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欧”到“新欧洲”简介

摘自《从“东欧”到“新欧洲”：二十年转轨再回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991年12月25日，飘扬了69年的共产党党旗在莫斯科红场缓缓落下，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作为巨变的亲历者，本文作者金雁女士带着一丝悲凉思考着“它的未来在何处呢？”它便是在两种意识形态中艰难寻找自我的东欧。这个被中国解读成改革失败者的中欧用了20年的时间不断转变，回归常态。只是太多的真相被刻意掩盖，而本系列文章，正是希望拨开迷雾，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俄罗斯与东欧转型故事 。这是一次探寻也是一次学习，天鹅绒革命之后的变迁是昨天的它们，也希望会是未来的我们。

作者金雁，女，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著名学者秦晖的夫人。
1981年兰州大学苏联史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1年至1992年在波兰华沙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院苏联东欧处处长、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 研究方向：苏俄史、东欧史，对十月革命、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改革等问题有独到的研究与见解。
她的专业研究始终以中国问题的思考为坐标，使得她成为大陆少有的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东欧回归路01：前东德的波澜不惊
东德，这个被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曾经是东欧最敏感的一个地方。面对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西德，东欧见证了两种制度下原本相同国家的巨大差异，也正因面朝“富足”，它成为东欧各国中生活水平最高却也最早走上街头的国家。苏联人的炮口挡不住寻求自由的灵魂，柏林墙的铁网挡不住回归欧洲的决心——“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只是当东欧剧变爆发后，这个已经习惯了“平均主义”，“计划经济”，“按需分配”等词的国家，在西德高效、隐忍、自主并且依靠个人能力走向成功的原则中多少有些迷失。当西德以“大无畏”精神靠经济输血将东德推向富足繁荣时，一种抱怨情绪还是在这个一面高傲一面懒惰的地区蔓延开来。
东西德合并后，东德的经济水平和幸福程度都远高于冷战时期。只是遗憾仍然存在。这种遗憾多半源于一种原有地位的丧失。原本的工业国家消失，原本的人力资源消失，虽然全民福利让东德人衣食无忧，但这种温室改革法实际上抹杀了自然演进的可能性。另外，如今的东德人评判幸福的参照物已不再是极权状态下的自己，而是经济更为强势的西德。也许，当基本权利已经得到满足后

，人们就会刻意美化艰苦岁月，心生不满。只是怀念归怀念，若是让他们退回过去，每个人都会发怒吧。

东欧回归路02：捷克告别“切卡德”
提起捷克，愁上心头。虽然布拉格的美抵得上全欧洲的风景，但还是无法消融它在历史中悲情的背影。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一天安宁。被哈布斯堡王朝消灭的捷克公国，被外来移民摧毁的本土文化，以及在二战中被德国占领的苏台德。每一笔都是血债，而捷克人也选择了血还。于是噩梦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演。
提到捷克，就不能不说赫赫有名的“切卡德”，它不仅是奥匈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时代捷克数一数二的巨型企业，最盛时有四五万工人，是捷克机械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曾是捷克人的骄傲。除此以外，它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鲜明态度以及在苏军占领下扮演的政治角色帮助捷克共产党生存下来。但这个重要的厂区和捷共一样，随着东欧剧变退下了历史舞台。也许这就是民主体制的宿命，表现再好的政党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占据执政舞台。
亲历捷克，悲情感实际再减少，中国总是赋予捷克失败者得身份，多少和我们不自由的政治和媒体环境有关，我们愿意将别人的不足当成自己的优势，所以世界总是一片悲凉。就像我们对20世纪90年代捷克实行的“证券私有化”的定论——“糟得不能再糟了”，但实际上，“谁也无法证明有比那更好的方法”。良好的债务状况，让它不必学匈牙利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而没有波兰那样强大的工会要照顾企业的内部人利益，所以才有了全体国民平分的“证券私有化”的做法。今天，捷克人对自身发展不满意，因为他们常用自己和老欧洲对比，想一想，正是这种认同促使他们积极回归欧洲。

