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仲礼《中国绅士》有感

读张仲礼《中国绅士》有感
会昌中学刘玉英
张仲礼先生的《中国绅士》让我对明清的取士制度和绅士阶层的情况有了比较明晰的了解。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对一些知识点心生疑问，有些疑问在书中可以找寻到答案，而有些则是要自己去思考和探讨。

这儿我将有详略的表述些问题和自己的观点。

一、入仕之艰难及士民对功名的渴望
通读整本书，我脑里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古代士民入仕并非易事，但是，尽管入仕之途艰难至极，很多士民仍然甘于功名的追逐。

这是为什么呢？
（一）入仕之艰难
在古代中国，平民要入仕主要有两途径，一是从小苦读参加科举考试，二是积攒资金通过捐纳获得功名。

虽然有这两条普遍性的路径，但普通平民要入仕却并非易事。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要走这两条途径入仕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来探讨平民的入仕之艰难。

1、科举费财费时
科举制度延续千余年，为朝廷服务也为平民提供了入仕途径。

但是平民要借此途径入仕却并非易事。

一个人如果要通过科举入仕，他首先必须得花钱买书请塾师或入私塾去熟读四书五经等书；然后要请本地或本宗族的一个廪生作担保；要上交试卷费等。

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则要经过童试、乡试、院试等层层考试，如若中榜还要向教官以及为他们考试作保的廪生纳规费。

我们暂且假设一个人能请到廪生作担保，但是那些从读书到考试中榜的所有经费对于一个普通平民却是个难题。

除开请塾师或入私塾的费用、考试途中的各种盘缠，就说那些上交的费用，据张仲礼举例，“在仁怀厅，童试第一场试卷收费1050文，武童试试卷为2100文”。

纳规费“家道殷实的生员每项纳银七八十两，家资不富的生员也需纳约二三十两。

有钱的武生员需纳百余两，较贫的也需纳六七十两。

”考生员就需要上交这么多的费用，那么如果还要一路上去参加乡试，要“中进士，拉翰林”，可想而知，那需要的费用更是巨大。

一般平民家庭很难承担多年读书应考的费用，他们需要儿子下田务农或是做些其他的活计。

我们也可暂且假设一个人拥有了去应试的所有外在条件。

他去参加童试，要取得生员的功名，那也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取得的。

我们不排除个别实在有超凡应试能力的、运气又好的考生可能一次就中榜。

但更普遍的情况是，要取得生员功名是个旷日持久的事情。

据记载，顺治八年，进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名，之后减至二十名。

在人数庞大的汉军中，进取的生员只有百人之多，这对于考生来说相当于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在激烈的竞争下，大部分考生都是要经过很多年参加很多次童试方能取中。

曾国藩的父亲考了十八次方才取中。

张仲礼提及顾祖诰，“祖诰五岁……识字，读书是年始……十五岁应童子试”，“二十一岁（光绪十二年，即的1886年）县试考取”。

另外，张仲礼的研究说明成为生员的平均年龄约为24岁。

这就是说，在24岁之前，考中生员的人必须潜心读书，必须不断参加童试。

但在24岁之后，也就是成为生员之后，也不能不参加按例举行的每月一次或每三月一次的考试又或者是岁考、科考，以此决定自己的升迁和取得下一级考试的资格。

如若缺考三次则革去功名。

如果生员之后还要升迁，则还要不断读书不断参加各类考试，如乡试、院试和殿试。

由以上的事例我们可以想见，参加科举制度入仕对于一个平民来说是要耗费巨资和漫长时间的，应试一生仍然落榜的例子也不是不存在的。

2、捐纳数目之高
入仕的途径除了应试科举，还有捐纳。

但是，这是要建立在捐纳的人家庭足够富有的基础上的。

崇祯十七年，工部颁布捐监制度规定“俊秀子弟纳银三百五十两”入监。

道光十一年（1831）户部规定，俊秀要捐监生需纳一百零八两银，而生员去捐监生也要六十至九十两不等。

监生捐官职，也要花费几千甚至是上万两白银。

这官职还有实职和官衔之分，实职的价钱又比官衔的高约一倍。

弘治十六年八月(1503)则例规定，老疾监生捐纳七品散官需银2100两，八品1500两，九品1200两，冠带600两。

捐纳功名和官职的数目之高，实在让人惊异，这并不是普通的平民所承担的起的，捐纳途径很大程度上只供那些有家世有背景的富家利用。

然而尽管入仕如此耗人力、财力，如此艰难，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小念书准备应试。

