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

历史上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

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指的是1927－1930年前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往密切的一群中国学生，也被称为“米夫帮”。他们是：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继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从性别上看，“二十八个半”中有女性4人，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

在这些人中，有些人之间有着较为深厚的渊源，如：沈泽民和张琴秋当时已是夫妻；孟庆树则是王明当时追求的对象，回国后不久也结成了夫妻；朱自舜则是孟庆树在中山大学里最好的朋友。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以后，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形势的不断变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就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遵义会议上在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闻天也最终站在了正确的路线方面，以后在长期的工作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秦邦宪在中共七大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在领导《解放日报》、新华社以及在同国民党谈判的斗争中，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杨尚昆、张琴秋等很早就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何克全(凯丰)在遵义会议时仍然坚持不改，但在后来也改正了错误。

夏曦后来在战斗中成为烈士，殷鉴则在唐山煤矿开展工作时被捕牺牲。

李竹声、王云程、孙继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数几个人回国后便脱离了革命队伍，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另外一些人，在归国后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表现，如朱自舜、宋潘民、李元杰等，既没有做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踪，远不如他们在中山大学时那样“领风气之先”。

只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头头王明和其妻孟庆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始终不悔改，而是一意孤行，一错到底。

王明也名“陈绍禹”，他在1971年在苏联写的《中国共产党50年》一书，与张国涛的《我的回忆》同是研究党史的反方参考资料之一。

夏曦病死在红2军团（贺龙）和红6军团（肖克）赴云南的路上，是2、6军团的重要负责人之一（2、6军团后编为第二方面军，由任弼时负主要责任，贺龙、肖克、关向应为辅），他一生功过互抵。由于在肃反中过分扩大化，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被当成反革命杀害。他死后，二方面军内有人心大快的说法。但平心而论，他的功绩也不能因此被完全埋没。

陈昌浩归国后与张国涛同去湘鄂豫西，并成为红四军（后红四方面军。先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军队编号也是红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张国涛毛尔盖会议后南走西康，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时张国涛系红军总政委，朱德系红军总司令），后北征到甘肃会宁过黄河时，因军事上的错误延误了渡河时机，不得不与张国涛朱德等人分手，四方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陈昌浩与徐向前同为左路军负责人，统领7军、31军、5军团（董振堂）和9军团渡河西行，后在河西走廊与马步芳军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在甘肃高台一战中，军团长

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全部战死），他只身回到延安，从此一蹶不振。解放后，他因俄文非常好，被任为马列主义编译局局长（地在北京西单附近的西斜街），大约在文革期间去世。

还有，那“半个布尔什维克”是指张闻天(洛甫），这是毛泽东戏称的，缘是他从遵义会议起，已背离那留苏的米夫帮，完全赞同毛的领导，尽管他是实际上的党的负责人（党中央总书记），直到1944年7大中落选为止。

张闻天解放后任副外长，并曾任驻苏大使。在庐山会议（中共8届8中全会）上，因发表同情彭德怀的观点，被打成“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看起来，他这“半个布尔什维克”未必比得上那些100％的，比如，杨尚昆后曾贵为国家主席。

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指的是1927－1930年前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往密切的一群中国学生，也被称为“米夫帮”。张国涛不在此列，因为他在苏联的两年期间没有在中山大学上学。左权和伍修权虽都在1925年夏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1927年冬两人都转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已经脱离了中山大学。伍修权后在1929年调苏联伯力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已完全脱离中山大学的米夫帮的控制。

因此，张国涛、左权和伍修权3人虽都留过苏，但不属于那“28个半”。

附录：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简介

1920年5月决定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13]。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首批去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叫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14]。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都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1923年以后，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1926年中山大学在校生340人，1927年达到800人。到中山大学1930年关闭止，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联共(布)远东局在满洲里开设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送苏各大学续读，共接收中国学生310人(广州180，上海、北平、天津共100，湖南、云南、黄埔军校各10人) 。