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谭载喜在介绍西方翻译理论时，将西方翻译理论分为四大学派：1布拉格学派；2 伦敦派； 3 美国结构派；4 交际理论派。

而柯平在《西方翻译理论浅析》一文中介绍了六大学派：1.语言学派；2 交际学派；3 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4文学-文化学派；5结构学派；6社会符号学派。

下文将一一介绍。

一、布拉格学派
该学派的创始人为马希修斯（Vilem Mathesius）、特鲁贝斯科伊（Nikolay S. Trubetskoy）和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

主要成员有雅可布森、列维、维内等重要的翻译理论家。

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为：（１）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包括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等；（２）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体裁的比较。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可布森。

他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二战时迁至美国，加入美籍。

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之中。

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的重要性、语言和翻译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给出精辟的论述。

自１９５９年发表后，此文一直被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雅可布森的论述主要有五点：（１）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即通常的“改变说
法”(rewording)。

所谓语际翻译，是指在两种语言之间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所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或手势变成言语表达。

（２）对于词义的理解取决于翻译。

他认为，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过程中，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

（３）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称。

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

（４）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

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不足，可通过借词、造词或释义等方法对语言进行处理。

（５）语法范畴是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

这对于存在时态、性、数等语法形式变化的语言，尤其复杂。

二、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the social context of situation)所决定的。

在翻译研究领域，译文的用词与原文等同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用于相同的语言环境之中。

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为福斯（J. R. Firth）。

有两篇文章集中反映出他的翻译理论，一篇为《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另一篇为《语言分析与翻译》（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弗斯着重谈到三个方面：（１）语言分析是翻译的基础；（２）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３）在任何两种语言的翻译中，一种语言的某些意义的表达方式不可能译成完全对等的另一种语言。

卡特福德（John Catford）是该学派中比较系统提出翻译理论的学者。

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的卡特福德１９６５年发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为翻译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途径，引起巨大反响。

卡特福德称其理论为“描写性”翻译理论。

他从翻译性质、类别、对等、转换、限度等方面阐述“什么是翻译”
这一中心问题。

（１）翻译的性质。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

”（２）翻译的类别。

就其程度而言，可分为“全文翻译”（full translation）和“部分翻译”(partial translation)；就其语言层次而论，可分为“完全翻
译”(total translation)和“有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就语言结构的登记来说，可分为“级受限”翻译和“级无限”翻译，即传统意义上的“逐字译”和“意译”，而“直译”介于两者之间。

（３）翻译的对等问题。

一方面，翻译对等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现象，是基于对两种语言的比较而发现的；另一方面，翻译对等的产生必须看译文和原文是否具有相同或部分相同的实质性特征。

（４）翻译转换，是指把原文变成译文时偏离形式对应。

翻译转换主要分为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其中范畴转换又可分为结构转换、词类转换、单位转换和系统内部转换四
种。

（５）翻译的限度，是指不可译性问题。

翻译中有两类不可译。

一是语言方面的不可译现象有双关语、歧意语法结构；二是文化方面的不可译性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不同的时代背境等非语言因素引起的。

3 美国结构派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龙菲尔德。

他提出一种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法，认为意思就是刺激物和语言反应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布龙菲尔德理论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所取代。

乔氏理论有三个观点：（１）人类先天具有语言能力；（２）语言是由规则支配的；（３）语言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该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论述。

语言的不同主要在于各自的表层结构不同，而深层结构则具有共同特点。

在上述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以沃哲林（C. F. Voegelin）、博灵格（D. Bolinger）、卡兹（J. J. Katz）、奎恩（W. V. Quine）和奈达（E. U. Nida）为代表的美国翻译理论界的结构学派，而以奈达最为杰出。

四、交际理论学派
奈达是交际翻译理论的代表。

他的翻译理论可归纳为六个方面：（１）理论原则。

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而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使读者看译文可一目了然。

（２）翻译的性质。

按照奈达的定义，
“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其中三点是关键：一是“顺乎自然”，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最切近”，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这是核心。

所以，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ａ）达意；（ｂ）传神；（ｃ）措词通顺自然；（ｄ）读者反应相似。

（３）翻译的功能。

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奈达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的对象。

