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人物系统分析

张季鸾人物分析

一、历史背景

1927年后，中国正处于国共十年对峙、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时期，基于这特殊的历史背景，新闻事业恢复和发展了报刊政论传统，同时也继承了明初的“以新闻为本位”的办报思想。

二、张季鸾生平

2、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

3、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张季鸾以一个报人的身份能够赢得方方面面的认可，实在是他的独到之处。

三、新闻传播活动

1、1905年，张季鸾官费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课余主编倡导革命的《夏声》杂志，开始他的办报生涯。

2、1911年回国，任上海《民立报》记者。

3、辛亥革命后，张季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起草《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4、1916年至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

5、1926年，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主要负责评论工作。在此后的十五年间，他始终坚持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紧扣读者心声，使《大公报》发行量跃居当时中国

报业发行量的榜首。

6、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当时国际新闻界极富声誉的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张季鸾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四、新闻思想

1、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后，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1）“不党”，就是报纸不属于任何党派，“原则上等视各党，纯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

（2）“不卖”，就是“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不以言论作交易”；

（3）“不私”，就是“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4）“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他的“四不主义”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行动以使天下公众监督。在办报过程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

2、张季鸾社评的选题范围

（1）揭露社会黑暗，抨击腐败政治

作为一名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报刊政论家，张季鸾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十分鲜明。其批评矛头所向，往往直指当权者，揭露其反动、虚伪的真面目。在他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兼社评主笔的初期，曾发表了3篇斥责权贵、胆识过人的社评，即著名的“三骂”：一为《跌霸》（1926年12月4日），对曾“独霸一时”而今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之所以有今天的结局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该文也成为吴氏及直系军阀的送终之作。二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

（1927年11月4日），对忽而“联共”、忽而“清共”、“分共”的汪精卫之反复无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余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原因，是“领袖欲与支配欲为之祟耳”。三为《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年12月2日），专门就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发表的声明进行了深刻而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不仅揭露了蒋介石的虚伪，还将蒋宋联姻放在大批兵士殉生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对照，表现出其社评鲜明的立场和强烈的爱憎。

（2）揭露日本野心，宣传抗日救国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在其主持《大公报》笔政的15年间，先有“九．一八”事变，后有“七．七”卢沟桥事变，他目睹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变为侵略行为的过程，直至他去世之时，抗日战争仍处于僵持阶段。因此，在张季鸾大量的时事型社评中，有关日本问题、中日关系和抗日战事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反苏”“反共”，“骂蒋”“拥蒋”，坚守“国家中心论”

（4）关注社会教育，开启民智民风

张季鸾“新闻救国”、“言论报国”思想的另一表现形式，就是他的社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关心青年，关怀妇女，关注教育，以此来开启民智，倡导新风。

（5）申明办报宗旨，倡导新闻自由

新闻媒介之社论，不仅可以代表媒介发表对新闻事件及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可以代表媒介传播其办报宗旨及职业追求。

作为总编辑兼社评主笔的张季鸾，在其职业生涯中，不仅深感新闻自由之可贵，亦感新闻自由之必需。在其撰写的社评中，多次表达出对国民党政府控制舆论、限制新闻自由的不满，并在文中直陈其危害。此类评论有《国府当局开放言

论与表示》（1929年12月26日），《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1936年4月2日）。

三、张季鸾的政论特色

张季鸾逝世后，周恩来同志在唁电中称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则将其誉为“一代论宗”。亦有台湾学者认为“论文笔，论影响力，他超越了梁启超。”

（1）增强时效性，追求新闻价值基础上的评论价值

在张季鸾接掌《大公报》社论主笔之时，中国的新闻事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媒介的增多，信息的发达，使新闻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大大提高。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将社评的议论对象，更多地锁定于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在对由头或论据时间的表述上，也从“近日”、“日前”，逐渐变为“前日”、“昨日”。如1931年11月20日发表的《马占山之教忠！》，在开篇处介绍了新闻事实：“马占山将军与其所部诸将士，孤军守土，援绝弹尽，竟已于十八日撤退，昨夜日军占齐齐哈尔……”所依事实一为“前日”，一为“昨夜”，后者距报纸发排不过几个小时，其时效可见一斑。

（2）讲求预见性，洞悉时局与事态的本质及趋势

以《中国之前途》（1936年11月30 日）为例，在抗日战争尚未爆发，“西安事变”即将上演之际，文章对中日关系走势做出了明确的的预测：虽然“时局紧张与重大”，但“前途光明有必然者”。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统一之凝固，自古以来，无如今日”；二是“在中国自力更生之过程中，国际大事如何，自亦与我有重大之影响，由此而论，亦与中国有利益。”“西安事变”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珍珠港事件”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形成，都印证了张季鸾在了解国内外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时局走势基本判断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