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质和任务的特殊性

世界大趋势与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统一

发布时间：2009-7-23 23:54:13 字号：[小中大]

中国革命是现代人类社会大变革的重要部分，它必然地受世界大趋势的导引，同时又因自己的历史和矛盾状况，而显现出特殊性。中国革命的理论，首先就要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这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所解决的第一个关键性问题。

从康有为到孙文，他们所处的时代，仍是人类近代末期。他们通过对外国的了解，基本上认识到近代人类发展的一般趋势。孙文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是这种认识的概括。然而，他们的维新或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主要的原因，一是对世界大趋势的认识尚显肤浅，二是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认识不足。这二者结合起来，就使他们的思想具有突出的片面性，因而也不能辩证统一地规定中国社会变革的性质，以这些思想指导的变革，也不可能成功。

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对世界大趋势一般性的认识，还仅限于常识，即从19世纪末中国人或外国人介绍西方国家状况的小册子中了解的，对于欧洲思想家的著述及其社会理论所知甚少。他更多地是从儒家学说中来形成自己思想的。在他那里，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方法，可谓达到了极点。《孔子改制考》是他的理论基本，他并不能放弃儒家道统，而只是进行修正，这又使他的维新，不是从根本上改变集权官僚制，而只是对之进行改良。他从外国接受的，也是与之相符的英国君主立宪思想，而这种思想在近代末期已不具有先进性了，至于他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纲领，也明显与中国的特殊矛盾不适应。对康有为来说，关于中国社会特殊矛盾的认识，还仅仅表现在与外国的简单比较阶段，他的维新实则中国新的知识分子向世界大趋势靠拢的宣传运动。

孙文以"大炮"著称，在他身上，宣传家的成份多于理论家。但孙文毕竟以其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比较的深入了解，提出了"革命"和"共和"的口号。孙文对世界大趋势的认识，比康有为深刻得多，但其"三民主义"，依然未能摆脱将"民"作为被统治者的地位，民族、民生、民权，但不提"民主"，在他的思想中，民应有权参政，然而政不由民主。孙文的成功之处，基本上是在"民族主义"，即"推倒满洲政府"。他对"共和"的理解，仅限于取消"君主"。这表明他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未能切实理解，更重要的是把"君主制''看成革命的主攻方向。他不知道中国的皇帝与欧洲的"君主"是有重大差别的，前者是集权官僚制的名义和必要环节，后者则是封建领主制的集中体现。孙文对中国社会特殊矛盾的认识，是很初级的，他既没有触动中国的集权官僚制，也没有批判儒家道统。当他联合汉族官僚和军阀推倒满洲小皇帝之后，曾以为革命大功告成，孰不知正是由此开始了中国没有皇帝的官僚集权统治的时期。在1911年至1949年这近40年间的中国，集权官僚制依旧，而这也正为毛泽东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提供了必要条件。

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绝非仅仅推倒"君主"，而是变旧的集权官僚制度为民主制度，并由此促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革命不仅是必要的前提，也是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位的变革。这个变革的方向就是现代世界的大趋势，而其解决的矛盾，就是中国在两千多年累积下来的集权官僚制，及其与外国资本的侵略势力相勾结形成的反动统治与人民大众要求进步，向往自由解放的运动间的矛盾。由于中国的民族资本势力不足以革命，中国也就失去了近代化，即资产阶级革命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一个严酷的可能性就是：中国将被外国帝国主义

者利用官僚、军阀所瓜分，切割成列强的殖民地。

正是在这危急时刻，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激化，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胜利。人类由此开始了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化，世界总体上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由资本主义势力与旧的封建势力的矛盾，转变为资本统治与社会主义运动所集合的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和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至此已基本结束，金融寡头和大财团不仅操纵着经济，而且在政治上越来越走上专制。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未受有效抑制的垄断资本统治的必然表现。抑制资本统治的力量，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的存在，以及风起云涌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人斗争。世界的大趋势已从资本化转变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只有纳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个大趋势，才有前途，才能推动中国人的解放和文明的发展。对此，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已有初步的认识，他们受俄国革命的鼓舞，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认识不够，以致片面接受苏联的指令，造成巨大失误，特别是在王明等由苏联培训的领导人的思想中，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就是一般，而且是绝对的一般，中国革命不过是苏联经验的再现。这种思想，几乎把毛泽东等人艰苦创建的革命势力损失殆尽，当他们在被蒋介石的军队围追堵截，拿不出任何办法的时候，才不得不将红军的指挥权再交还毛泽东。这就是"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而当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到陕北，并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他的领导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以后，他写了《矛盾论》这篇哲学文章，系统地表述了他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观点。

毛泽东承继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思想，指出，矛盾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特殊性。

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看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者叫做根据①。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社会特殊矛盾所决定的，而且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其性质也有所变化。在这种辩证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进-步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规定。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此做了明确论证。他从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的分析入手，指明现代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进而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由此规定中国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由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决定的，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即解决现在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因而，

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应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