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洋务运动时期”的阶级属性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关系

浅谈“洋务运动时期”的阶级属性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关系

最近通过查找资料可以看出，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迄今尚无定论。本文尝试从洋务派的指导思想、阶级属性问题、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提出一些看法。

一提起洋务运动，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想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公式。早于几十年前，“中体西用”的思想不仅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也是洋务派的基本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在鸦片战争中所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中体西用”的思想原型。为什么？因为从根本上说，所谓“中学为体”，就是清王朝为首的封建主义统治秩序为体；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这个“体”。“中学”和“西学”同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手段，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个思想体系两种政治表现

从历史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体系，首先主要的是表现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早在1840年定海失陷以后，林则徐就提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明确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魏源则提出“以彼长技御长技”的主张，还愤怒地谴责清朝的腐朽顽固派。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时，地主阶级改革派心目中的“洋务”，就是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中，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近代工商业以角胜于市场。从这里看出，地主阶级改革派有向洋务派转化的倾向。而冯桂芬于1861年刊行的《校邠庐抗议》，则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向洋务派转化的代表作。

冯桂芬是林则徐的学生，接受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积极思想，在《校邠庐抗议》中，他指出，“出新意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并强调指出，“用之乃所以攘之也”。但是，冯桂芬同时又说：“今既议和（指《北京条约》签订）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兹所以要以“至诚待”侵略者，是为了借兵俄、法来“助剿”，用西洋长技打击太平军。冯桂芬并身体力行地参加中外会防局，坚决与太平军为敌。这种既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又要“师夷长技”制人民的思想，是处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到相对平衡的情况下，处于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的条件已具备，洋务派初步形成，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行将出现这个交叉点上。那么，对于洋务派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学术界颇有争议。

洋务派的组成及其发展

从根本上说，洋务运动是以“师夷长技”为手段来拯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运动。由于形式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各个时期的斗争目标，及其所采取的对策和洋务活动的内容是不同的。洋务派这个集团，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这些“不同”，它的组成成员和阶级属性也在变化着。

1856年到1860年期间，清政府遭到英法联军侵略和太平天国革命两重压力，而太平军则是足以置清王朝于死命的一种威胁势力，清统治集团中有一派人在“两害取轻”的思想指导下，确定了向外国侵略者妥协并依靠其先进技术主要是军事技术以镇压太平军的方针。在那时，以这个为目的的洋务派成员主要有：文祥、曾国潘、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买办和买办倾向较浓的开明地主士绅钱鼎铭、杨坊、丁日昌、冯桂芬等人。

洋务派的上述方针果然发生了效果，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人民起义逐渐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就在中外反动派相勾结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却大大深入了。侵略者依据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乘所谓“中外和好”之机，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商品的输入和廉价原料的输出急剧增加，中外进出口营业额从四、五十年代每年二、三千万海关两，漏卮迅速加多，作为封建社会基础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侵略者为了扩大侵略利益，破坏“中外和好”局面而诉诸武力了。继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之后，日本于1874年发动了侵占台湾的战争，紧接着英法等国也不断地寻衅，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成了清政府的主要威胁。于是洋务派由制内为主变为御外为主了。

御外的主要表现，经济上与洋商争利，军事上加强海军海防和塞防的建设。在那时，洋务派的成员起了很大的变化，即凡赞成“师夷长技”对外抵御或“与洋商争利”并参与其活动者，都是构成洋务派的成员。他们除原有的一些成员和更多的从顽固官僚中转化来的之外，大批加入了买办和具有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倾向的地主、官吏、知识分子，如唐廷枢、郑观应、马建忠、龚寿图等人。洋务派几乎一致认识到：要御侮，必须强；要真正的强，必须富，而富只有发展近代工商业才能做到。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对立面而富强是洋务派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

拯救清封建统治却发展了资本主义

无论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师夷长技”，以镇压太平天国，还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以后的“师夷长技”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洋务派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一洋务派的阶级属性在无形中发展了民族资本主义，或许连他们都没有发现，但是主观目的是一回事，客观效果又是另一回事，因为社会各成员的意向千差万别，这些矛盾着的意向互相斗争，其结果必然常常不是个人所预期的东西。从清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它与封建主义束缚的矛盾已很突出，地主阶级改革派如魏源等人试图解决这一矛盾。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但这种趋势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而洋务派冲破了这种阻挠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他们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和发展了与自己目的相对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

首先于六十年代创办了带资本主义性的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等军用工业。之余七十年代开始举办的轮船、电报、纺织、煤炭、采矿与冶炼等民用工业企业。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很明显的。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是有内在经济规律联系的，他们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我们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的胚胎”。洋务派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雏形，，封建地主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不是他们预想的结果。他们的转化表明洋务派集团已不是封建地主阶级一个派别，而是超越地主阶级范围的带有资产阶级性的集团了。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买办性，另一方面，有着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抵制性。

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改变洋务派的封建阶级属性

封建地主投资于近代工商业，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他们便由封建地主阶级逐步转化为资产阶级，这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以这个原理来衡量洋务派是再恰当不过了。

洋务派本来就是极为复杂的集团。它的成员成分复杂，而且不断有新的组合和分化转化等情况。其中有“御外”和“抗内”的转变，有的向民族资本家转化，有的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而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转化。他们大多是从“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