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及泉州港的发展变迁

航海42续几年出现“蕃舶罕至”的情况。而此时的泉州港海外贸易却如日中天，朝廷政策的扶持使其继续发展，成为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积山”的繁荣海港，市舶司的设置亦提上日程。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为适应泉州海外贸易发展需要，泉州市舶司设立，泉州港正式开放。但终北宋一朝，泉州港势头虽盛，但由于起步较晚，泉州的地位依然未能赶超广州，贸易“惟广最盛”6，但无可否认，泉州港已开始步入重要贸易港口的行列。

南宋时期，由于都城迁往杭州，泉州接近京城，政治地位提高，宋政府又实行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加上泉州地区本身的外贸型经济结构的补充促进，泉州港迅速发展，港口贸易活跃。自泉州港进出口货物的数量和品种都比以前有了大幅度提升，总数达三百多种。据《宋会要辑稿》载：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从占城运进泉州的商品仅香料一项就有7种共63334斤之多。泉州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这些地区和国家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诸国，以及东非北非等五六十个国家和地区7。与之相适应的是贸易额的迅速上涨。据李军研究，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州市舶一年的收入即相当于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1128-1134年）7年的总和，贸易额接近广州。南宋中期，泉州贸易更是发展迅猛，此是泉州市舶收益已基本赶上广州。至南宋末期，泉州海外贸易额完全超过广州，而一度兴盛的广州则失去了第一大港的地位8。当然在此期间，泉州港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是南宋后期，由于地方官“征榷大苛”，泉州的对外贸易曾一度萧条，宋廷对此极为重视，采取种种措施终于使泉州港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两宋时期是泉州港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泉州港经过三次飞跃,于南宋末年赶上并超过广州港成为第一大港。南宋时期的泉州侨民云集，他们主要

今泉州古有泉南、鲤城、刺桐城之称，其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福建之东南海滨晋江、洛阳江入海口处，扼晋江下游，为江海交汇之所，水陆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泉州港港湾曲折，水深港阔且其避风条件好，临江面海适于泊船，具有优越的港区条件。自唐景云二年（711年）设泉州城治以来，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在历朝历代的对外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港口的带动使泉州迅速发展起来。至宋代，泉州港进一步发展，与当时的国际大港广州港并驾齐驱，同时也给封建王朝带来了莫大的利益。元代是泉州港历史发展中的鼎盛时期，泉州港的发展超过广州港，跃居全国首位，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当时的亚历山大港齐名。宋元以降，泉州一直是州、郡、府、署的所在地，辖有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等五县，还曾一度辖有永春、德化、莆田、仙游、长泰、龙溪、台湾等地。明清以降，由于禁海政策的实施、市舶司的迁治及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等因素的影响，泉州港趋于衰落，其繁荣境况再难重现。受此影响，泉州在全国的影响力亦大不如前。一、泉州始设及泉州港的兴起与初步发展

今泉州地区开发较晚，汉以前的史书对泉州未有明确记载。据厦门大学蔡保全考证，汉以前此地主要是以捞贝为主的渔猎采集经济，六朝时才转为农业与手工业并举的生产经济形式1。晋“永嘉之乱”后，北民南迁，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作技术，促进了泉州地区的开发，其地真正意义上的开发当始于此，历史上闽南地区的第一个郡级行政单位南安郡建治。隋唐一统，政治上的稳定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泉州由初步开发转为全面发展。开皇九年即有泉州之建制，但此时的泉州为今福州，唐初的泉州亦是今福州地。一直到景云二年（711年），泉州（今福州）改称为闽州，而武荣州改称为泉州（今泉州），泉州才作为地名第一次出现。这一时期，泉州内陆腹地经济得到了开发，为开港做了准备。唐贞元、太和、元和年间曾大修水利，凿塘水灌溉农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其属县的采矿及冶炼业、陶瓷业、丝绸业也得到很大发展，进一步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兴盛。开元六年（718年），泉州州治东迁，由南安丰州迁至今泉州市区所在地，极大地便利了海陆交通。泉州虽开港较晚，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在8世纪中叶之前业已具备了开港的条件2。

泉州港区包括围头、安海、石井、后渚等地，泉州为主要外港；另有小兜、石湖、法石、宝林斯处设有军寨。泉州港还有福州、漳州两处外围港口3。唐初由于与西北突厥等民族发生战争，西北路上丝路受阻，通过海上丝路进行的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兴起了一批沿海港口。滨江面海的泉州港因其腹地经济的发展及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发展迅速，外番贡使也多由此登陆，进一步繁荣了泉州港，使其迅速崛起为唐代四大对外贸易海港之一。泉州港与三佛齐、流求、越南、阿拉伯等地的商品互通有无，有力地促进了港口经济的繁荣。许多外国商人来到泉州定居，出现“船到城添外国人”4的景象，唐朝政府亦在港口设参军事对港口贸易及来华使节和商人进行管理，泉州地方财政也由此获利。8世纪中叶以后，北方受安史之乱影响时局动荡，福建由于偏安一隅未受太大影响，泉州地方割据政权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地方财政亦仰仗于此。泉州在王闽政权及留、陈二氏的积极经营下延续了唐初以来的全面发展局面，王氏政权在发展福州港的同时大力发展泉州港，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比唐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招徕海上蛮夷商贾的重要口岸5，为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二、宋元时期的繁荣与鼎盛

