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高度融合，并“通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使政治和行政权力几乎垄断和控制一切社会资源，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行政化、社会生活政治化，形成了一个以执政党和政府等广义的政治权力为中轴的社会组织体制”。(注：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第30页。)即使今日，只要市场经济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种状况就不会得到根本改变。
第二，通过经济发展的执政绩效来获得政治合法性容易陷入“政治犬儒主义”。这是一种社会制度良莠评价理论，即：评价一个社会好不好，主要看它的政治制度，制度好 ，则一切都好；制度不好，则一切都坏。它认为好的政治制度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而一切社会弊病都是由不好的政治制度引起的。这种思维定势极易在经济发展不可避免 的低迷时期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
关 键 词】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策略
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发端于对“文革”十年浩劫的反思，发生在全球化浪潮起伏跌宕、风云变幻的时期，面向的是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处于经济高速全球化和市场化之中的高复杂性和高风险性的社会，相伴生的是因为“文革”的冲击而把经济利益作为主导价值诉求、政治兴趣被边缘化的社会心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得以初步分离，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肯定和强化，公民社会正在孕育成长，体制外的民主因素开始萌动，体制内的民主因素被逐步激活。这一切既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负重与希望，也塑造和决定了中国必须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政治技巧渐进地推动政治发展。
显然，中国经济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高度融合的传统集权体制中将两者进行剥离，并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带动和刺激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4.经济建设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诉求手段。
建国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一种政治伦理上的合法性，是一般革命党所通行的天然合法性：作为“救星”，人民感激她，其执政地位具有合理性，但是缺乏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法理性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试图通过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显著的经济绩效来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这是对天然合法性的根本超越，但是把执政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执政效果之上，是一种不成熟的合法性诉求。主要原因如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以经济建设为治国手段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共十六大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报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以经济建设为治国手段的理论，对保证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历史责任的履行和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邓小平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中凸显了生产力问题，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并把经济建设上升到治国手段上来认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6页。)的政治智慧是对把阶级斗争作为治国手段的根本超越。
2.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以逐步推进高层民主。
基层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形式，它与中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公民社会逐步形成的进程息息相关，是市场经济所催生的民间的民主冲动激发出来的将公民权利现实化的政治要求。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形态是一种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相伴生的经济形态，个人价值依附于集体。尽管党在执政之初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明确地写入宪法，但在实践中却流于“虚无主义”(注：张定淮、涂春光：《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转型》，《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这句老口号……如果拿到今天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底下要求立即实行，对于中国人民目前的实际情况则是还不完全适合，因而也是不能完全采用的。”(注：《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市场经济 的发展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重新肯定了个人价值和人的理性精神，促进了独 立政治人格的形成，同时从市场经济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了现代自由平等观念，迫切需 要政治民主的保护和规范。
一、在方式上：寓政治改革于经济发展之中
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他将政治发展与经济改革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总目标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并采取了“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页。)，即“寓政治发展于经济改革之中”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为了避免党内极‘左’习惯势力的竭力阻挠，又防止海外敌对势力借题发挥；既要保持政治稳定，以利于经济发展，又能够渐进、理性地推进政治发展，而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压力与挑战中，采取的一种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战略选择。”(注：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中央编译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了经济不可能永远持续高速，高峰与低谷相伴生才是经济发展的辩证法；而且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程度后，其基数越大，实现高速度发展就越 困难；另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全球经济跌宕起伏，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 ，危机发生的系数大大增加，制约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外部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因此 ，这种合法性诉求手段天生不可靠、不稳定。
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在于：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的集团，成员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高，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以推动整个社会的政治民主，成本是最低的，风险也是最低的”(注：黄卫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4页。)。第二，通过党内民主来发展人民民主的战略，事实上是试图通过充分发挥现有体制的最大张力，把现有体制内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能得到很好贯彻的民主原则现实化为切实的民主生活，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体制内的资源，使“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变成现实的政治实践。
1.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
以发展党内民主来带动和推进人民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既定方针。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过去民主的传统“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0页。)，视民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5页。)，表达了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 途径。”(注：江泽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三大报告)。)江泽 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要“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 展”(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党的十六大 也坚持了这一思想，重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 用”(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 报告)。)。
2.中国改革全局切入点的战略权衡。
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不同特点来看：稳定的政治改革，其周期长、见效慢，而且 政治改革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全局性利益格局大调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分配，甚至 是对既得利益的剥夺，因此蕴藏着诸多不稳定性，充满着变数和不可预期因素；而经济 改革的周期短、见效快，通过对生产方式的革新能够迅速促进社会的共同繁荣、实现全 社会的共赢，因此具有稳定、持续、长效性。
从当时的动力源泉看：改革只有尽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较快的发展速度，使社会在改革中迅速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才能为改革的深入和政治的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因此，中国的改革必须把经济改革作为全局的切入点，把政治发展寓于经济改革之中。
3.经济改革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改革。
1.以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是治国手段的重要更新。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由于执政党的历史地位和革命党的政治思维的错位(注：张定淮、涂春光：《两种政治思维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4期。)，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酿成“文革”十年浩劫。这是因为毛泽东以社会基本矛盾作为逻辑起点的治国理论过分重视生产关系(注：曾德盛：《毛泽东经济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致使其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自然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把阶级斗争作为治国手段，从而导致“抓革命、促生产”的重大失误。
二、在目标序列和切入点上：从党内到党外、从基层向高层逐步推进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其目标体系充满着多元性、复杂性、甚至冲突性，既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政治稳定的可持续性，又要扩大政治参与，扩大直选范围。在这种复杂情境中，通过对政治发展目标序列和实现策略的权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把切入点放在了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上，从党内到党外、从基层向高层逐 步推进。
因此，对现代意义的执政党来说，实现合法性获取途径的制度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注：张定淮、涂春光：《两种政治思维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4期。)
当然，寓政治改革于经济发展之中并不意味着把政治发展湮没于经济改革中，它不过是一种发展战略，而决非要抹煞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基于此，邓小平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 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
从社会心态来看：经历了“文革”后，中国的社会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保持稳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了社会的主要价值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把政治改革作为改革的主题无疑与社会厌恶政治的心态相悖，而将其寓于更符合社会心态和需求的经济改革之中显然是一种既可对社会需求做出积极回应，也可适时推进政治发展的最为妥当的战略。因此，邓小平远见卓识地断然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这充分展现了中国改革的 高度智慧。
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特殊国情和政治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①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先声。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是以党内民主生活的习惯和经验为基础的，党内民主的程度对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程度具有直接的决定性影响。②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党员的政治参与意识、热情和能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水平，党内民主生活状况决定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程度，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③党内民主对社会具有不可比拟的垂范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发展了、健全了，全国人民就会学习、效仿，整个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也会随之大大提高。
因此，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存在不涉及政治改革的任何纯粹的经济体制改革，其道路是从政府放松经济职能开始，由表及里，逐步深化，对国家权力结构体制进行相应调整，从而改革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如转变执政党在行政体制及经济实体中的角色，转变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使执政党从经济建设的操作层面退出，厉行“党政分开”，并从“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的战略角度出发，进一步下放权力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