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读后感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读后感
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分为五个部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收回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吉登斯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见解。

一、社会主义之后
这一章简要介绍了“第三条道路”的产生背景，并且引出了第三条道路这一理论术语。

它的背景是：
（一）社会主义的衰落。

从7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社会民主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场哲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更一般的称谓是新自由主义）的挑战。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很不完备的，这些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不断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能力。

社会主义也未能把握市场作为一种向买卖双方提供基本信息的机制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的能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且能够以更加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些财富。

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在衰落了，则正是由于这些主张落空了，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二）推行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

以凯恩斯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马克思所诊断出来的弊端，但又相信这些症状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得到缓解或克服。

国家有义务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

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

有政府、企业和工会等参与的集体决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场机制。

国家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不仅必要，而且值得鼓励。

国家福利在救助贫困家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当个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自食其力时，国家可以伸出手来助他们一臂之力。

福利国家有两项目标：首先是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同时也要保护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个人。

70年代后期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和阶级的变化，发生了才持续的大规模群众性失业，社会保障体系负担日益加重，对各国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出现了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并发症。

而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一个首要特征是对“大政府”的敌视。

对福利国家的反对是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新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源泉。

福利不应当被理解为国家的救济，而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而做到这一切的惟一办法就是让市场自己去创造奇迹。

撒切尔是该理论的拥护者，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或者甚至是对这种现象的积极支持。

到80年代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政策造成了新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威胁到资本主义自身的生存，面临如何再发展的问题。

（三）政治支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蓝领工人人数的急剧减少，社会民主政党以往一直作为投票和政治关系之基础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行列这一现象进一步动摇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支持模式。

（四）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的改变社会民主政党开始关心一些它们以前并不关心的问题，比如劳动生产率、参与性政策、社区发展，特别是生态问题。

社会民主主义“超越了资源分配的舞台，开始强调生产的物质和生活组织以及发达工业社会中消费的文化环境”。

以上就是“第三条道路”产生的理论背景。

在吉登斯看来，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是指一种思维框架或者政策制定框架。

它试图适应二三十年来这个翻天覆地的世界，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二、社会民主政策的五种两难困境
（一）全球化。

伴随着全球化国家边界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

政府的活动范围变得更为扩大了，一些不是任何政府的组成部分（既非政府组织、也
不是跨国组织的机构），实质上也参与了治理活动。

总的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
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它正在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
发生巨变。

（二）个人主义。

新个人主义与传统和习惯从我们生活中消退有关。

它是一种与全球化所产生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冲击相联的现象，而并非仅仅是市场所造成的。

福利国家一直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在集体主义的庇护下建立起来的各种福利制度，有
助于将个人从过去的某些僵化制度中解放出来。

我们必须找到今天的个人责任与集体
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

（三）左翼和右翼。

全球化同共产主义的衰落一起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左与右在许多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已经没有那么尖锐了，左右的界限被模糊化了，而且同
样面临老龄化等无关左右的问题。

但在对福利国家未来的设想又存在差异，如大多数
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保持高额的福利支出，而新自由主义者们却主张建立一个更小的
福利安全网。

（四）政治行动主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的力量不断削弱，“亚政治”
的出现：社会集团、非政府组织，确实能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但政府的
作用不可能完全被市场、NGO、社会集团取代。

政府必须作好向它们学习、对它们提出
的问题作出反应、以及与它们进行谈判的准备，而公司与其他商业机构也将会照此行
动。

（五）生态问题。

对于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用市场办法解决是可能的，但承认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与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现代化的观念发生冲突。

面对这五个社会民主政策的两难，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是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对全球化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至关紧要的是，必须将其视作范围比全球市场还要宽得多的一种现象。

它有两条原则：第一条规则是“无责任即无权利”。

政府对于其公民和其他人负有一系列责任，包括对弱者的保护。

第二条规则是“无民立即无权威”。

三、国家与公民社会
在这一章中吉登斯介绍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纲领中的几个概念，包括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公民社会问题、犯罪与社区和民主的家庭。

