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阅读日本侵华书籍的读后感————读《罪证》有感

-—读《罪证》有感

近来，拜读了李荣惠先生所著的《罪证》，当看到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日军惨绝人寰的兽性行为我和周围许多人都进入义愤填膺无法抑制的黑色一天。

《罪证》收录了从当年侵华日军为宣扬其侵略战争的战绩等目的而汇编的刊物、画册中，挑选的由侵华日军随军记者或士兵拍摄的历史照片，留下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狂轰滥炸等多方面的罪证的真实记录作者把多如烟海的日军书籍文件、战地照片、抓捕无辜、刑杀及各种证章、证书、灵牌等日军绝密罪证，加以分类提取、组合成为专题，向我们清晰、直观地展示了日军在中国大地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屠杀、掠夺、压迫行径。

首先是感叹作者坚持不懈地搜集、研究“罪证”所取得的浩大成果，在惊叹之余崇高的敬意油然而生，不禁让人对该罪证收藏人高度的爱国主义责任感表示钦佩。其次是把“罪证”的秘史，大白于天下。不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滔滔罪行，也将日军的狗奴才活剥了皮，口诛笔伐得体无完肤，无不大快人心。

这些“罪证”发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由于有共产党中流砥柱的民族抗战统一战线持久斗争，在世界人民联合反法西斯的斗争大环境里，人民胜利了，中国又有了坚实的国力进入历史性的庄严时刻。现在，中华民族向“罪证”制造者及日本右翼的挑衅发出庄严的警告。面对这些“罪证”，试问曾向中华民族犯下滔天大罪的罪人还有何话说？

在那个“罪证”年代，父老乡亲们为逃国难，多次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当几次走进公众场所，大家对“罪证”的报道发以激烈的讨论。

一次晨练中一位老者曾经愤怒地说：“日本侵略者鼓吹本民族的至高无上，唯我独尊，排斥非本民族的生存，地球只属于日本大和民族，是地道的反人类，也是他们民族自身的麻醉剂。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在对其他民族排斥之时，必然发动侵略战争，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只是欺骗招牌。“武士道精神”是培养教化日本国民的侵略野性，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手段。“大和民族主义”与“武士道精神”不是正义的凝聚力，两者结合在一起，在近代现代史上日本给中国及其他各国造成的灾难与德国法西斯没有什么两样。”

在《罪证》中，多次提到日军的所谓“军威”、“大日本皇军”，日本人为自己树立了无数个“大”“英雄”形象。其实中国古语说得好：好汉敢作敢当。如此自命不凡的日本却为什么不能正视过去曾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小家子气？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勇敢地承认过去，承担史实就行。但日本右翼却做不到。

“罪证”使我们愤懑，使我们义愤填膺!

《罪证》这本书，你看我看，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或者日本人都看。禁不住你说，我说大家都说。那么谁最是权威评说。作者曾电话联系了曾生活在“罪证”年代里的受害群体，他们亲耳所闻、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家住双合屯已逾花甲之年的何宝昌说：“《罪证》，引出我家与鬼子不共戴天的仇恨。他说：“父亲曾给日本人放猪，丢了一头，被抓到日本宪兵队，打嘴巴、上大挂(头下脚上)、皮鞭抽、烟头烧、放下顶水盆子，歪一点，皮鞭相加，四天后被家人抬回时父亲已奄奄一息，几个月后伤才好。”

87岁的贾树森，家住佳南，他说：“提起鬼子犯下的罪行，我知道的比谁都多。本屯的李成贵，一只眼，拉脚的，被鬼子无辜地抓去扔到狗圈里，活吃了。还有个叫姚西五的人被抓去与另外三个人在今环城收费站北边道东挖坑，然后一个人活埋另一个人。本村的高老八被汉奸诬告是从苏联回来的暗探子，抓去活埋了。1933年我13岁，年少好奇，由于长相好，与邻居被骗上日本汽车进了城，听说要给打针，我找了一个机会逃跑了，而那个邻居再也没回来……”

红力村(现在的蒙古力村)85岁的韩德说：“1938年，我和村里人被抓去修飞机堡，名曰勤劳俸仕，大队长是武捷飞，还有中、小队长。劳工们一天要干14个小时的活，随时会受到刺刀、棍棒、皮鞭的“优待”，被打伤不能出工的人，就会被日本兵拖出去喂野狗。我们每天早晚只有一碗小米稀粥喝，中午只有八两相子面掺玉米面的窝头，饿得我们直打晃儿。天津班劳工穿洋灰袋衣裤遮体，吃棉絮充饥，住在只有一米多高的草席棚子里，近5000名劳工到1942年竣工时只剩下几百人。1943年我们又被抓到田禄村(今建国乡)给鬼子修稻田地、挖河道、修排灌站，在那里还是难逃厄运。从天津抓来的劳工最惨，万人坑就是铁证。1944年我又被抓去到下城子，距家两千多公里，在那里给鬼子挖从前俄国人埋下的电缆线，在这里劳工们仍免不了挨打，致使大批的劳工死亡。

还有个万发屯“三岛理化研究所”，无人不知。那是当年的岛村三郎建议修建的，这是一个秘密杀人魔窟。1934年，他来到内蒙古为日本帝国搜集东北经济资源情报，此后又执掌大权，随意以抗日嫌疑分子、私藏枪支、邪教等罪名滥杀无辜。1939年2月他调到佳木斯，手段极为残忍，惯用电椅、灌凉水、吊打、裸体穿厚纸衣点火烧、冰窟窿塞人、冷冻人试验、注射毒液、狗圈吃人等酷刑，

惨无人道，惨绝人寰。他在上任425天里抓捕、关押及杀害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共计4310名。而当时抗日队伍只有几百人，死者大部分都是老百姓。1941年他调到肇州县，又开始了新的大屠杀。“八·一五”光复后，他被俘入苏，后转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他几经改造终于交代了全部罪行。后来他在日本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自任会长，从事日中友好工作，他也对“大和民族主义”“武士道精神”“大东亚共荣”以及日军所有罪行加以揭露和批判，告诉日本人民真正的民族命运是和平。

作者曾经在朋友那里觅得一份佳木斯市民生救济处向民主政府的呈文批复，时间是1945年12月30日。事由：《为日本妇孺收容所新年赐金请示由》，内容是“……日冠逃窜，残留妇孺流离失所，孤苦零仃，倍呈凄惨之至，本处长以民胞物与为怀，请新年赐金贰仟圆同渡新正，以示怜悯，呈请市长”，又见呈文之上有三名领导人签字。皆以狂草体重叠，不易分见，有待研究。足见我国人民宽怀之博大，以和谐化解，仁至义尽，是日军所万万不能的。

综上，我国提出创建和谐社会，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谐能增强团结，增强国力，抵御未来侵略战争，国际间和谐可以不发生战争。“武士道精神”“大东亚共荣”是人类的灾星祸根，而科学的发展观，才能使人类文明进步，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