东欧回归路03：匈牙利通向变革
有人说，了解东欧现代史有三把钥匙，第一把是“1947-1948年”，第三把是“1989年”，这两把钥匙是东欧各国共有的，至于中间的这一把，各国有不同的年份，比如波兰是“1980年”，捷克是“1968年”，匈牙利是“1956年”。这三把钥匙足以串联起东欧国家的现代历史，它们其实就是一个因果链条上的三个转折点，就像考古挖掘中的“文化地层”一样，相互叠加，互为因果，每一个非正常结束的历史事件注定会成为下一个历史事件的开端，在这一点上，不但历史事件惊人地相似，就连时间、过程等细节都像是前一次事件的重演，正是这三个“历史累积层”最后导致了1989年苏东地区大雪崩式的制度变迁。
就像提到1989年剧变，回避不掉1956年一样，提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也就无法绕开1949

年的“拉伊科事件”。拉伊科是匈牙利政治舞台上重要的人物，但被民主派当中人脉颇望的工人领袖，担任“匈牙利阵线”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以及苏联“后援团”栽赃陷害，以叛国罪被处死。而“拉伊科事件”也成为了拉科西等人在匈进行“大清洗”的序幕。党内“老近卫军”都被以“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的罪名逮捕入狱，19万人被清除出党。最终，匈牙利在1949年结束党派竞选，其他党派消亡，形成了一党制。这个由拉伊科和苏联共同炮制的假案充分显示了其独裁残暴性，也是导致后来匈牙利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
在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议会大厦前矗立着一座纳吉·伊姆雷的雕像，剧变后东欧国家为前共产党人塑造雕像的只此一人，纳吉至今仍是匈牙利人民心目中的改革探索者，先知先觉的殉难者。纳吉是“莫斯科派”人物，与苏共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正是这个“斯大林最好的学生”上台伊始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纳吉的“六月政策”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但也使围绕在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党内派别矛盾公开化与尖锐化。
面对一个有了问题的体制，每个卷入其中的人都无法幸免。尤其对于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物，政治就是一出生死较量。在1956年的匈牙利，这种斗争走向公开化。支持改革，不满拉科西专制的“裴多菲俱乐部”开始发力，他们组织各种民间集会支持纳吉的六月改革，民主改革一触即发。但他们小看了对手苏联的强大，虽然对手也只能靠武力镇压。苏联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最终摧毁了匈牙利人的抵抗，近万人死亡，15万人出逃。而纳吉也在1958年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苏联处决。
1989年，匈牙利政治出现重大转机的一年。国内舆论已经准备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正名。1月，匈牙利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匈政府准备重新安葬纳吉和同案人。2月，13个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拥护“人民起义”的结论。3月，民间由31个政党组织的活动声势浩大，呼吁为匈牙利事件平反。5月，社工党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告，准备给纳吉以公道。6月，中央委员会根据“重新评定历史委员会”审判的纳吉案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判决是非法的”。7月，匈牙利总理亲手剪断了把匈牙利和奥地利分割并象征着东西方对立的铁丝网，从此匈牙利就像剪断绳索的风筝义无反顾地脱离了苏联类型的社会制度。

