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大师谈松江画派

作为明代与吴门画派关系最为密切的松江画派，其之所以在浙派以及吴派绘画艺术逐渐衰落之际能够顺利发展到清代，并能最终在清初画坛为“四王”所传承而形成独霸之势，毫无疑问是有其自身的原因的。而这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画大师董其昌身上。

与其说松江画派是一个画家群体，不如说是以董其昌为代表和领袖的绘画风格类别，甚至说，松江画派在中国画史上的影响力主要生发于董其昌，也唯有在明代画坛上，董其昌执松江画派之牛耳并对后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以国画大师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就是他们在笔墨渊源上均以元四家为宗，并上溯董巨，和董其昌一样，他们主要以董巨、元四家为宗，但具体面目又各各不同。

莫是龙“书画宗米南宫、黄子久……”，陈继儒把大小米、高克恭、国画大师倪瓒等列为自己心仪祟尚的“方外不食烟火人”。就是作为松江画派的依托，顾正谊、宋旭、赵左、宋懋晋、沈士充等的笔墨渊源，也多是在元四家基础之上，染指于董、巨、米、高。

因此，松江画派的艺术成就，也就建立在国画大师对吴浙两派末流的反叛上，他们为了力矫文徵明学赵孟頫、王蒙的细密、甜腻、繁琐和纤弱，革去浙派的硬、板、秃、拙，于是舍赵、王的笔墨图式而以黄公望、倪瓒为基础，上溯董、巨，又参以米芾、高克恭的韵致，终于开创出一种比国画大师董源、巨然、米芾、高长恭等更加温润、

秀雅、恬淡和静逸的艺术风格。

关于松江派在元人墓础上远溯宋人而区别吴门派师承路径的重要特征，当时苏州画家范允临曾有过中肯的分析：“吾吴画手，悉不知师古，推知有一征明先生(国画大师文徵明)，以为画尽是矣。……磋乎!夏虫不可与语冰，井蛙不可与语天，拘于俗耳。殊不知征明先生一笔不苟，动师古人，彼岂更有一征明拘拘而仿之哉。乃竟不知舍筏而更求之征明之先师其古，安知不降而与征明齐驱并驾，又安知不超轶征明而凌跨之乎!”

这里以国画大师所开创的松江画派与文徵明绘画风格相类比，提出了有过之而不无及的绘画传承又别有开创性的成就。范允临后来更进一步明确说道：“即如吾松有一董玄宰先生，笔笔从古法中来，此亦吾松面家之开山斧也。乃松人坚不肯摹仿，必欲追求其先辙，务凌而上之，此所以各自成一家，毫无习气。”则进一步肯定了国画大师董其昌以松江画派为器，所作出的“前无古人”的艺术成就。

董其昌“或董北苑、僧巨然、范宽、荆、关、倪迂、大痴、叔明辈，笔笔师之，而又不拘拘拟之……乃苏人曾不见古人面目，而但见玄宰先生之画，遂以为松江之派，真可叹可哀耳!”由此可见，后人以松江画派定义国画大师董其昌，也失于局限，或者应该说，松江画派是董其昌之一面而已。

范允临指出吴门派末流惟知一文征明，而松江派则力追古人，取精用宏，尔后方能各自成家。这是在师承历程上，松江派比吴门派更能“出现”的区别，也是国画大师能够在松江派在浙、吴画派式微之后带领松江画派另辟蹊径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