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多维文化视角下蒙古族聚居区贫困问题探析_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为例_张艾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编号：BJXM2010－58）；国家民委科研项目（编号：10NM08）。

［收稿日期］2011－08－20［作者简介］张艾力，女，蒙古族，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12年1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Jan．2012第33卷

第1期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Vol．33

ɴ．1

多维文化视角下蒙古族聚居区贫困问题探析

———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为例

张艾力

（内蒙古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通辽028043）

［摘要］文化贫困是贫困的重要特征和主要诱因，研究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蒙古族聚居区贫困问题的

形成原因必须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导致农牧民接受教育的低程度，教育公平缺失导致贫困；科学素养传播途径的缺陷弱化了农牧民运用科学、摆脱贫困的能力，科学技术匮乏导致贫困；消极、落后的观念束缚着干部、农牧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精神贫困导致经济贫困；非经济和反积累的消费文化导致扩大再生产投入的不足，畸形消费导致贫困。

［关键词］通辽市；蒙古族聚居区；贫困问题；文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5281（2012）01－0080－05通辽市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蒙古族聚居区，

也是贫困问题表现比较突出的地区。2008年，通辽市拥有蒙古族绝对贫困人口7．5万人，相对贫困人口10．6万人，两项合计18．1万人，占全市贫困人口总数的66．5%

［1］

。通辽市的贫困人口主要分

布在奈曼旗、库伦旗两个国家级贫困旗和科左中旗、科左后旗、扎鲁特旗三个自治区级贫困旗。自2011年起，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将从2008年的1196元提高到1500元。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从不足3000万重新变为上亿［2］

。所以，蒙古族聚居

区贫困人口数量增加、贫困发生率提高、反贫困难

度加大成为必然。

随着我国总体进入小康社会，反贫困问题已经不再是解决绝对贫困、保障“吃饭权”这一基本生活需求的脱贫问题，而是兼及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内容的脱贫问题。目前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知识贫困已经成为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

素”［3］

，知识贫困成为贫困的重要特征和主要诱

因。因此，从教育、科学素养、思想观念、消费方式等多重文化视角，对蒙古族聚居区的知识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

经济贫困与教育贫困是互为因果的伴生物。通辽市蒙古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普遍滞后，即便与内蒙古自治区区内发达地区相比也存在着很大差距。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对教育发展形成制约，

使教育公平缺失现象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并成为教育贫困（家庭为支付子女受教育费用不堪重负而形成的贫困状态）的主要原因。

首先，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必然对教育投入形成

8DOI:10.14137/ki.issn1003-5281.2012.01.029

制约，导致教育发展的低水平。我国的基础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4］，县级财政是基础教育投入最大的主体。而通辽市蒙古族聚居区几个贫困旗的财政基本属于“吃饭”财政，除了保证教师工资以外，可以用于其他教育公用经费的额度十分有限，许多基层中小学甚至由于没有公用经费而负债运行。而且，“两主一公”的补充形式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大的规模和影响，弥补教育投入不足的功效尚不明显。治贫首先要治愚，教育投入的不足直接削弱了教育在反贫困攻略中的作用。

其次，“集中办学”和寄宿制增加了受教育成本，很多家庭因为经济压力过大而选择中断子女学业。为矫正教育资源稀缺、分布不均衡而实施的“集中办学”和寄宿制是一把双刃剑，其消极影响是加大了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成本，增加了受教育者家庭的经济负担。目前，教育支出已经占蒙古族聚居区农牧民家庭总收入的30%以上，成为困扰低收入家庭的普遍问题。虽然国家实行“两免一补”的政策，但无论是从补助金额还是从补助范围上讲都存在很大的局限。具体到通辽市蒙古族聚居区，蒙语授课寄宿生从2008年起开始享受生活补助，小学生每年每人1080元，初中生每年每人1350元，部分高中特困生每年每人1000元。对于受教育者家庭来讲，得到的补助与寄宿、“集中办学”所产生的费用相比存在着很大的缺口，缓解农牧民家庭教育压力的程度有限。特别是对异地求学的学生来讲，享受到这一政策的难度更大。从“2004年3月开始，库伦有部分孩子选择离家比较近的外旗县或市区就读，这些孩子就不能享受义务教育的优惠条件，完全自费，成为学习的流浪者，文化的化缘者。”［5］（P．94）经济压力过大导致很多学生无法完成学业，受教育程度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上。

劳动力文化素质与其经济收入水平有直接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贫困与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调查资料显示，文化程度为文盲半文盲的农牧民，其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分别是具有小学文化程度农牧民的1．5倍和1．6倍，是初中文化程度农牧民的3倍和3．1倍，是高中文化程度农牧民的3．9倍和3．3倍［6］（P．43）。课题组对科左中旗某苏木的贫困人口做过调查，劳动力中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不足10%，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更少。笔者在通辽市市区进行了走访，发现在街头踩人力车谋生的车夫大多是来自贫困地区的蒙古族农牧民，而进城务工的青年农牧民大多只能集中于建筑、餐饮服务等对文化程度要求较低的行业，一些人即使进入现代化企业也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收入低、发展空间狭窄。对于他们而言，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不论是在家乡务农还是外出务工，都很难改变其贫困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较低的文化程度弱化了他们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反映在获得经济信息、把握自我发展机会等方面的低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带来的封闭与闭塞，直接体现为思想麻木、心理惰性严重、风险意识缺乏、独立进取精神较弱。更为严重的是，教育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的特点，许多贫困家庭培育出的低文化程度子女在长大成人后，又会重蹈父辈贫困的覆辙，并由此陷入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越贫困受教育越少、受教育越少越难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

科学素养水平的低下是通辽市蒙古族聚居区贫困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摆脱贫困的重要障碍。所谓科学素养是指人们对科学概念、科学方法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以及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素养以学校教育为基础，通过各种科普和媒体传播途径逐步积累而成。在我国，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公民的科学素养存在很大的差异。东部地区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9%，中部地区为1．8%，西部地区仅为1．3%［7］，在蒙古族聚居的贫困地区的比例更低。导致蒙古族聚居区农牧民科学素养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技教育投入和科技教育消费偏低。公众科学素养的获得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从科技信息和科技知识的传播、吸收、应用和推广的任何一个方面来考察，这一点都是必须的。因此，蒙古族聚居区严重滞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必然对农牧民的科学素养水平形成制约。

第二，学校传播科学知识的能力较弱。学校教育是农牧民获取科学知识的主要渠道，其效果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很大。比如，教育所必备的教学设备、实验室、图书馆等都会受到资金投入的影响，因此，在蒙古族聚居的贫困地区，这些硬件配备普遍较差，甚至在有些地区、有些方面处于空白状态。另外，教育资金短缺对双语教育的效果影响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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