入宋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完全阻断，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泉州在对外交流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北宋初期，泉州港较其前代虽依然保持较快发展势头，但此时其地位并未领先广州等历史悠久的古港之上。这从当时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初置于广州及两浙路却迟迟未在泉州设置即可看出，其时的大港为广州港和明州港。北宋中期，广州港出现中衰迹象，在仁宗天圣年间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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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及泉州港的发展变迁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荣亮 任志宏 袁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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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城南，城东南还有公墓，“以掩胡贾之遗骸”9,可见侨民数量之多。侨民与当地人民一起为泉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元代是泉州港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发展海外贸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任用蒲寿庚，大力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形成以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体系，蒲寿庚10、契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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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方官员为泉

州的鼎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时泉州为中外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中外商人大多在此交易。泉州还辟有色目人居住的专区，这些外国商人为泉州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泉州出现了一个由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组成的、渐趋中国化的独特的穆斯林社会。蕃民的到来也为泉州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泉州成为佛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道教等诸多宗教的汇总地，相应的宗教建筑也使泉州的建筑文化极大丰富。许多教士、旅行家也由此登陆，对中国进行考察。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抵达泉州，他认为泉州港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港，其游记记述了泉州的船舶、瓷器、丝绸的生产及贸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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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证了泉州昔日的繁荣。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下嫁伊儿汉国也是自泉州出发。

在宋元时期，泉州港由普通港口发展为全国重要海港之一，继而到元代取代广州等历史大港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深受统治者重视。南宋至元，中国东南沿海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泉州三个外贸区，其中泉州是其中心。但泉州在港口商业繁荣的同时，农业却衰落了，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形成了海洋性、外贸型的港口经济，社会亦发生转型，港口文化兴起。这一外贸型经济结构的形成，又对海外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促使了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及国际大港地位的形成。三、明清时期的衰落

元末，由于社会动乱不安，泉州港渐衰。

经过十余年的战乱，泉州遭到很大的破坏。明朝建立后，行海禁政策，“贾海有禁”，特别是明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侵扰，泉州亦备受骚扰，为防倭海禁进一步加强。泉州港失去国际大港的地位，海外贸易极大受限，最终沦为一个地方性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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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的辉煌再难重现。永乐元年（1403年）泉州置市舶司，但只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并无管理海外贸易之职权。市舶司形同虚设，成了闭关锁国的附庸。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多次自泉州出发前往海外诸国进行朝贡贸易，但这种朝贡贸易没能给疲软的泉州经济以太多刺激。与此同时，福州渐盛，“蕃舶渐抵福城”，明廷遂于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移置市舶司于福州14，泉州的对外交通和经济贸易受到很大抑制。明末泉州虽出现如郑芝龙船队等海上武装贸易集团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但民间走私贸易毕竟是私人之举，难与王朝整体强大禁海趋势相抗衡，泉州港终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下去。为了生计，泉州对外移民以缓解生存压力，形成了清初对台湾的大规模移民。

清初为禁止泉州沿海居民与台湾郑氏集团的联系和贸易往来，清廷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在泉州沿海厉行海禁，为阻止向台湾的移民，朝廷规定泉州沿海人民要“尽迁入内地”，离海30例内均被划为界外，村庄船只一律烧毁，泉海一带“火焚二月，惨不可言”，由于泉州紧邻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受迁界之劫最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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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由此受到毁

灭性的打击。后两军在此地交战多年，其后殖民主义者入侵，泉州难逃衰落厄运。

明清时期，由于海禁政策的实施、市舶司的迁置、港口淤积及前代战乱破坏等因

素的影响，泉州港由宋元时期的国际大港急剧衰落，最终沦为地方性港口，泉州亦随之衰落下来，其发展历程不能不说是历代王朝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可见王朝的兴衰及政策对于港口及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泉州港没

有恢复发展的和平稳定外部条件，泉州持续衰落，依然是地方性小港口。建国后，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泉州港这个千年古港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但由于前期的搁置及破坏，泉州走得依然是以市兴港的被动路线。

有专家指出，目前泉州港布局零散，档次不高，管理体制落后，这些因素制约了泉州港的发展，使其无名于中国沿海前20位主枢纽港。虽然如此，泉州港向前发展的势头是毋容置疑的，泉州港正努力向大港迈进。

注释：

1 蔡保全.地理、移民：泉州南朝以前经济形态特征[A].农业考古[J].2001(1).

2 刘文波.试析泉州港之开港[A].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J].2002,20(1).

3 房仲甫,李二和.中国水运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第188页.

4 薛能.送福建李大夫.全唐诗（卷五五九）.

5 杨桂丽.王审知与福建海外交通[A].福建论坛（文史哲版）[J].1999(5).

6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7 申海田.宋元时期我国沿海主要港口概述[A].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J].1996(2).

8 李军.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期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港口发展之比较研究[A].南方文物[J].2005（1）.

9 赵汝适.诸蕃志（卷上）.

10 吴幼雄.蒲寿庚家族事迹考评[A].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1 陈桂炳.元末契玉立治泉州事迹钩沉[A].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J].2001,10(1).

12 许永璋.伊本·白图泰与泉州[A].阿拉伯世界[J].2002（1）.

13 洪荣文.明清时期泉州港衰落的原因分析[A].哈尔滨学报[J].2004,25(5).

14 （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

15 狄松.试析国策收放与泉州港的兴衰[A].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J].2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