（４）正确的翻译。

翻译正确与否取决于译文读者能在什么程度上正确理解译文。

（５）语义分析。

翻译的重要过程之一就是对原文进行语义分析。

语义可分为三种：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

（６）翻译的程序和方法。

他认为，整个翻译程序分为四步：分析、传译、重组（按译语规则重新组织译文）和检验。

现代翻译理论是从语言学派开始的，该派兴起于五、六十年代，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对语言结构所作的严密分析为基础，研究原语和译语之间在词法与句法上的一系列对应和转换规则，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卡特福德（ 1965 ）、早年的奈达（ 1964 ）和前联邦德国的威尔斯（ Wolfram Wilss, 1982 ）。

由于翻译总是牵涉到至少两种语言，因此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初习翻译者来说，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可能是最切近于他们的学习经验、因而也是最能够对他们提供启发与实际
帮助的。

但是正如人们正愈益深刻地认识到的那样，翻译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操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际交流活动，涉及到一系列的超语言范畴，涉及到语言外其他的文化系统。

语言学派的弱点就在于它只注重原文和译文在语言上的对等，而忽视了话语的交际功能以及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见树不见林之虞。

（近二十年来语言学派开始注重研究话语层面上的等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研究的缺陷。

）
六交际学派
交际学派出现于七、八十年代（以 Nida & Reyburn, 1981 为代表），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又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

该派认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着信息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在信道接受力给定（亦即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为了降低信息的难度（高度），就必须用明显的形式表示出其中暗示的部分，因而增加信息的长度（宽度），故而译文常常会长于原文。

社会语言学对于交际学派理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功能。

根据这种区分，判断译文有效性的标准便是它实现原文中相应功能的程度。

交际学派深刻地分析了翻译中信息传递的种种困难，突出了接受者的重要性；它所提出的“翻译即交际”的命题已经广为人们所
接受。

它的欠缺在于没有研究不同话语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语言和文化间的深层关系。

语言学派和交际学派有时被统称为翻译中的科学派，因为它们采用了信息论和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描写与分析方法来解释翻译
的过程以及处理翻译中的问题。

七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
六十年代初，美国爱奥瓦大学首次开设翻译培训班，在其主任、诗人安格尔（ Paul Angel ）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得克萨斯、扬伯瀚大学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等著名高校都先后设立了翻译培训班以及各种层次的翻译专业。

美国文学翻译协会也于七十年代后期成立，并出版了题为《翻译》的学术杂志。

一个围绕着翻译培训班的学派随之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诗人兼翻译家庞德
（ Ezra Pound ）等。

该派以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兹（ I.A. Richards, 1929 ）的理论为依归，注重文学翻译实践，以及通过翻译研究来理解文学作品，其研究重点和方法与古代时期的语文学派比较相象。

八文学—文化学派
包括两个有相似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学派，即七十年代初发祥于低地国家（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派和七十年代末兴起于以色列的多元体系派。

它们都起源于地处当代世界主流文化边缘的小国家，且其理论渊源都是本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

“翻译研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教授霍姆斯（ James Holmes, 1972 ）、比利时学者、后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勒费维尔（ Andr é Lefevere, 1978a ）和英国学者、沃里克大学教授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1980 ）。

该派认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主要方法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无助于增进人们对于文学翻译的了解，因而沿用了近代翻译时期的阐释学方法，从意义的传递开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如何既影响到译文及其文化（如美学规范）的发展，又影响到原文及其文化的延续，试图以此将各种文学翻译的理论统一起来，建立一种能够指导产生译本的理论。

近年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译作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九解构学派
解构学派产生于六十年代后期处于政治与社会动荡之中的法国，其思想积大成者为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
（ Jacques Derrida, 1978, 1985b ）。

严格说来，解构学派并未提出具体的翻译理论，但是由于它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哲学，认为古往
今来所有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翻译这个概念，并且站在与西方思想传统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借助对翻译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语言和哲学的重大问题，所以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解构学派认为认为原文并不存在，文本中并没有什么深层结构或预先决定的意义。

