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新与时代精神

改革创新与时代精神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几千年血脉不断、文明不衰、生机勃发，必然积淀了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访美时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十分丰厚的，但追根溯源集中表达于《周易》上的两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发展成了革故鼎新、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后者发展成了以人为本、团结和谐、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人文道德精神。这两种精神各有侧重，却又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就是“自立立人”的关系。

一个民族越是自尊自重自立，就越是胸襟开阔，敢于揭己之短、善于学人之长，能够在广泛吸纳各种文化营养丰富自身的同时推动各种文明的繁荣灿烂，从而对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应当说，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之一。周恩来曾经讲：“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如果仔细地考察中国文化史，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动态特征，相当勇敢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因素，至少在文化的很多层面，追求流行、时新，与此同时毫不犹豫地抛弃旧有的模式。”正是在这种传统推动下，我国不仅以著名的“四大发明”（造纸、活版印刷、指南针、火药）、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等伟大创造闻名于世，不仅以诸子百家思想丰富了人类的精神文化宝库，而且以不断变革创新的实践彪炳人类变法自强的制度创新史。

从改革创新的视角看，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争，是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实现改革创新的问题。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本身就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改革创新。我认为，真正的改革创新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自主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是自主创新，是战胜自我和超越自我，如果改革创新的结果是丧失自我，那就不叫改革创新，而叫自我毁灭；二是首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具有“第一次”的特征，尽管它必然要学习借鉴别人，但其成果却必然不与任何已有成果相雷同，因此，“全盘西化”即使行得通，那也不叫改革创新，而叫生搬硬套、拙劣模仿；三是先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顺乎文明之潮流、体现时代之脉动、展示历史之未来，因而能够独领风骚、影响深远，如果只是历史回声的共振、甚至是历史沉渣的泛起，那就不是改革创新，而是复辟倒退。

从最为直观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以殖民主义的方式侵略中国，一方面引发了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救国热情，另一方面又通过军事和文化的双重手段，力图根本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绝望、麻木以致俯首帖耳。应该说，它们的图谋不可能真正

得逞，但也为“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制造了大麻烦。方志敏在他的遗作《可爱的中国》中对此有深刻的描述。不难看出，如果说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入侵之初，主张“全盘西化”者中可能还有真理的追求者的话，那么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殖民主义文化心态的扩张，“全盘西化”不仅在精神上是懦夫、胆小鬼，而且在思想上也是毫无想像力和创造性的懒汉、应声虫。反过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解放的先锋，而且是最具浩然正气和思想活力的改革创新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就是这种改革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

一般地说，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它决定了推进这一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必然具有无比突出的改革创新性；特殊地说，中国更是在各种客观历史条件几乎不具备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每走出一步都必然凝聚着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创造性，都是“突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例。它是在两个学习受挫之后成功开创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形成的。两个学习受挫指的是，第一向西方学习走旧式资本主义民主革命道路受挫，第二简单套用苏俄“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道路受挫。原因都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弱小，民主力量也相对弱小，而反民主的敌对势力却特别强大（三座大山），世界上现有的革新变法模式均不适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时代、国情、世界政治经济走向以及种种主观条件所作的科学把握，对于民族生存发展问题进行重新的定位，才使得看来毫无希望的民族有了出路，有了生机活力

这个“结合”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学问大得很。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的高度和眼界，而中国实际则是中国现实历史的具体阶段，由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因而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要结合就要寻找“结合点”。正是通过“结合点”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统一起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可以说有“四大发现”：第一，发现中国工人阶级，它是中国具体历史阶段的世界性因素，既有各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点，又有其中国特有的性质和组成；第二，发现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虽然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等仍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但革命的领导力量已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这就决定了它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第三，发现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它既体现了现代历史条件下城市的中心地位，又体现了中国具体历史发展的水平。第四，发现了确保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既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要求，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要求。这些伟大的创新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而且孕育了体现中国历史具体发展阶段要求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形成的这种改革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革命精神，它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改革开放精神完全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团结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的集中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革命的实践和改革的实践对立起来不仅在政治上有害，而且在道理上也说不通。（对“告别革命”、“暴力社会主义”论调批判）实际上，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们民族在革命时期形成的精神风貌，迅速地转化为新中国、新社会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谱写出和平建设年代的时代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旧貌换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