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 《中国：传统与变迁》

摘要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的排外、仇外思想是与中国人高度的文化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他震惊于郑和下西洋时面对巨大的商业利益，中国政府竟然无动于衷。在他的意识里惰性十足的中国封建政府是无法取得重要突破的，没有西方工业社会的冲击，它是无法取得进步的。中国政府的麻木、固执、落后、封闭使得他们对富有活力、生机的西方社会的挑战反应迟钝。这些以西方为核心的论点警示我们正确认识自己从而正确看待来自他方的论述，从外人的著作中看其关注点、研究视角、理论方法，使得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正确理解这其中的差异，便于促进中外交流从而实现相互了解。

关键词：惰性优越感落后

初读《中国：传统与变迁》

《中国：传统与变迁》这本书写中国通史的著作作者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在这样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通史巨著中，固然颇多误读之处，但也不乏旁观者独特视角的另类解读，在其著作中有很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精准概括，他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了解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传统，但是由于文化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环境的相异，他对很多中国独特的现象难以想象，从而无法有正确的认识，这是外国史者研读中国历史难以避免的问题，即使是本国学者对于本国历史亦难以把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历史的局外人。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己环境的的囚禁，囚禁在这种或那种自己所关切的狭隘事物里。我们每人势必通过自己的词语与概念，使自己心神贯注之事物影响自己的历史研究，从而限定我们所寻回的历史真理1这种限定并未否认历史的客观性，相反提醒我们时刻都会有陷入圈套的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尽量摒弃自身环境，从史料出发探寻历史的真面目，而不是从个人的前提假设出发验证历史，歪曲史料。

在这部巨著中费氏采用“大历史”的视角，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定性为三大相继存在的帝国。第—帝国(奏一汉)、第二帝国(隋一唐)及第三帝国(元一明一清)。这三大帝国及其相互衔接的魏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夏等区域性短期存在的汉族、少数民族政权—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王朝循环”（费氏语）。但是他并不把这一政权更替的过程看为天命兴衰的过程，他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的规律性循环。他将这一过程解释为“历史怪圈”如作者在第四章的论述中指出：“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但是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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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中。……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团难。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2这一王朝循环理论似乎将中国这一政权模式概括的非常准确，很是令人信服，但是这一理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止步不前、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事实上中国的封建社会充斥着革新与进步，这一时期中的辉煌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王朝循环理论易于将人们导入这样一个境地，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我们就姑且这样认为）是一个不断重复如上所述这一历史过程的历史时期，这很容易使读者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它是一潭死水，单调、死板、没有活力。正如费氏所想，他在看待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时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就是这一结论的应用，在他认为中国社会无法走出这一“怪圈”无法赢得“进步”这一过程必须由西方社会来主导。实质上以这一模式及传统与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这些西方看待近代中西关系的具有代表性的见解均是以西方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解。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概述、定性甚至会使中国史家失去方向，这就警示我们正确认识自己从而正确看待来自他方的论述，从外人的著作中看其研究视角和关注点，使得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正确理解这其中的差异，促进中外交流互相了解。

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出现明显的史实错误，如他所讲的明、清皇帝均仅有一个年号，虽然在历史上这一时期的皇帝普遍仅使用一个年号，以至于我们在谈及这一段历史时可以说**期，但是稍熟识这一时期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明朝英宗有正统、天顺两个年号。在书中第八章第四节对外关系中，费氏以为郑和七下西洋均发生在明朝永乐期，“永乐曾于1405年至1433年7次遣使出海远洋”3事实上，第七次下西洋是在宣德时期，而并非永乐时期，其实费氏也提到第七次下西洋活动发生在1433年，他只是没有核实这一年在位的皇帝是谁，事实上1424年永乐已殁……列举这些细小的错误，目的在于提醒我们在读外国史家的中国史著作时要着眼于整体而避免纠于小节（在这样一部由外国人著的中国通史著作难免会有史实的缺失、错误），我们应该着眼于其新的研究视角，提醒我们多方位的思考史实，探寻其研究方法、理论逻辑，实现互补，实现提高，成长自己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中令人信服的一些见解。费氏书“所谓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泾渭分明的对垒即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农民和艺人大多不识字，而文人学者却又很少会考虑到农商生产中的实际问题。”4我们无法否认费氏的这一论断，最有知识的人同时却是与社会生产脱节的人，当然士大夫阶层其中不乏平民阶层，又中国乡土观念沉重，更加重了这一阶层在官僚队伍中的比重。但是读书

2【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世界知识出版社，83-84

3【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世界知识出版社，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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