它拒绝任何类似于“原文”与“译文”、“语言”与“意义”的划分，指出：在翻译中，可以看到语言并不指向任何外在的事物，而是指向它自身，因此，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的符号指意链是一条可以无穷无尽地向后追溯的链子，即译文是更早的译文的译文……（ Gentzler, 1993 ： 145-149 ）。

解构学派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启发我们：应当避免用任何先见来阐释和评价译文。

但是在彻底否定原文的同时，解构理论实际上也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否定了翻译自身
十社会符号学派
社会符号学派：产生于八十年代末，其代表人物是奈达
（见 Waard & Nida,1986 ）。

其理论渊源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莫里斯（ 1901 —）提出的符号学三大关系：符号与其所指称或描写的实体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是语义关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是符号句法关系，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是符号用法关系。

在自然语言
中，与这三种关系相对应的是语言符号（包括音素、字素、音节、词素、词、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话语）的三类意义，即指称意义、（语）言内（部）意义和语用意义。

这三类语义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词语和话语的总体社会符号学意义。

不过在不同的话语中，它们的相对突出程度有所不同。

所有的语言符号都有言内意义（主要为语法意义）；在技术性文本中，指称意义非常突出；而在文学性话语里，语用意义和某些言内意义（如诗歌中由韵律所体现的音系意义）可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文学语言中的风格因素基本上可以化归为这三类符号学意义中的一种或几种。

译者如果能把一个词语或一段话语的全部意义同时传递给译语读者，那自然很理想；因为这样就达到了原文与译文的完全对等。

但在实际上，这种完全对等的翻译是很少能够做到的。

译事之难，就在于原语和译语语言符号的各种社会符号学意义同时对应的情况极为少见。

在许多情况下，译者都必须在保留什么和舍弃什么之间作出抉择。

显然，译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具体上下文中最重要或最突出的意义的正确传译。

没有这个前提，译文的准确性和忠实性都是谈不上的。

（详见柯平 1995 ， 23-44 ）。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牵涉到五个重要的因素，即：①原文信息、②原文作者、③原文接受者（包括作为原文第一读者的译者以及译文读者）、④沟通原文作者与原文接受者的交际渠道（包括具体的交际场景、交际媒介和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⑤语言代码。

可以看出，上述各种译论研究途径中除了社会符号学途径外，都只偏重于翻译传通五要素当中的一个或几个（不是语言，就是文学，或者
是社会文化）；“翻译研究派”与解构派的理论还有某种走极端的偏颇性质（如前者所谓译者要“摆布原文”的主张以及后者对于原文权威性的彻底否定）。

而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地考虑了翻译传通过程中的五个要素，既注重语言（它毕竟是翻译活动操作的基本对象），也注重各种语言外的因素。

它吸收了语言学派在语言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交际学派在语言功能分析方面的长处，对信息可能具有的各方面的意义或功能作了剖析，同时也研究了符号使用者及其所属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并用比较严格的方法对这五个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作用进行了综合考察。

中国翻译理论，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

在中国，传同的翻译理论是指不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方法论的翻译理论研究，其具体又可以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型期”等。

这四个时期分别见证了中国的几大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明初的西学翻译及“五四”新文学翻译。

一、发生期：所谓中国翻译理论的“发生期”是指传统译论从无到有的时期，它以支谦224年的《法句经序》为肇始，而以988年的《宋高僧传.译经篇》为结束。

发生期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它对于哲学、综教、文学、音乐和舞蹈都有很大影响。

发生期重要的翻译理论有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
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颜宗的“八备说”、鸠摩罗什的“意译”主张等。

二、发展期：发展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

这一时间中，译论家开始思考翻译的社会功能，其分别以1604年徐光启对译书目的的论述，及1894年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为起止时间。

这一时期翻译的多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书籍，借以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

发展期的一大典型特征便是中外翻译家的合作，期间所涌现的外籍翻译家有庞迪我、高一志、罗雅各和艾儒略等。

三、成熟期：成熟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的完善时期，具体表现在：翻译思想日蓁充实完善，表达方法日益精密得当。

成熟期所对应的乃是西学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翻译，以1898年严复的《天演论》为标志，其代表性的译论有如严复的“信达雅”、林纾的谈译书之难、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郑振铎的“文学可译”、矛盾的“文学翻译创造论”、鲁迅的“信译”、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等。

