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悲剧的成因(观影有感)

论安娜悲剧的成因

——观经典电影《安娜·卡列妮娜》

看完电影《安娜·卡列妮娜》，长思：安娜这个形象是否可以称之为悲剧，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活该。

悲剧，特别是作为审美意义上的悲剧，不在于悲壮与否，而在于通过某些现象所表现的悲剧冲突在精神上是否具有不朽的意义。

因而，我们不必去探究影片中主人翁安娜是不是“十分善良”、“十分公正”，是不是“为非作恶”、“犯了错误”，而应该去思考安娜陷于厄运的成因，并借此去探究它的意义所在。

如果说《安娜·卡列妮娜》中的安娜是一个悲剧的话，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社会的悲剧

人类是世界上唯一因为社会群体而生存和发展的生物，因此，探究安娜的悲剧成因首先应该放在社会这方面来考察，当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

社会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机器，我们无法一一加以论证，在这里，就影片原著作者，列夫·托尔斯泰笔触所至的几个角落加以剖析。

影片原著《安娜·卡列妮娜》书成于列氏创作的中期，即1873－1877年间，其时正值沙皇封建制没落的时代，正像卷首“奥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列文说：“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时上流社会仍然“左右”着整个俄罗斯。

安娜悲剧的核心是上流社会的贵族阶层，安娜出生于显赫的官宦世家，安娜的丈夫出生于皇室后裔，是当时帝俄的高层官僚，安娜的情夫伏伦斯基早年就在贵胄军官学校里长大，就连作者托尔斯泰也出生在一个世袭贵族的家庭。“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是一个整体，但大圈子里还有小圈子。”

其一是卡列宁政府官员的圈子，……。其二是卡列宁赖以飞黄腾达的圈子，……。其三是真正的社交界……”(《外国文学名著选介》高等教育出版社会1994.2)上流社会借助这些圈子把安娜紧紧地圈定在悲剧的框架之中，无论安娜怎样跳跃奔突都跳不出悲剧的结果。

当然这些圈子中最有力的紧箍圈是安娜的丈夫、帝俄的高层官僚卡列宁。虽然卡列宁是个强有力的政治家，但在处理妻子的外遇时，用的却是一把软刀子。

在培特西家，他看到安娜和情夫不成体统地坐在小桌旁，并没有火冒三丈，而是委婉地要妻子一同回家，但是安娜说要留下吃晚饭。当妻子与情夫热恋后回家时也只是想同妻子谈谈，顶多也只是警告而已。没什么断然措施，致使伏伦斯基的桃色新闻闹得满城风雨，后来安娜怀上了婚外爱情之种，而且公开出走，住进伏伦斯基别墅里去，卡列宁不仅没有念“紧箍咒”，相反还“照例每周一次到别墅看安娜，并带来生活费。”正是卡列宁这种为保持体面而甘戴绿帽的思想和行为亦步亦趋地把安娜导向地狱的大门。更令人发指的是军官障碍赛马中伏伦斯基失事，安娜在沙皇面前表现出对伏伦斯基有失体统的关注，卡列宁三次向安娜强调“我向你伸出我的手臂”才“梦一样挽住丈夫的手臂”，但心里仍想着情夫“今天我能看见他吗？”，对安娜当面公然背叛行为卡列宁也只“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她”而且说出来的竟完全是另一回事。面对妻子公然的背叛行为，卡列宁仍用马车把妻子载了回去。更有甚者，当安娜明白地告诉卡列宁：“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你高兴怎样对付我就怎样对付我吧”的时候，卡列宁也只要求安娜“在公开场合保持体面。”丈夫的宽容，使安娜求离不能，求合不得，逐渐地陷入了悲剧泥淖的深处而不能自拔。

