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与马尔萨斯间的学术批评与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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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与马尔萨斯间的学术批评与友谊.txt这世界上除了我谁都没资格陪在你身边。 听着,我允许你喜欢我。除了白头偕老,我们没别的路可选了什么时候想嫁人了就告诉我,我娶你。 李伯重:李嘉图与马尔萨斯间的学术批评与友谊
李伯重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
广大读者,而且尤其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
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
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
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挑茬”乃至攻击。像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
“文革”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
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
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
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
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的
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
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
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
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
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
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
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
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
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
罗思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
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

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在社交方面,当时
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
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
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
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结果是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
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
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
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个在其
生活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此人对天花、奴隶制及溺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
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
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
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
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
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
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被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
激烈反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
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
空中楼阁”(海尔布罗纳)。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
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
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趣异。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
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
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
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
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
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
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

上都有争执,讨
论无休无止。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
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
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
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
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
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
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
世。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
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
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
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
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
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
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
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
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
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
。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
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
“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
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
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
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
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自
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
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寻求真理,当他
们找到时,

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
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
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
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
。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
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
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
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
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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