成熟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有几个特点：翻译理论倾向的文学性质、团体论争的精彩纷呈，如严复与梁启超等关于翻译的文体、语言的论争；胡适、刘办农等对于严复、林纾的批评等、大量大翻译家及文学家的出现，如严复、矛盾、鲁迅、朱生毫等。

四转型期：转型期是指传统译论的核心问题开始转移的时期，主要对应于新中国的成立至语言学翻译研究期间的翻译理论。

这一时间的翻译理论相对比较贫瘠。

按照现在的观点，传统翻译研究乃是所谓“古典文论学派”。

传统的翻译研究，仍然只关心译作的文学性和译文的选词造句等方面的问题，理论上没有突破。

传统翻译研究着眼的乃是翻译的本体性研究，而非主体性研究，它强调文本内结构与意义的转换，主张指涉文本自身的“内向性忠实”，其基本的理论命题有如写作与翻译的等级喻说、翻译的价值中立、语言的透明性，以及语言规律（或文本文内结构）对于意义的预设等。

这一点既解释了王宏印等提倡重释“古典文论学派”的主张，又解释了林克难、罗新璋、吴立诚与王东风等对于传统翻译研究的不断批评。

作为具有典型规范性特征的“古典文论学派”翻译理论其典型缺陷在于它的演绎式研究模式，即以点代面，将某些基于经验和语言分析的论断的作用普泛化。

中国传统译学“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缺少开放、综合和跨学科系统性；其次，传统译学缺少基本的翻译理论体系；第三，传统译学囿于传统美学的方法论，强调总体把握和模糊形象思维，缺少精确分析和严谨的科学论证。

“译论界常常陷入诠释性争论”，缺乏“对策性及理论应有的实践意义”（刘宓庆，１９９０∶ｉｉｉ—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国内开始摆脱翻译理论研究的这种传统，并开始了历时三十年的西方当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介绍与研究。

此间，学界所关心的主要是翻译的技法、英、汉双语在技术层面的比照、九十年代末期之前，这种方式甚至一度规约着翻译文本与翻译教学研究乃至翻译著作的述评，造成了翻译研究与批评在理论性上的局限与偏颇。

步入九十年代后期，国内如赵家琎（1996）、韩加明（1996）、刘军平（1997）、罗选民（1997）、林克难（1998）、张美芳（1998）以及仲伟合（1999）等开始提及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体系中有关“多元系统说”、“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等理论字眼，算是对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自觉研究的肇始。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张美芳（2000）、孙会军（2000）、马会娟（2001）、张德让（2001）、蔡新乐（2001）、傅勇林（2001）、佟立（2001）、林克难（2001）、张南峰（2001）、孟翔珍（2002）、廖七一（2002）、闫建华（2002）、刘亚儒（2002）、刘勇（2002）、葛校琴（2002）、刘艳丽（2002）与王东风（2003a、b）穆雷（2003）、孙艺风（2003a、b）、王友贵（2003）、蒋骁华（2003；2004）、王东风（2004）、刘军平（2004a,b）、徐来（2004）以及张景华（2004a、b）等无疑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2005年，《中国翻译》更是另辟专栏探讨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六十年代之前的中国翻译理论乃是中国本土所生发出的翻译理论，而六十年代之后的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就其整体而言却是对于“舶来品”的形式多样的消化。

廖七一教授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指出，传统翻译理论时期的中国对于几本没有对于外国翻译理论著作的译介。

翻译作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必然有许多共性或规律，各民族必然积累了可以相互启发和借鉴的经验，无视或鄙视国外译论并不符合吸收人类一切有用的文化成果的精神。

许钧先生说得好：实际上，
从我国目前的译论研究状况来看，我们对国外的译论了解和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太片面了。

毋庸讳言，中华民族有十分灿烂的文化交流史，曾经涌现出无数闻名世界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

从玄奘到严复，从林纾、鲁迅、瞿秋白到傅雷，他们的翻译和翻译思想“至今仍有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生命力”（刘宓庆，1990:iii）。

但是，在肯定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

西方翻译理论有着严格的方法论、精确的理论描述、细腻和定性定量的分析。

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更是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

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