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在历代书目中的归属

地方志在历代书目中的归属

张纪亮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作体载，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地方志的内容和形式都不断得到完善，各朝代对于方志的纂修，也是经久不衰，一朝胜于一朝，终于形成了中国古籍中极有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所以，历代目录书，无论是官目还是私目，都著录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志书。本文拟就地方志在历代书目中的归属问题做一些探讨。

自先秦至隋唐，这是中国地方志的萌芽、发展和趋于完善时期。战国时期出现的《山海经》、《禹贡》，汉代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应劭的《地理风俗传》以及但望的《巴郡图经》、晋常璩《华阳国志》及挚虞《畿服经》、南朝的两部方志集：齐陆澄的《地理书》和梁代任昉《地记》，隋代郎蔚之《诸州图经集》，虞茂《区域图志》以及许善心的《方物志》，唐代李泰《括地志》，贾耽《海内华夷图》以及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这些志书，勾画出了地方志发展的一个大致轮廓。在这个较长的时期中，地方志的内容范围尚不固定，宽狭不一，体例上也还不完善，不统一，在名称上更是芜杂，传、记、志、图经、图记、图志、志乘等等并用。这都反映出地方志发展的不成熟，因而导致了在目录中的归属极不一致。当然，方志归属的混乱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这一时期，尤其是在这个时期的前一段，目录书自身也是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分类体系既不固定，也不统一。这两方面原因的结合，使地志图书[1]的归属更加杂乱。

汉代刘歆的《七略》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分类目录，它的分类体系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七略》虽已不传，但《汉书·艺文志》除把《七略》中的辑略分散到各略及各子目之后外，基本是照搬了《七略》。

我们借《汉书·艺文志》来考查一下《七略》的分类体系。

因书少不能单立一类，而把它们隶于其他相近似的类目，这是《七略》的一条立类原则。诸如《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即《史记》)之类，并非属于春秋家学，也不都是编年体的史书，但在当时，这种性质的书不多，而它们又类似于《春秋》，于是就都附列到六艺略春秋家之后了。地志图书也属于类似的情况。《国朝》七卷，大致是关于西京郡国形势的记载[2]，因《七略》未立地理类，无类可属，就把它附于数术略形法类《山海经》之后了。形法类收录的书，只有六种：《山海经》十三篇，《国朝》七卷，《宫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相宝剑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其小序言：“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可见，“形法”就是据事物的形状、气色，以侧度其吉凶祸福，颇类似于今天的“相面术”之类。

后世把地志图书归入史部，这在《七略》中已见端倪。虽然《七略》把《山海经》、《国朝》、《宫宅地形》等归入数术略，而未将其与《太史公》等书一起隶附于六艺略春秋家之后，但数术略本身实与“史”有联系，后世史部的形成也受到了数术略的一定影响。《七略》数术略序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日：‘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数术略的六个属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是按职业性质分类的，

形法下的诸书也具有为观看风水方位的“地理先生”所参考使用的专业性质，《宫宅地形》便是关于风水方位的书，所以，这些书归入形法也是必然的事情。

《禹贡》历来被看成是地方志的滥觞，但它是六经之一的《尚书》中的一篇，在那个时代，《七略》不可能把它分析出来归入到更合于它的性质的类目，所以便与《尚书》一起归入六艺略了，这也无可厚非。

《七略》以后，目录书分类体系的发展出现了两个在形式上有明显区别的流派：一派沿袭《七略》的传统，出现了刘宋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隋许善心的《七林》等。另一派发端于魏郑默的《中经》，晋荀勖《中经新簿》因之，这便是四部分类体系的开始，这一体系发展到《隋书·经籍志》，基本达于完善[3]。

王俭的《七志》，分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图谱七类，另附佛道，实为九类。其中的阴阳志，大致相当于《七略》之数术略，因《七志》不传，故难以明了到底都收有一些什么样的书，想来该包括一些风土水文之类的著述。值得注意的是，《七志》立有图谱志，该志专记地域及图书谱牒[4]，这可以看作是地志图书专门立类的开始。《七志》以后不久，出现了中国目录学史上另一部重要的书目——阮孝绪的《七录》。

《七录》的分类体系较以前的各种书目都有了较大的创新，它分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包括佛法录、仙道录，凡七录五十五子目，在这里，史书专门列为一类，据阮孝绪《七录》自序(见于《广弘明集》卷三)云：“刘(歆)王(俭)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

史序记传录。”这是图书分类史上的一大进步。在记传录中复分为十二个子目：国史、法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这与后来《隋志》史部的分类相差无几，或者可以说，《隋志》史部的分类体系是来源于《七录》。其中子目土地，收书七十三种，八百六十九卷，这又是后世史部地理类之渊源。实际上，土地部的设立与当时地志图书的增加是分不开的，据《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三)记载：“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当时地志图书的繁多，于此可见一斑了。可惜的是，《七录》早已失传，只有《七录》的序言和类目靠唐释道宣的《广弘明集》才得以留传下来，然各类具体收有哪些书今已无从知道了。另外，在《七录》术技录中立有形法部，估计其中当收有一些类似于《国朝》、《宫宅地形》的书籍。

《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二)：“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正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这是四部分类法的萌芽，史书开始专门立为一类。晋元帝时李充依《中经新簿》编成《四部书目》，更换了乙、丙两部图书的次序，建立了四部分类法的承制：经、史、子、集。《隋书·经籍志》吸取以往诸家书目之长，终于使四部分类体系达于完善[5]，并确立了四部的名称。

《隋书·经籍志》是唐太宗时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所修《五代史志》的其中一志，分四部四十类[6]。史部子类有十三：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