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利益联结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深化

民族认同、利益联结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

深化

李鹏

近年来，“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不断出现在祖国大陆对台政策的表述之中。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是在大陆领导人会见台湾政要的谈话中，以及国台办相关谈话中，都多次提到“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2008年以来，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形成，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也在不断充实之中。2010年7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表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但要厚植共同利益，也要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为此，在新形势下，要想将两岸关系新局面不断向前推进，要想使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得以巩固，就必须把握民族认同、利益联结、增进信任这三个关键性的因素。

两岸命运共同体与信任的理论意涵

如何界定“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学术界有着各种讨论。大陆学者郭震远教授认为，两岸“血脉相连和休戚与共的关系，既是两岸同胞的命运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推动力量，也是这一共同体的最重要特点。在本质上，血脉相连和休戚与共，就是台湾与大陆联结的两根最牢固的纽带，这是世界其他共同体的成员之间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①另一位学者王茹也表示，当我们说到命运共同体，便有着命运相连、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涵义。②要想完整理解“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意涵，首先就要从“共同体”的概念入手。

“共同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很多领域都是一个常用的概念。近年来已经出现被“泛用”的趋势。如欧洲建立了“欧洲共同体”，日本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东盟希望建立“安全共同体”；李登辉当年曾提出台湾人民是“生命共同体”，但后来又表示台湾和日本是“生命共同体”；在企业界、学术界，也有不少某某“企业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提法。“共同体”一词的泛用为我们厘清“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意涵带来了困扰。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经非常感性地描述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感觉，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它像一个屋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外面，在街上，却四处潜伏着种种危险；当我们出门时，要观察我们正在交谈的对象和与我们搭讪的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警惕和紧张之中。可是在“家”的里面，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放松起来——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在那里，即使是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③台湾学者江宜桦则指出，在当今时代，共同体之结合更注重建立在共同分享的基础或共同追求的目的上，并关注于内部构成分子之间的有机关联、沟通与分享、认同和参与。④上述两种论述，一个强调感性，一个着眼实际，都必须包含在我们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中。

从感性上说，“两岸命运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营造“两岸一家”的感觉，凸显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历史相承、文化相通、情义相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感。而从现实面说，两岸命运共同体又不能没有共同追求的目标，不能没有共同的利益为基础，不能没有制度化的机制来保障。而且，从民族、血缘、文化、历史和情感上说，两岸同胞的确早已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但在现实两岸同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台湾部分民众对两岸命运共同体还有疑虑，

并不完全认同，各种制度性共同体的建构更是任重道远。因此，“两岸命运共同体”既要强调民族和国家的共同认同，也重视共同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更需要两岸同胞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扩大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的等领域全方位的交流，同时积极创造破解政治难题的条件，建立各种保障机制，形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两岸命运共同体到底能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台湾同胞的认同，能不能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不断巩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相互信任能否建立和深化。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它被很多社会学家认为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⑤，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者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彼此寄予的期望——期望另一方履行其信用义务和责任”⑥。也有学者认为，信任首先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心理状态。丹尼斯·罗素等人就提出，信任是建立在对另一方意图和行为的正向估计基础之上的不设防的心理状态。⑦因此，信任与共同体一样，是一个兼具感性和理性的概念。从感性角度来说，它植根于一种对别人的善意的预期或信心，是带有一定冒险性质的非理性或有限理性行为；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信任又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接触，进行精确和理性计算的结果和产物。

在两岸之间，信任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影响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和发展非常关键性的因素之一。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两岸长期的军事对峙、政治对立和社会隔绝，两岸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下各自寻求发展，双方互信基础非常薄弱。在两岸开放以后，两岸民众之间的互信透过交流开始逐渐累积，但由于岛内的分裂势力不断公开进行“台独”分裂活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岸政治互信一直未能真正建立起来，两岸人民心理上的隔阂和不信任也并未消除。2008年以来，两岸在“反对台独”和“九二共识”的政治

基础上，已经建立起初步的互信，但这些互信还远远不够。如果不继续增进和深化互信，从长远来看，势必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

两岸命运共同体同样必须建立在两岸同胞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信任的缺失会导致两岸对对方的政策和行为难以作出正向的判断，往往会从猜测意图、防范风险的角度进行思考，难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归属感。可以说，两岸同胞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两岸命运共同体就越稳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就越牢靠。这也是为什么两岸领导人在最近几年提出的多种版本的“十六字”方针中，无一例外地反复强调“建立互信”、“增进互信”或“累积互信”的重要性。当然，两岸关系发展特殊的历史背景也决定两岸建立和增进互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善意和诚意，更需要坚韧不拔、愈挫愈勇的精神。几十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民族认同、利益联结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建构有着重要影响。

民族认同、利益联结与深化信任的关系

一般来说，情感和利益是维持信任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如何才能有效地培育和增进国家或地区间的信任，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这些解释来分析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建构问题。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或地区间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任，因为它们的政策考量都是以权力和利益为中心的。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信任虽然难以产生，但如果建立能够改善信息不畅、增加透明度的相关制度，就会有效地促进信任产生。因为“制度是利益的产物，利益相关性是制度产生的必要条件”⑧。因此，利益联结和共同利益能够促进制度形成，而制度可以培育信任。建构主义更进一步认为，信任与身份有关，信任容易产生于有“共有观念”的朋友之间。建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