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学者论坛）

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是先有生产实践和技术进步还是先有基础理论，人们也许有不同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

关于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许多人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势，认为没有基础研究就不可能有应用研究，没有应用研究就没有技术开发。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是先有生产实践和技术进步还是先有基础理论，人们也许有不同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不能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看成一条单向的流水线，历史上和现实中有许多重大科技创新无法用这种流水线来解释。我们的祖先在发明指南针之前并不知道磁学和地磁场的基础理论。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一生获专利1000多项，他完成电灯等重大发明并非因为先掌握了光、电、材料等学科的相关基础理论。

有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高级化、复杂化，上面列举的原始性技术发明的例子不会再有了，现今没有基础研究就不会有技术创新，因此，上述一维单向模式是对的。但事实上，实践与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不会、也没有因为科技进步而改变。许多高新技术正在逐渐变成通用技术和工具，在现有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和各种实践活动必然孕育着新的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着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而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又将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的技术革新和社会实践。

实际上，很多科技创新很难被简单地界定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技术开发。我们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也是这种复合型的科技问题。这些科技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技术上的创新，又需要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需要多学科的技术专家和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联合攻关，在实践中探索解决的途径。现在还很难说将来是技术上先有突破，还是理论上先有突破。解决这些科技问题，决不能按上述一维单向模式，先搞基础理论研究，后搞技术开发。基础科学的进展离不开技术上的新突破，技术开发往往也需要基础理论的修养、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所以，不应把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割裂开来，实行部门分工乃至分割。

需要指出的是，提出上述思维定势的是二战期间美国战时科学研究发展办公室主任V·布什。他在1944年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要求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了上述的一维模式，这与他看到20世纪初物理学两个重大理论突破导致原子弹等技术上的进步有直接关系。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基础研究不考虑实际后果”，“如果过早地考虑实际应用，基础科学的创造性将会丧失”等，尽管有片面性，但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最近，美国已有学者指出，上述那份报告的一些观点对美国科学政策的制定造成了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和困惑，对上述一维模式和有关概念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布什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立起来的一维模式，虽然对美国制定科学政策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惑，但并没有影响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这主要因为美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的主体。美国80％以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受聘于企业。许多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超过销售额的8％甚至10％，有些企业每年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高达几十亿美元。为了长期发展和战略竞争的需要，企业在进行技术开发性研究的同时，还进行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有的企业已经有多人获得诺贝尔奖。美国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完全是围绕近期或远期的市场需求预测，即以企业的利益为目的来选题和开展的，企业家不会特别在意若干年前布什先生的什么报告。另一方面，国家办的实验室必须承担国防和

社会公益性课题。以企业利益、国家安全、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研究都会包含对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深入探索，即基础性研究，而真正“不考虑实际后果”的基础性研究在那里很难得到支持。当然，由特定机构或个人资助的研究另当别论。

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和国有科研单位多年来习惯于面向和依赖政府，加上条块分割的体制，使企业和科研单位相分离，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没有形成有机整体。虽然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已有十几年，但目前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企业从整体上讲还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同时大量的科研单位独立于企业之外。我国每年有3万多项重大科技成果，但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到10％。不久前，我们了解某省科研单位改革情况时发现，没有一个省属科研单位愿意进入企业，也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接纳科研单位。科研单位普遍习惯于由政府养起来，作为全民所有制职工花政府的钱为政府做科研，不善于与产业界合作，而愿意用政府的经费自由选题，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另一方面，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大多是通过开鉴定会的方式进行评价，再由政府部门发一个证书，或颁一个奖状，然后就被束之高阁。市场机制对选题立项、研发过程和成果评估的作用相当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