据张仲礼保守估计，乡试考生总数就约有18.96万，而举额却只有1439名。

在江南，同治三年考生约1.6万人。

但举额却是少之又少的，一般是50至80取一。

（二）士民对功名的渴望
看完张仲礼的文章和这些数据，我不禁要问：入仕如此之艰难，为何还有许许多多的平民或者是已有功名的下层绅士要穷尽白首、荡尽家产去获取功名或者是更高层次的功名呢？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层面，比如说当时的社会环境、人自身心理因素等，在这儿笔者仅从三个方面来表述：一是绅士特权的诱惑；二是士民思想被朝廷引入了官方思想的渠道；三是士民们为了安身立命而求功名。

这三点并非是所有的原因，但确实是比较重要的，而第三点又是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的。

1、绅士特权的诱惑
获取了功名的士民称为绅士，张仲礼在文章中爲我们列举了很多朝廷给予绅士的特权。

其一，在绅士的称呼、礼仪、顶戴与服饰上有别于普通百姓。

绅士对长官，不必下跪；自称生员，不称小的。

见知县称父台，见知府称公祖，不称老爷、大老爷。

其二，“刑不上大夫”，这又是朝廷在法律上对绅士特权的肯定。

清代法律规定，绅士犯罪不必上刑或判罪，如若必须判刑，则需先革去绅士身份。

此外，法律也特别保护绅士免受平民冒犯。

其三，绅士有十分重要的经济特权。

绅士免服徭役，免二丁税。

此特权还可以延伸至绅士的家庭。

以上三种特权中，第一种特权就突出了绅士的地位高于普通百姓，这使绅士在社会生活中有威望、自豪感和优越感。

在注重风气和名誉的古代中国这就足以增强士民对功名的渴望和羡慕。

当然，相对于司法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也许这特权对士民的诱惑只是微小的。

明清时期的严刑酷吏大家都不陌生，借助权力徇私枉法诬陷他人的官吏也不是稀少的。

作为普通百姓，生活在这样不安稳的社会，某天被拉去上刑或者被杀头之后连自己所获何罪都不知道也是存在的。

绅士在司法上的特权——免上刑，让取得功名的百姓可以不用诚惶诚恐的生活。

因为，获得功名就相当于获得了一张护身符，杭谚谓之“屁股盖儿”。

此外，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赋役是百姓的一大负担。

即使是清平盛世，百姓承担的赋役也都是繁重的。

而赋役中最重要的要算徭役，丁税本身相对较少。

绅士可以免服徭役，免二丁税，这就极大的减轻了绅士的在社会中的负担。

况且这种特权还适用于绅士的家族成员。

再者，绅士们还常常利用这些特权扩大明文规定的权益限度。

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如果有一人获得了功名，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使自己在社会中获得威望，还可以使整个家庭或家族减免很大的负担，可以光宗耀祖。

争取功名途中的种种艰难相对于获得功名后可享受的利益就不再是阻挡入仕的障碍。

士民们看到的是艰难背后的那些特权带来的权益。

2、士民思想被朝廷引入了官方思想的渠道
士民为了功名甘于白首穷经，这也与士民接受的思想有密切关系。

人类阶级分化，人就免不了会向往上层社会的地位，渴望过体面的生活。

在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就体现在士民对功名的追逐。

有了功名就等于进入了更上一层的社会地位，就可以满足自己对生活的各种追求。

当然，这种心理存在与否已毋庸置疑，让人生疑的是士民对功名的渴望如此强烈。

张仲礼先生认为，科举制度到清代已完全成为了朝廷控制士民思想的工具，朝廷通过科举考试把士民的思想导入官方思想的渠道，从而巩固清朝统治。

他这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肯定。

我提这个观点，一个表示我的赞同，二是我认为朝廷的这种举动也导致士民从小就被灌输这种要争取功名和执着于这种“科举生涯”的思想。

要知道官方思想所强调的是儒学名教，儒学要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君君臣臣等思想。

这些儒学教义的基本内容不仅在书本和考试中，而且在学校里也一再强调。

康熙九年(1670)颁布的“上谕十六条”被改成韵文，其中有两条为“内黜异端，以崇正学”。

这韵文“遍颁乡塾，俾民间童年诵习，潜移默化”。

又一诏书“教谕、训导等官，课士而外，惟当与诸生讲论孔孟之道，以砥砺其身心”。

这就使读书人接受的都是这种君君臣臣的思想，而且这种官方思想的灌输，不仅面向读书应试的考生也触及到平民百姓。

也就是说，朝廷用传统知识彻底改教着广大士民。

这就致使士民从小就在耳濡目染中慢慢形成对功名的渴望。

一个士民一出生，他接触的思想都是这些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因为他生活中的那些对他思想或者是人生有导向作用的长辈所接受的都是官方思想。