（一）民主制度的民主化。

在政治方面，“第三条道路”主张要重构国家，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

“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个深化并扩展民主的过程。

社会民
主主义者一直热衷扩大政府，新自由主义想要缩小政府，“第三条道路”则是要超越
“认为国家为答案”的左派和“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

它认为问题的关键并吧在于
是要更大的或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的新情况；
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

这包括国家必须对
全球化做出结构性的回应、扩展公共领域的作用、提高其行政管理的效率、通过“民
主试验”重新建立公民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提高管理风险的能力、具有
全球性的眼光等等。

（二）公民社会问题。

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对此吉登斯的观点是要复兴社区、提高公民的素质、使公民产生归
属感。

他反对顽固的个人主义，认为公民应多参加一些小群体，来体现公民生活的丰
富性。

并且鼓励发展第三部门的活动和地方自治。

（三）犯罪与社区。

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与犯罪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警方应当同公民密切合作以提高当地社区的道德水准并改善公民的行为方式，在此过
程中应当采用教育、说服和咨询等手段而不是动不动就传讯。

将侧重惩治严重犯罪的
“专业化治安”转变为吸收公民的力量的“合作式治安”，同时将重点放在犯罪的预
防而非法律的执行。

总之，根据吉登斯的观点就是结合地方组织和社区的力量来控制
犯罪。

（四）民主的家庭。

家庭是公民社会中的一项基本制度，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如何解决单亲家庭和离异家庭上升的问题。

吉登斯提出了理想家庭的构想：家庭民主
化、性别平等、相互尊重、独立自主、通过协商来作出决策以及不受暴力侵犯的自由；
对父亲角色的重新调整，实行家长契约。

四、社会投资型国家
“第三条道路”支持新型的混合经济，与老式的经济不同，新型的混合经济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的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它既涉及国际、国家和地方各层次上的调控与非调控之间的平衡，也涉及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平衡。

吉登斯关于社会福利理念的几点看法：首先，是对平等的定义。

新的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

“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

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

其次，包容性和排斥性。

排斥性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

只有一种造福于大多数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够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

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就如美国的福利制度那样），那么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

吉登斯认为传统的扶贫项目必须为以社区为中心的方式所取代，这些方式不但使更多的民主参与成为可能，而且还会更加有效。

社区建设必须重视支持网络、自助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使这些因素成为促成低收入社区经济复苏的重要资源。

社区建设则主要关注个人和家庭面临的多重问题，包括工作质量、保健与幼儿保育、教育以及交通。

再次，提倡积极的福利社会。

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

应当在提供福利服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自上而下分配福利资金的做法应当让位于更加地方化的分配体制。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应当认识到，福利供给的重组应当与积极发展公民社会结合起来。

最后，社会投资战略，即主张用“社会投资国家”取代“福利国家”。

对于老龄化和养老金的问题，吉登斯的观点是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而且应当把老年人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负担。

而针对失业问题，他又指出福利支出应当引向人力资源的投资上，政府需要强调终身教育，以便能提出一些配套的教育项目，使人们在童年时期就可以开始受教育，而且这种受教育的过程可以一直持续到老年时期。

政策的取向，不是要让人依赖无条件的福利，而是要鼓励储蓄。

利用教育资源以及其他个人投资机会。

五、迈向全球化时代
吉登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为国家寻找到一种新的角色定位。

他在这一章以全球化为大背景分析了世界性国家、文化多元主义、世界性民主、欧盟、全球统理结构和全球范围市场原教主义。

提出了世界大同的民族观，面对全球性的问题主张建立国际性的组织并且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等观点。

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学派的主张显然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发生了影响。

上世纪90年代英国的首相托尼.布莱尔为首的工党上台后，以“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为指导，采取了增加教育经费、培养开发人力潜能等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布莱尔和许多人认为它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

它并不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简单的妥协，它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派的基本价值，把它们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

某种程度上，“第三条道路”是不同于传统的左派和右派的，它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但是“第三条道路”这种力求面面俱到的福利主张能否真正让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安全顺利摆脱各种危机，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