当安娜叫哥哥找卡列宁请求离婚时，卡列宁竟以自尊心、宗教信仰、教会规定、基督教义等等社会观念予以拒绝，而不是对安娜的指责、辱骂。

如果说卡列宁纵妻浮荡而无动于衷，似乎也不切实际，他是用了一把柔软的双刃剑死死地扼住了安娜悲剧的咽喉。

那就是不离婚，使安娜既不能上天堂，也不能下地狱；而剑的另一面是用儿子这个筹码，使安娜痛苦甚至绝望。

悲剧矛盾冲突的另一面是情夫伏伦斯基。上流社会，假手于伏伦氏，既给安娜爱得极端幸福，也给安娜的爱设下了罪恶的陷阱。

伏伦斯基第一眼见到的安娜是凭丰富的社交经验，判断出“她是上流社会的妇女”。这是伏伦斯基的出生、社会经历和社会意识的综合判断。当然更精彩的是“在这短促的一瞥中发现了安娜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基于上流社会淫荡经验的判断，他才大胆地向安娜频频引诱。特别是他知道安娜是帝俄高官卡列宁之妻时，他明白俄国上流社会把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求勾引一个已婚高官的女人，当作一种

英雄豪杰的社会意识时，他决心要么成为天下最幸福的人，要么成为最不幸的人。

上流社会不仅假人之手，逼死安娜，而且假观念毒杀安娜，甚至直接插手逼使安娜自尽。比如：当伏伦斯基的桃色新闻闹得满城风雨时，那些妒忌安娜的妇女备下大量的泥块，上了年纪和大人物们感到不满。他们想用众口铄金的千夫指为刀为剑为斧直接杀死安娜，可见，安娜之死不可置疑地是为了摆脱这种社会环境。当然，安娜可以不回国，可以远走高飞，但是阶级、社会、宗法观念、伦理、情感还是把安娜骗回到这个该死的环境中来。

社会在创造安娜这个悲剧时，不仅假手于丈夫、情人，造成腹背受敌，两面夹攻之势外，还在安娜的心灵深处打下深深的社会烙印，使安娜自己一步步地按社会意识的精心安排走向悲剧的终点。

中国有句古话说：自作孽不可违。卡列宁也认为：“只有自己不愿毁灭的人，别人才愿救他”。安娜正是在家庭观念、伦理观念和各种社会意识的包裹中走向悲剧的。而这个悲剧最可伤的还不在安娜之死，而在于安娜至死也没有认识到是自己走向悲剧的，是社会意识的阴谋杀了她。

婚姻意识谋杀了安娜。安娜悲剧的最初源头是婚姻。在姑妈的包办下，安娜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老头。卡列宁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是预先排定、严格遵守的，公务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他没感情，只是一架机器，令安娜见到就怕，就恨，就受不了。面对多情、潇洒、英俊年青的伏伦斯基，安娜复苏了死亡八年的爱，这不也正常、正当、宜然吗？难道要强求潘金莲只爱武大郎？正因为武大郎的不可爱，潘氏才爱上了西门庆。可见，中外一体，正是错配了的鸳鸯，才导致红杏出墙。

如果说出墙的红杏不再为墙所缚，那也就罢了。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一方面，卡列宁看准了安娜身上的婚姻桎梏，紧紧地抓住这张王牌，死活不肯离婚，使安娜进退不能，左右维谷，终陷绝境。

另一方面，安娜离婚不得，又不安于情妇名份。第三又要遵守教义，未离婚不能结婚。不能结婚就无法抑制情夫的花花肠子，因此，安娜脚下只有卧轨一路可走。这是社会婚姻导致安娜的悲剧发生。

家庭意识谋杀了安娜。经过千难万难的努力，见到了儿子谢辽查，即使是这样的心肝宝贝，“长大了也会看不起我……”。安娜想，“世界上她只爱两个人，谢辽查和伏伦斯基，既然他俩连不到一起，一切都无所谓了”。

在家庭和伦理的枷锁中，安娜只能靠吗啡才能平静，才能安睡。这也注定了结末的悲剧。

总之，上流社会假卡列宁之手，对安娜的爱情予以严酷的惩罚，无情地的将她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