东欧回归路04：波兰不死的勇士
马克思曾赞誉波兰人民是“欧洲不死的勇士”，连华沙的美人鱼雕塑 ，也是一手拿剑一手拿盾，与丹麦著名的哥本哈根美人鱼温顺的形象不同。

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是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尊重教会，但反对政教合一；没有“信仰真空”，但不会扼杀世俗理性。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强大的帝国，颁布了最早的宪政法典，它为什么没有像英国完成君主立宪并且走进宪政文明？而作为沟通东西欧的国家，有着最勇敢的贵族，波兰的独立之路为什么这么坎坷？在今天，“民主波兰”为什么这么重要？
与欧洲其他较早发展的国家不同，波兰不但要进行内部的宪政改革，还要不断抵御外部入侵。东面的沙皇俄国，西面的普鲁士、奥匈帝国都觊觎这个重要的国家。只是，即便有着欧洲最勇敢的勇士，波兰建国—亡国—复国—再亡国—再复国的发展过程还是让它充满悲情。在各种抵抗运动中，波兰人从来不拿老百姓做炮灰，而是精英率先赴难。这种无畏精神虽然不能决定战争的成败，但却让苏德双方都对其态度谨慎。1956年，当苏联的坦克四处打压着东欧改革之风时，对革命源头波兰却望而却步。
波兰一方面是个几乎全民信教、宗教氛围十分浓郁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基督教世界最早确立宗教宽容、信仰自由原则的国家。当西欧在中世纪的宗教斗争中变得混乱不堪时，1573年的《华沙公约》却使波兰成为欧洲很少几个既无异端审判、又没有遭到宗教战争蹂躏的国家。在转轨时期，波兰人的宗教信仰为社会伦理规范和精神秩序提供了宝贵资源，而宗教宽容传统又使宗教极端势力与教权主义难成气候，这些都很值得称道。
夹在苏德两个大国之间，波兰从未有过一天宁静。因为一战之后但泽走廊的归属问题，让希特勒有了充足地进攻波兰的理由。只是德国人的野蛮入侵至少算得上“光明正大”，勃兰特在华沙的世纪一跪，也多少抚平了波兰人的创伤。而苏联对波兰的伤害却持续百年，直到巨变之后仍不能结束。如今已经大白于天下的“卡廷惨案”，还有那死在斯大林阴险计划中的“华沙之战”，这一切都让波兰人受到了深深地伤害。
提起波兰的民主改革，无法不提重要的政治人物哥穆尔卡，这个像匈牙利的纳吉一样的党内改革派，由于存在于更为开明也更为坚定的波兰，使他没有走向纳吉的归路。哥穆尔卡时代，波兰经济所走的市场社会主义，取得了相当成果。虽然哥穆尔卡因波罗的海三城事件引咎下台，继任的盖莱克也过于重视福利建设，而忽略“市场化”，但正是这种自由与福利轮番推进，让民众在一定阶段下得到了实惠。只是没有繁荣的经济而进行大福利政策，势必遇到财政危机的那一天。1980年代初，工潮发展出团结工会

，政治危机继续加深。波兰终于成了推到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波兰政治经济改革的最重要力量便是强大的波兰团结工会。这个民间公会组织吸收了80%的工人阶层，致使官方工会土崩瓦解。随着团结工会影响力的扩大，波兰政府进行了一年的军管。但此时东欧国家都开始了社会改革，连苏联也岌岌可危。他们知道任何管制都无法阻止社会前进的脚步，1989年波兰当局终于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并签订圆桌会议协议，举行“半自由的”大选。波兰开始了“工会政治”时代。
虽然波兰的选举并非与西方自由选举相同，但人们看到了民主宪政体制的优越。各种政党必须要执政为民取信于民，在两性的权力交替中，曾经的失败者也成功，每个人都有机会。风光一时的波兰团结工会在九十年代走到了崩溃的边缘，2006年团结工会出身的卡钦斯基兄弟上台，但是他们已经靠的是政党得票，与工会无关。波兰至此结束了“工会政治”的过渡形态，转为一般宪政条件下的政党政治。虽然波兰曾经的大工会制度抑制了国外投资，但随着公司雇员参与度提高，个人利益的唤醒，他们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工人运动来和雇主谈判，大工会也就此消亡。如今，波兰成为了东欧发展状态最好的国家之一，依然占据着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地区。

东欧回归路05：南斯拉夫的葬送
提到南斯拉夫，人们便会想到复杂的民族问题，科索沃战争和不断独立的小国。当然决不能缺少那个极具争议的前南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有人说他进行“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也有人赞扬他是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民族主义成了米洛舍维奇一生的政治标签。南斯拉夫的众多民族中萨尔维亚实力最为强大，但铁托时代，一党专制的南斯拉夫不断减弱着塞族的自我认同，他们承认黑山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甚至设立了一个南斯拉夫族，希望人们加入新的民族。但南斯拉夫大民族构想随着铁托的离世而消失，塞族对阿族开始了新的镇压，米洛舍维奇便是积极参与其中的一人。
斯坦鲍利奇是米洛舍维奇政治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正是他一次次力排众议，才将米氏推向权力的顶峰。但米氏与斯坦鲍利奇的改革想法并不同，他想的是借助塞族人对铁托民族政策的不满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发动塞族“改造”联邦，清除“袒护”非塞族的领导层，从而使塞尔维亚人不但对下可以摆平科索沃，对上可以控制联邦，在全南斯拉夫“当家作主”，彻底出出铁托时代所受的鸟气。这种改革实质上是颠覆铁托体制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革命”，这当然是斯坦鲍利奇无法

容忍的。于是这对20多年师徒与朋友的反目成仇便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