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的李煦和曹寅

康熙年间的李煦和曹寅

◇赵非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书中，收录苏州织造李煦和江宁织造曹寅两人的奏折有200多份，这些奏折是解读他俩生平事迹和了解清代扬州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织造”的特殊性

清朝在行政体系之外设内务府，内务府大臣的品级相当于六部尚书。它专管皇室事务。如宫内的太监、警卫、刑狱。皇家的典礼、膳食、财务、仓储、工程、畜牧等都是内务府的职责。南京、苏州、杭州三织造是它下属广储司的下属。织造的职责是专门织造皇室成员的丝织品，也为皇室采购江南地区珍稀物品。织造署由五品郎中或七品员外郎管理。清朝扬州府知府为四品，江都县知县是七品，以此可知织造本身职小位卑，不具备直接向皇帝上递奏折的资格。

现在普遍的说法是，康熙派遣曹寅到南京，是为了笼络江南士子。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康熙帝的初衷。

第一，一个五品官在江南政治中心的南京，多如牛毛，政治资本不够；

第二，织造这一职务从明朝开始到清朝末年，任此职者除李煦、曹寅二人外，极少名传青史；

第三，李煦和曹寅的奏折比之各封疆大吏的数量还要多，从清宫档案之《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没有见到杭州织造的奏折。

我得出结论是：李煦和曹寅密折上奏民情风俗、官员贪廉，不是本身的职务职责，而是他俩和康熙帝的私人关系，得到的特许。且看康熙三十二年，李煦的一份奏折：

奏

管理苏州织造、员外郎、臣李煦为恭请圣安事，窃念臣本包衣下贱，蒙恩特用，竭诚有心，报称乏术，身虽在外，神恋阙庭，每欲驰叩，又以职守所羁，不敢擅离，今特端请皇上万安，少展犬马之诚，谨此奏闻

康熙三十一年七月

康熙皇帝在此奏折后面朱批说：

朕五月间，偶感时气，后变疟疾，至二十九日方痊。今已大安，如平时一样。

也在七月，李煦又有奏折说：

奏

管理苏州织造、员外郎、臣李煦，为谨奏雨泽事，窃惟今夏，天时无雨亢旱，各处祈雨，仰赖皇上洪福，于六月十八日已得甘霖，近复霑足，苏州地方傍河田地，原有蓄水可车，竟属无恙，唯山田高壤，插莳稍迟者，约有五六分收成。目下米价亦平，粗者七钱上下，细白者九钱、一两不等。民情安堵，共庆天庥，臣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仰见皇上爱民如子，视民如丧之至意，敢就所知谨奏以闻康熙帝在此奏折后面朱批说：

朕已大安，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赐舛候，夏泽衍期，民心慌

慌，两浙尤甚。朕夙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贴来。

凡有奏贴，万不可与人知道。

李煦比曹寅晚几年到地方任职。康熙三十一年，曹寅从苏州织造调江宁织造，李煦接替曹寅的职务，他还不习惯奏报职务以外的事务，所以在奏折中说“臣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康熙帝则勉励他说：“秋收之后，还写奏贴来。”从这两份奏折中看出，李煦所奏报的内容已远离自己的职务。如米价、天时都不应当是他奏报的内容，然而康熙帝却鼓励他继续奏报。

应注意的是，皇帝的朱批已经超出了批阅公文范围，似乎是和朋友促膝谈心，两次都说及自己生病，最值得关注的是说：“凡有奏贴，万不可与人知道。”一个七品芝麻官的奏折需要经过多个层次的筛选才有幸到达皇帝面前，而李煦的奏折不需主管官员的转达，而且是“万不可与人知道”。

从以上不简单的君臣关系，可得出这样的推理：李煦的母亲文氏和曹寅的母亲孙氏都是康熙帝的奶母，两人同事时间长了，文氏看到孙氏的儿子曹寅长得不错，就把女儿许配给曹寅。有记载说曹寅幼年时是康熙帝的伴读或侍卫，因此康熙帝和曹寅不仅仅是君臣关系，而且是总角之交。史书上没有李煦幼年的记载，从上面两道奏折中可以看出，李煦的幼年应该也和康熙帝有总角之交。

印证曹、李与康熙私人关系不一般的还有一点，即康熙六次南巡，为了笼络江南士子，六次到南京明孝陵祭奠明太祖，除第一次住在江

宁将军府之外，其余五次都住在江宁织造署中（见《曹雪芹江南世家丛考》268页）。当时南京在清朝的地位相当于近代的大行政区政府和大军区司令部，以及省级政府、省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一品、二品大员的衙门有好几个，他不去驻跸，偏偏要住进五品官的小衙门，如果明白了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就不奇怪了。

曹寅哪来的巨资迎接圣驾呢？实际的情况是，曹雪芹祖上只有到他的祖父曹寅做了8年三品的通政司通政使兼两淮盐政，在这期间，才算得上是钟鸣鼎食人家。其余时间的祖辈都只是五品的江宁织造，年俸105两白银，月支白米五斗。织造署的开销长期由内务府拨款（见《曹雪芹江南世家丛考》224页），油水不会很多，到曹寅、李煦轮流出任两淮盐政之后，苏州、江宁两织造的开支才由两淮盐务拨款，两淮盐运是肥得流油的衙门。自此之后，曹、李两家才进入“烈火烹油”的豪富时期。

两淮盐政

康熙帝用人的标准是，可信赖的人不一定担当大任。李煦、曹寅都是他信赖的人，两人的官位都只相当于今天的县处级干部，只是曹寅工资待遇与今天的地区级副市长相当。两人在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了十多年，磨练出才干，康熙帝才于康熙四十三年和四十四年，先后任命他俩轮流来扬州任巡盐御史，曹寅有《奏谢钦点两淮巡盐到任日期折》说：

江宁织造、郎中、臣曹寅谨奏，恭请圣安，本月初七日，都察院差官奉到敇印，臣寅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祗受讫，于初十日离

江宁，十三日到扬州，到任办事。窃臣寅，身系家奴，蒙圣恩擢任，虽竭犬马之诚，难报高厚于万一，所有应行事件，容臣次第举行，时照巡盐衙旧例具报投进外，合先具折谢恩，报明到任日期，为此具折，谨叩头手书上奏，伏乞

睿鉴施行

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此时曹寅的实职是江宁织造，官衔是郎中，一般说官品是根据官衔提升的，该年曹寅来扬州两淮盐政院任巡盐御史，挨次来任此职的是李煦，巡盐御史这职务大致如同今天检察院检察长，受他检察的是从三品的两淮盐运使。此时是到提升他们官品的时候了，而且这次提升有点像坐飞机，一下子由县处级提升到副省长级。到第二年，也许是康熙帝的授意，或许是臣下揣摩出康熙帝的意图，于康熙四十四年闰四月初五日，由总管内务府等衙门合奏说：

当经臣等会议得：曹寅等在宝塔湾（高旻寺处也称宝塔湾）修建驿宫（指高旻寺西侧的行宫），勤劳监修，且捐助银两。查曹寅、李煦各捐银二万两，李灿捐银一万两。彼等皆能尽心公务，各自勤劳，甚为可嘉，理应斟酌捐银数目，议叙加级．惟以捐银数目过多，不便加级，因此请给彼等以京堂兼衔，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衔，给李煦以大理寺卿衔……

通政司是传达民意，沟通君民关系的衙门，主管官员称通政使，正三品。大理寺是终审法院，主管官员称大理寺卿，也是正三品。他俩都没有到中央任职，挂这样的官衔是为了有政治资本检察从三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