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虐、自恋情结

中国古代文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虐、自恋情结摘要：在一个以官场为主的社会里，中国古代文士关怀终极价值，沉溺于自营的理想境界，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生命的能量向内转，通过自虐式的感官刺激来获得暂时的宣泄和解脱。由此生发的自我意识也构成中国人传统品格的一个部分。

关键词：古代文士人性分裂渗入沉淀文化品格

曾经在图书馆无意中看到一本评《西游记》的书，翻了一页，讲到孙悟空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得修成正果，反映了一种在专制制度下的文人的自虐心态。因为政治黑暗，个人进退不具备可预测性，所以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心态对待磨难。

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它象莲藕一样悄悄种植、萌芽、生长，不被察觉，却无声无息地模塑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它凝结一团，图戳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内心深处，是引发痛苦、导致呻吟的病灶，又是躁动不安、随时准备与外界刺激相呼应以酿成某种惨怛凄厉的呐喊的带电云团。

这实际上是精神的流亡，是精神苦闷的象征。他们追求精神自由，追求高古的人格，不愿与当时的社会达成妥协：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生命的能量只能向内转，通过自虐式的感官刺激来获得暂时的宣泄和解脱。即便列入”天地君亲师”供奉在香龛里。但是，如果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

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泪罗江的自杀（自戕的心狱），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刽子手将文人的宿命按到刑台上，刀起命丧的剧痛代价，才逼迫某些觉醒者发出微弱的响声。而这觉醒的响声，因为微弱，在发出的同时就即刻隐没在了人声鼎沸的嘈杂喧闹里。

在中国，数千年来，叫做士，叫做文人，叫做知识分子的阶层中绝大多数人，由于其心灵深处，对于权力，有一种亲和性；对于长官，有一种趋迎性；对于统治阶层，有一种依附性;对于名利场，有一种竞逐性，因之特别崇信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之说。儒家文化中的超验因素或对于超越个体生命的永恒不朽的价值的追求，恐怕更集中、更明确、也更具体地表现为对“名”、尤其是“身后之名”或“不朽之名”的追求上。矢志不懈，奔走终生，一息尚存，斗争不止，悬梁刺股，囊萤映雪，以书为砖，敲开仕门。这种与生俱来的，不教自会的本能，如蛾趋火，如蝇逐臭。于是，凡文人当官者，或想当官者，无不处于这样的蝇营狗苟之中。没做到官者，内心空落落地，惶惶不安，做到了官者，生怕坐不稳当，惴惴不安;做了不大的官者，要往上爬往上攀，怵怛不安;官做大了者，又怕高处不胜寒，忐忑不安。总而言之，那按捺不住的“入仕”情结，那百折不挠的“为官”情结，既痛苦，又追求，既煎熬，又贪恋，既战战兢兢，又屁颠屁颠，既清高不屑，又乐此不疲。然而，“学而优则仕”，谈何容易？这一句话，包含着“学”，“优”，“仕”三个层次，它们不是必然的步步登高的阶梯，而是残酷无情的，不

断淘汰的过程。由“学”而”优”，犹如蚂蚁上树，能爬到树顶的“学而优”者，少之又少。由“优”而“仕”，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进湍急的河流中成落汤鸡，成溺死鬼者，多之又多。因此，能够过桥的“优则仕”者，每朝每代，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国有无数的读书人，做过无数鱼跃龙门，一举成名的梦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来总不撒手，而且喝起来总是没够的。纵使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纵使禀赋优异，天资卓越的文人。

在中国文化史上，文人这个群体中时时表现出一种精神的趋向性：“广陵绝响”的嵇康，作“穷途之哭”的阮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以及文章读之如“嫠妇夜泣”的徐渭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郑板桥。他们关怀终极价值，喜欢沉溺于自营的理想境界，往往以一种传统来反抗另一种传统。他们的人格表现出复杂的多元组合。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首先应该是社会的批判者（没有批判哪来创新），其次是知识的创造者，至少也应该是知识的再生产者；他们更应该有独立的品格。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权杖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

昧统治下，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这是一个赴义

就死、义无返顾的场面，人人热血沸腾，家家热泪盈眶。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盘，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对此，中国文人功不可没的，文人，这个过时的名词，近年逐渐增加了贬义。但是在商业意识形态全面对社会的入侵之前，还代表着几个世纪以来的所有人的辛酸与梦想，中国传统文人骨子里是羸弱的，或者说，他们不够强盗的心狠手辣，百无一用是书生。历代被文人津津乐道的“魏晋之风”，其实也是不堪一击的后来文人之间虚拟的一出自恋剧。

自恋是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倾向,人或多或少都有点自恋情结。而对于文人而言,自恋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弗洛伊德所言:“许多艺术家、作家等都是极端自恋的。他们的自恋并不妨碍他们的艺术,相反常常有助于他们的艺术。”

梁启超先生就说过：“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涉江》)“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离骚》) 《离骚》开篇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几句，把自己看成是无从考证的帝王后裔，甚至连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也变得那么的美丽。

而谢灵运关于“文章才气”的划分自来在文人之间津津乐道：

南朝·宋·佚名·《释常谈·八斗之才》：文章多谓之八斗之才。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宋代·徐子光·《蒙求集注》：谢灵运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

甚至豪放如辛弃疾也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恨吾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的自恋心结。

至于在文坛臭名昭著的文人相轻其实便源于文人的自恋。“文人相轻”典出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其实在曹丕以前，秦相李斯便由妒生恨，终以政治手段将同窗韩非迫害致死。曹丕之后，三国奇才周瑜妒嫉卧龙诸葛亮，唐卢照邻之耻居杨（炯）后。唐代卢杞忌妒颜真卿，北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敌对，杜甫不喜陶渊明的风格，欧阳修瞧不起杜甫的诗，张居正惮忌海瑞，左宗堂妒忌曾国藩的才干等等……连素以洒脱不羁的东坡先生也不能免俗。如王安石在黄州任上时，曾做诗一首，其中有”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之句。与之素来不睦的苏东坡听闻后，即刻对此做出反应，泠潮更兼热讽。后东坡遭贬适黄州始知所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