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史问题研究述要

第27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11月 Vol. 27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5

────────── 收稿日期：2005-03-09

作者简介：闫永增（1965-），男，河北唐山人，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

现代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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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史问题研究述要

闫永增

（唐山师范学院 政史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从现代化的含义、动力、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范式的转换等方面，综述近年来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史学动态，肯定了史学界的现代化研究对于拓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实现学术创新产生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史；现代化；含义；动力；传统；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5）06-0074-0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这对于拓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实现学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就有关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中的几个要点问题予以综述。

一、现代化的含义

关于现代化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罗荣渠把现代化的含义归纳为四类：一是指经济落后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二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工业化；三是指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四是主要指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接着，罗荣渠对现代化的含义从历史的角度作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强调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并针对中国史学界“近代化”和“现代化”混用的情况，提出了应先对“现代化”或者“近代化”的名称正名， 认为不宜使用“近代化”一词，应当统称为“现代化”。[1]

乔志强、行龙不同意“近代化”、“现代化”两词混淆不分，也不同意罗荣渠的“现代化”的统一名称，认为“现代”或“近代”总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结合国内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为避免词汇理解上的异义，把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现代化过程称之为“近代化”，更为妥贴和符合实际。[2]

虞和平把自1840年至1949年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称为早期现代化，1949年以后的现代化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指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民主化和民族化。[3]其研究的总体对象是工业社会史。[4]

周积明不同意把早期现代化称为“近代化”，认为这与

划分“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不同。也不同意将“近代化”与“现代化”分别规定为“资本主义化”与“社会主义化”，认为这包含着理论上的失误以及概念应用上的不可操作性。现代化不是独一模式，而是多模式的，也不能规定一种线性发展的时序模式，不能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所要赶超的西方发达国家说成还处于近代化阶段而尚未开始其现代化进程。强调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此种概念上的混乱，显然是不能允许的。[5]

吴承明认为，“现代化”与“近代化”为同义语。讲历史，多用“近代化”，涉及当代和21世纪，故用“现代化”。[6]总的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应包括各个方面。[7]

李文海也说，中国近代化，也称作“现代化”，意思一样。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8]

虽然史学界关于现代化概念的理解迄今未有定见，但是对于现代化的基本认同在于现代化运动的多维性以及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是工业化，甚至引申出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且，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无论是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还是“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其所揭示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近代的资本主义化。许多学者在探讨中国近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这一现代化过程时，往往将“近代化”与“现代化”同义而用。之所以出现概念使用上的不同，源于中国近代和现代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使然。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阶段的划分，是论者们基于各自的理解，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上对中国现代化的内容与范围的概括和描述。

二、中国现代化的动力

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动力问题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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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用“挑战—应战”模式，提出外力驱动说。我国的台湾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区域现代化研究中，借鉴了“挑战—应战”模式，认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外力冲击。同一时期，大陆学者掀起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强调内因说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根据。

罗荣渠认为，由于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方式的不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通向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可大致概括为两大类不同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现代化，即内源的现代化和外源的现代化，我国属于后者，即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罗荣渠亦称之为“外诱的现代化”或“传导性”现代化。[1]

虞和平不同意罗荣渠“传导性”现代化的说法，认为“传动性”现代化可能更为合适。一是因为“传导”所包含的主要是外国现代社会因素的注入及其所引起的中国人的学习和仿效；而“传动”所指的除了“传导”所包含的这一层意义之外，还指中国人因外国的民族压迫而激起的谋求自强自立的动机。二是因为“传导”含有长期的意思，而“传动”突出初期的促动意义。“传动性”现代化这一概念更能够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和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特点，[3]并指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压迫共同构成一个主要动力。[9]

吴英指出，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概括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很难说是确切的，并容易引起错觉，似乎西方国家充满善良愿望去帮助后发国家，而后者似乎依靠西方国家就有了实现现代化的便捷道路。尽管现代文明的基本样式已经在早发国家成形，并对后发国家有着一定的示范性效应，但对于后者来讲，它们的现代化进程从目标、模式到道路的选择，都必须结合国情与国际格局变化情势进行内在创新，而非照搬、移植所能奏效。[10]

吴承明以近代新工业产生为例，说明新工业的出现，当然是西方冲击的反应，但就每项工业的产生说，都不是来自西方的意愿，而是中国人努力的结果。就当时“求强”“求富”的思想和“机船矿路”路线来说，也不完全是“冲击—反应”模式，它们的形成，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还有自龚自珍以来的思想解放，以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社会变革和“明夷”思潮。[11]

许纪霖、陈达凯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要素。然而也应看到，现代化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应”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绵延。只是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

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12]

许苏民主张中国现代化的“内发原生”模式，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冲击一反应”论的西方模式与“侵略一革命”论的苏联模式占据主要地位，而以明清之际为开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之主体性的“早期启蒙”模式则长期受到冷落。作者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试图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元扩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13]

就目前而言，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过程中内外因素的作用程度。“冲击—反应”模式虽然包含合理成分，但因过于强调外因而受到中外学者的批评。“内发原生”模式片面强调内因，并不为史学界所认可。“传动说”的推出以及对“外诱现代化”说法的质疑，无疑在强调内因的不可忽视和外因的不可夸大，以及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不可否认，外国资本主义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但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生与发展的状况及其情势，只有通过中国的内部因素及其变革才能产生效果，因此，应对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内外因素的作用给予恰当的评价，二者不可偏废。

三、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在早期研究者中，许多论者认为传统因素与现代化是直接对立的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阻碍成分。近年来，传统与现代化相对立的观点遭到质疑，特别是在日本、东亚“四小龙”强势发展之后，新儒家文化风行一时，人们开始重新检讨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罗荣渠认为，中国儒教文化就整体而言是反现代化的，但中国的改革儒学具有适应时代改制维新的内容。儒家伦理中蕴涵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儒家思想中蕴涵许多“实践理性”的东西，这可从战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整个东亚的重新崛起得到实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道路；但如不敢突破传统也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可能创新。传统是随着时代不断生长的有机体，现代化的大变革必然要更新和发展传统。因此，继承传统不是回归传统，而是要超越传统。[1]

吴承明主张应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能动因素，反对“传统—现代”两分法模式，指出把传统的东西视为完全消极的，而且是与现代化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未敢苟同。[11]

虞和平认为，传统社会因素并非与现代化绝对对立，其内部包含着某种对现代化的潜在适应性，这种潜在适应性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