军费开支甚至达到财政收入的80%。宋神宗即位后，面对时局而感慨：“穷吾国用者，冗兵也”。

长此以往，使得宋军保持了一支战斗力低下，素质极差的庞大队伍，巨额的军费，造成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税役负担。同时，过度的养兵机制，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其结果是“所留南亩者惟老弱也”，甚至严重影响到农业的正常生产。

二、中央集权及过分重文轻武造成的军队战斗力低下

宋朝初年，为了保证军队的稳定，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不仅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的军权，同时对禁军领导机构改革，分别由“三帅”指挥，既殿前都指挥使、步军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三帅”没有发兵权，发兵由中央下属的枢密院负责，而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部门无权干涉。但枢密院虽可以发兵，却无统兵作战的权利，这样就形成了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虽然这种军制在一定程度上是进步的，将军政机关、动员机关与指挥系统分离，都是现代军事的特征。但结合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国家采取的一系列集权措施，也造成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现象。兵将分离，极度不利于军队凝聚力的成长。

同时因为吸收了唐代末年军人权重的教训，宋朝初年，宋太祖就要求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所以，文人的地位在宋朝达到了极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以及“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等俗语都是出自于宋朝。这必然走入过于强调文职的极端，甚至文臣统兵，以文治武。宋朝为了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利，战争时期的战区主官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所有的战斗意图必须经由皇帝批准。这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良将的发掘和提拔，极大地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

这一现象直到南宋时期稍有好转，南宋的主战部队，多为私人招募部队，如岳飞的“岳家军”，韩世忠的军队等。这时朝廷对军队的集权已经相对弱化，此时宋军的部队战斗力也达到了质的提升，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

三、科学技术带动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

在社会经济、文化的推动下，宋代的科学技术较之前有了长足的进步，李约瑟认为，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唐朝不如宋朝有意义。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中科技进步最快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带动了科技在军事中的应用。火药发明与唐代末年，广泛应用于宋朝的军事斗争中。仁宗时期编著的《武经总要》其中就记录了三种火药的配方，以及多种火器的制造方法和插图。北宋政府在各地兴建了许多专门制造火药箭、火炮等武器的工厂，《东京记》中就有记载：开封建造火药的工厂称之为“火药窑子作”。

在军事斗争中，逐渐由单纯的冷兵器作战转向冷兵器与热兵器混合作战的模式，例如靖康元年（1126年），李纲在守卫汴京城时，曾使用霹雳炮击退攻城的金军，“夜发霹雳炮以击贼，军皆惊呼。”南宋绍兴年间（1161年），宋军已将霹雳炮应用于水师战船上：“舟中忽放一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自空而下，……其声如雷。”新的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为没有北方良好的牧场提供优良战马的劣势，使军队在南宋初年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斗中并不落与下风。

注释：

Maddison，Angus.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30 AD. Essays in Macro-E conomic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p. 379，table A.4.M. ISBN 978-0-19-922721-1.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国文化史（中）》〈第七章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的勃兴〉：第899页.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一章北宋：大胆的试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153页.ISBN957-08-1068-8.

《宋朝兵制初探》六募兵制下的各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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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康弘.宋代自然灾害与荒政述论[J].郑州：中州学刊.199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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