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从文作品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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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沈从文作品研究

沈从文是中国文学领域的一朵“奇葩”，他独特的行文风格，和他给读者所营造的“湘西世界”都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主要以1949年建国为主要时间分段点，把各家学者的研究分成两个阶段，加以整理。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对于沈从文的研究，前人大家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沈从文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前期的沈从文研究对他批评的人多，并没有非常客观，很多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一直被国民党视为异已，而左翼文学阵营亦将其看作陌路人。国民党的报纸称其“站在反革命立场”，而在沈从文卷入的文坛论争——“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问题”之争、“差不多”之争、“反对作家从政”之争中，沈从文又被左翼文学阵营视为“官的帮闲”之“京派大师”[1]、为统治者“越俎代谋”的“忠而获咎者”[2]、“对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作敌意的挑战者”[3]以及“停止抗战”[4]论的制造者。如果说，这些责难还仅是一种逻辑引伸而非政治属性认定的话，那么，40年代，因其“民族自杀的悲剧”论与《芷江县的熊公馆》而引发的批判便突然升级。沈从文被界定为“一贯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5]，是“《鸿鸾禧》里的穆季”[6]、“地主阶级的弄臣”[7]……这些政治判决，显然与已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带有明显的“左”的痕迹。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被拿来作为社会学批评典型案例，“空虚的作家”[8]“没有思想的作家”[9]“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10]，几乎是大家一致的结论。最典型的莫过于这一段《边城》

论：这种善良的人是不是现实中人物呢?不错，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是有这样的人存在，但那是特殊的，不是普遍的。[11]刘西渭在评价《边城》时说：“人世坏吗？不！还有好的，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了的，瞧!这角落不是，——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沈从文自己在面对刘西渭的评价，也说道：“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点哀乐的原因。[12]”

第二个阶段，1949年之后，对于沈从文的研究及评价开始慢慢进入到一个较为全面及客观的时期。很多学者专家不再一味的评判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时代思想的高度，最早的对沈从文作出肯定的是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13]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14]，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而是以一种比较冷静的态度来看待革命。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凌宇的《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和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

序)[15]，这三篇文章的写成发表，标志着一个沈从文研究新阶段的到来。金介甫从世界文学的大角度，将沈从文与福克纳进行比较，使这个“乡下人”的文化，一跃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人思想。凌宇的文章仍然从他所概括的沈从文笔下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对立互参这一整体人生构图切入，因此，“读沈从文而读不出现实感、现代文学魅力所在的使命感，也终不能读懂沈从文”。赵园的文章是从沈从文的道德审美角度阐释，越是“地方”，就越是民族的。金介甫和凌宇偏重从大量的历史、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方面来研究，赵园则侧重从沈从文的心理意识结构方面深入。杨义在《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一书中总结性地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可以看作北中国古都文化心态和西部中国初民文化遗留的审美凝聚物，看作南方的古楚文化遗风和北方远离政治旋涡的文化城中闲适职逸心境的人性共鸣曲。”[16]

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金介甫更把他归入世界级大作家之列，认为他超过都德和弗朗斯，堪与契诃夫媲美[17]。同时，沈从文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典型，“少数民族的血液所形成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个人亲历的人生苦难使他的艺术悟性和直觉思维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他)坚持自己的‘偶然+情感’的创作追求，营造着一块引人注目、不可或缺的新鲜园地”[18]；“在沈从文独具异彩的文学创作背后，是他始终坚持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审美理想……在寻找和建立理想的生命形式这一根本观念烛照下，沈从文钟情不已的其实是一项重造民族品德、重新弥合人与人关系的实实在在的事业。……(他)不仅没有忘怀过去，而且独辟一片‘湘西世界’，执拗地探求心中美好的人性，讴歌质朴雄强的人生，的确不失为一个兼具艺术才情、文化热肠与独立人格的优秀作家。”[1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超越并发展了“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被认为“是鲁迅所预期的那种真正的平民作家”。[20]

[1]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鲁迅：《隔膜》，《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茅盾：《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原载《文学》9卷1期。

[4]巴人：《展开文艺领城中反个人主义的斗争》，原载《文艺阵地》第3卷第1期。

[5]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

[6]默涵：《“清高”和“寂寞”》，载1947年2月22日《新华日报》。

[7]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载《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

[8]侍桁：《一个空虚的作家》，载1931年《文学生活》第1卷第1期。

[9]贺玉波：《沈从文作品评判》，《中国现代作家论》第2卷，上海大光书局1936年版。

[10]汪馥泉、王集丛：《一年来的中国小说——沈从文的<边城>》载1935年《读书顾问》第1卷第4期。

[11]《水云》，原载1943年《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5期。

[12]《水云》，原载1943年《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5期。

[13]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

[14]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

[15][美国]金介甫：《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见台湾《联合文学》1987年3卷3期。

[16]参见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17][美国]金介甫：《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8]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第7卷第6页。

[19]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40-741页。

[20]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