祖祖辈辈的思想相传，也就导致祖祖辈辈都趋向于追逐功名。

所以说，士民能如此白首穷经地沉湎于功名的追逐，朝廷的思想钳制起了很大的影响。

3、士民为安身立命而求功名
其实，安身立命这个原因本该归于绅士特权对士民的诱惑那一点写的，因为士民有了功名就拥有特权，有特权就可以安身立命。

我这里把它提出来单独表述，一方面是这个因素总会被人忽视，二是我认为这是士民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表现，是出自人的本性的。

人生于社会，可以不享受奢华的生活，不过神仙般的日子，但总是要争取让自己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

毕竟，生存是最基本的。

有一篇西方的介绍曾说道：“吸引人去获取哪怕是最低一级功名的是，有功名者可不受刑罚。

”此种特权，意味着给自己找了个保护伞，避免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另外，顾炎武也曾说，“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人之情孰不为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

或至行关节，触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势然也。

”这也说明很多士民的动机是单纯的，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他们争取功名并非是被功名背后的特权诱惑也并非是受官方思想的引导，他们想的仅仅是安家立命，仅仅是为了生存。

其实，很多人，在考虑一些人处事动机时，总会把大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思想嫁接给当事人。

我们不否认那些所谓的大众思想可能真的与事实吻合，但是，有时候这是与当事人的真正动机有出入的。

大家在评论士民争取功名的动机时总喜欢把重力倾向于特权的诱惑和官方思想的引导，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很多士民的真正的心声，很多士民只想安身立命。

以上三点就是我要说的士民追逐功名的原因，其中，我个人觉得最要紧是第一点，而不能忽略的是第三点。

二、其他疑问和观点
（一）人才是一件事的主体
上文说到士民为安身立命而求功名被大家忽略。

在这儿，我再举个例子，说说我个人一些的观点。

大多数人都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个扶清灭洋的运动，认为义和团战士是爱国
者。

义和团确实打出了反帝的旗号，事实上也打击了帝国主义者。

但是，大家在评论义和团战士时，有没有想过，很多民众参加义和团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真的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们有爱国思想吗？他们有这么高的觉悟吗？也许，义和团战士中，真的有爱国者，他们参加义和团也真的是出于爱国反帝。

但是，那很可能只是少数人，只局限于义和团的领导层的，大多数人应该还是有其他动机的。

在19世纪的大部分年头里，鲁西和直隶降雨量太多，导致洪水泛滥成灾。

然而，1898年冬季过后，这种局面突然逆转，北方广大地区很少降雨，甚至滴雨不下。

在那样持续多年的严重灾害下，百姓人心不稳，民众挣扎于生死边沿。

另外，义和团和其他民间派别时不时地组织活动和西方殖民者甚至是当地官方对抗。

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中，生命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会选择追随义和团，一是为了温饱，二是为了保全自己甚至是家人从而不受动乱的威胁。

但是，这些民众的基本动机却总是被评定者忽略，他们从开始就基本上没有吐露过心声。

个人认为，在评定某事或是某人时，我们不该忽略当事人的心理，我们该试着去倾听他们的心声。

毕竟，人才是一件事的主体。

（二）绅士的特权是谁给予的？
绅士在司法、经济和礼仪等方面都有特权，这些特权是谁给予的呢？张仲礼先生在书中说，朝廷在律例、谕旨和成例等方面都体现或者是规定了绅士所享有的特权。

从这儿说，绅士的特权，是朝廷给予的。

但是我要问，朝廷授予绅士特权，绅士就能真正享用到吗？绅士在朝廷的授予下得到特权，但是那些特权是相对于平民百姓而言的，也是建立在下层百姓的认可上。

如果下层百姓不拥护不支持，他们还能享受那些特权吗？
那么绅士特权的给予者是不是不仅仅是朝廷，还有下层百姓呢？在一个国家中，绅士处于朝廷和下层百姓之间。

而百姓是一个国家的基石，是顶起一个国家的力量之所在。

就如孟子所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三）下层百姓为社会的付出与得到的权益相错位
在看到科举制度的“平等精神”这一节时，我在想，朝廷的所谓的惠民政策有多少是真正惠及到了底层百姓的？
自古以来，下层百姓就犹如一匹马，绅士是马夫，而朝廷则是那个坐在马背上吆喝的贵人。

贵人舒服了不会夸马精明，而是奖励马夫牵马得当；不舒服了，就鞭打马背以作惩罚。

这大体就是古代下层百姓的生活状况和地位。

朝廷时而颁布所谓的惠民政策（减免徭役之类的），但是下层百姓受到的恩惠究竟有多少？在那样的阶级社会，下层百姓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真正得到的权利是严重错位。

他们日夜劳作，给上层阶级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但是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基本的权利还得不到保证。

然而上层阶级却处于高的地位，享受着社会大部分财富和名利。

这种错位体现的是古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平”。

然而这又似乎被大众所接受，或默认为“平等精神”。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矛盾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